在以重大事件為線索的近代史研究領域，幾乎全部的重大事件皆與外交問題相關，或側重于外交問題。我們從中國史學會編輯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目錄即可明顯地看到這一特點。這一叢書中涉及1911年前史事者，包括《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捻軍》《戊戌變法》《回民起義》《中法戰爭》《中日戰爭》《洋務運動》《清末教案》《義和團》《辛亥革命》。探尋晚清民國外交的歷史真相，進而檢討其中的得失，是學術界常議常新的話題，也是學術界之外的讀者關注的熱點。

對清末民初外交的得與失進行反思，我們須首先回答一個問題，即近代中國外交官從何而來？再進一步追問，可細化為系列問題：在傳統的官僚系統之中，在推崇“君子不器”、淡化專業技能和職業分類的科舉制度下，外交官是如何被選拔出來的，這種選拔方式對外交實踐有怎樣的影響？中國的駐外外交官群體是如何產生，他們的實際權力與功能如何？科舉制度停廢之后，又如何選拔外交官？

本書就是為解答這些疑問而進行的嘗試。基本的思路是，將晚清總理衙門及由其改組而成的外務部官員，以及駐外使團成員這一龐大的外交人員群體作為考察的對象，通過發掘、搜尋、整理總理衙門大臣、章京，駐外公使、參贊、隨員、翻譯官，外務部大臣、丞、參議、司員的眾多履歷及生平史料，探究他們的來源、選任、遷擢、群體演進等諸多問題，論述近代外交官出現和初期成長的經過，為觀察清末民初的外交提供一個制度史的視角。

總理衙門：排斥書吏，章京辦稿

1861年，根據留京辦理“撫局”的恭親王奕?、大學士桂良、軍機大臣文祥的奏請，身在熱河的咸豐帝批準成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專辦外國事務”。總理衙門是新式的外交機構，被各國公使翻譯成中國的外交部。

總理衙門體制仿照軍機處。與軍機處人事制度一樣，總理衙門官員也分為兩級：總理衙門大臣（堂官，部長級）、總理衙門章京（司官，司員級）。大臣從內閣大學士、各部尚書、侍郎及京堂中選派，三至十余人不等。因大臣權責并無太大的差別（無今日正副部長的區分），使得后來在大事上無人敢于擔當。章京從內閣與六部司官（內閣中書及各部主事、員外郎、郎中）中考選，總額定為48人，滿漢各半。其中，總攬庶務者四人，稱為總辦章京。與軍機處一樣，總理衙門大臣、章京各帶原衙門的職務，這些職務也各有品級，因此，他們在總理衙門的工作是一種差使。他們的升遷，與本職的品級掛鉤。他們的時間和精力，也因兼差制度而受到分散。

在總理衙門官員中，負責辦理龐雜的日常事務的，是章京群體。他們從各部院的司官中，經由簡短的作文考試考選而來，其中最得力者——漢員，皆出身于科舉正途。科舉制度所選拔的官員長于闡釋經典，故而在六部衙門，日常事務實際由官員之下，熟悉則例、富有經驗的書吏承擔。在士人眼中，官、吏區分流品。書吏未經歷科舉選拔、未受過圣人訓誨，往往重利輕義。書吏把持政務，常被看作清代行政系統的弊政而飽受批評。

然而，總理衙門仿軍機處體制，特別重視日常事務的保密，所以，排斥書吏，不讓他們染手政事。這樣，就迫使出身科舉的總理衙門章京親自辦稿，外交事務由此避免像六部那樣操諸書吏之手的命運。而科舉出身的章京得以借此歷練，從修撰檔案、收發文書開始做起，之后分股辦事，起草各式外交文書，經過數年的歷練，交涉經驗逐漸從無到有，積少成多，能成為一方面外交問題的專家。他們中間，產生出一批視野開闊、熟悉成例、辦事明練的外交人員。

“歪打正著”：丞參制度與職業化

1901年，清朝將總理衙門改組為外務部。廢除原來總理衙門的兼差制度：外務部設立專職尚書、侍郎；總理衙門章京開去在六部的本職，專任外務部司官。由于歷史傳承，外務部由司官直接辦事，而將書吏排除在外，避免了書吏操持政務這一清代傳統弊政。

清例，六部堂官（部長），尚書、侍郎分別為從一品、正二品；而堂官之下的司官，最高為郎中，正五品，中間有較大的鴻溝。司官位至郎中之后，大致有三種上升途徑：外放知府、道員；保送京堂；考選御史。這三種途徑皆須司員離開原有機構，故而無法長久任職，無法積累和傳承專門的行政經驗。

外務部成立后，總理衙門章京改為專職的外務部司官；另外，為了安置總辦章京，設立左右丞、左右參議職位。左右丞各一，正三品；左右參議各一，正四品，充原總辦章京職掌，這樣，就突破了傳統的六部體制，外務部郎中無須像六部郎中那樣，在職務上升時無須離開本部。一位優秀外交官員可循外務部主事（正六品）、員外郎（從五品）、郎中（正五品）、參議（正四品）、丞（正三品）、侍郎（正二品）、尚書（從一品）的階梯晉升，從制度上保證了外交官職業化的可能。

