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鎮，世界互聯網大會的永久會址，位于今嘉興桐鄉市的西部，杭嘉湖平原的腹地，擁有1300年建鎮史。市鎮是商品經濟發展的產物，也是鄉村向都市化轉變的產物。南宋兩浙已興起了大批市鎮，明清時期則出現了空前繁榮的盛況。長三角地區的市鎮發展最為迅速，分布密度也最大，而烏鎮作為它們的首席代表，素有“江南第一鎮”之美名。不為當代大眾所