駐外使館的選任制度

近代外交系統的另一端是駐外使館。晚清駐外公使的派遣與使館建立，有著內外兩層促動因素。在19世紀中期，因國內人口過剩及全球勞工市場短缺，大量華人漂洋過海，外出謀生，備受欺凌。在外國領事與公使的提示和建議之下，清朝逐漸意識到保護僑民的必要性；同時，東鄰日本的迅速崛起與蠻橫挑釁，極大威脅著國家安全，在屢經討論之后，清朝向海外派出常駐使團，試圖通過這種西式的外交模式因應上述問題。然總理衙門并未儲備相應的外交專才，加之清流橫議，遣使一事阻力尚存，于是總理衙門采用了以南北洋大臣為主的督撫保舉、總理衙門推薦的公使選任方式。一大批對外部事務有所留心的官員，或在洋務上有一技之長的督撫幕僚、部屬、同鄉被保舉為駐外公使，經軍機處、總理衙門斟酌推薦后成功上任。

晚清駐外公使的選任有其機制與程序。第一步先由官員保舉使才，京中、外省高級官員多依派系來源并考慮洋務能力來保舉使才，為公使選任提供可供采擇的合理范圍。而后再經軍機處與總理衙門的肯定，確認建議人選，形成“使才記名清單”。每逢有駐外公使三年差滿回國，由軍機處呈遞“記名清單”，交皇帝從中圈選欽定。

公使之下的參贊、隨員、翻譯官等，則由公使自行遴選。駐外使團以三年為期，期滿回國，可獲得保獎，便利獲獎者仕途的升遷。所以，多有憑借私人關系進入使團者，他們多半出身雜途，與總理衙門章京出身于科舉正途形成鮮明對照。

外交人員：從兩分到合流

總理衙門大臣與章京，是傳統士大夫的一部分；而駐外公使及駐外使團成員，在資格上并未嚴格限制，駐外使團遂成為公使私人屬性較強的幕僚團隊。由于有勞績保獎帶來的升遷好處，一些雜途人員或借助與公使的特殊關系，或經由朝中大員的請托而進入駐外使團。他們被任命為駐外參贊、隨員，襄助公使辦理日常事務；或被任命為領事官，獨立負責保護一方華僑。他們成長于國內環境，多不通外語（駐外翻譯官除外），也未經歷過職業訓練，并無專業能力可言；又因遠離國內，義理名教、清流言論對他們而言，少有約束作用。由此而形成了晚清外交人員的兩分：一類是總理衙門章京與大臣，大致源出科舉正途；另一類是駐外公使及其下屬，他們經由大員保舉、請托等方式得以上任。

1901年外務部成立后，著意糅合以上兩類群體，使得外交官可得以內外互用：外務部丞、參可以出任駐外公使；外務部司官可外任駐外參贊、領事、隨員，這樣，經過多年的持續推動，就逐漸形成一個獨立的職業外交官培養系統。

外務部在選人用人方面，先是沿用總理衙門章京考試的老辦法。到1906年后，改用奏調。從此，進入外務部的新人，在結構上發生重大變化，他們不再是科舉正途出身，而更多是從駐外群體、外語人才中調用。在專業化方面，外務部逐漸意識到對官員進行職業培訓的必要。1906年，外務部候補員外郎張元濟在部內高層支持下，起草改革方案，成立外交官調用、培訓及儲備的機構——儲才館，作為合理選官的制度保障，奏調“嫻習各國語言文字，或研究中外政法條約”的中級官員入館學習，其中，“應先就兼習各國語言文字、曾經出洋或曾在各省辦理洋務者，擇尤調取”，官員經初選調部，須進館學習，期滿后，根據成績和表現決定是否留部。

繼承與開新：從晚清到民國

晚清最后十余年，建立起一個大體完善的職業外交官的培養制度，外交官不再附庸于科舉制度，也獨立于清末改革后較為混亂的文官制度。一批通曉外語或經驗豐富的外交官，獲得體制內賦予的名分與級別，在本領域成長進步，并依據獨立的人事系統，在國內外外交機構任職，依據成績與表現，依次上升。在舊有條件的培養以及新制度的促成之下，一批出色有為的外交官迅速成長起來。這些人歷經清末民初的更迭，被新成立的民國政府留用，成為外交界倚賴的臺柱。舊的外交制度及其改革后的新制度，并未能將多數人培養成優秀的外交官；然少數的成功者，依據其良好的業務能力，卻有可能引領此后中國外交的改革與發展，將其在清末所見所得的經驗與教訓，化作導引中國外交的智慧。國體革命之下的制度延續，也由此顯示出合理性與必要性。

1912年，南北和議告成，清帝遜位。統一后的中華民國政府接收了前清外務部，卻沿用南京臨時政府“外交部”之名，重新聘用外務部官員，調整外務部的內部結構。名曰新造，實為繼承。晚清建立的職業外交官體制，得以繼承和完善；在這一體制下成長的職業外交官，亦由此成為民初外交的主角。

本文摘錄自《中國近代外交官群體的形成（1861——1911）》一書，三聯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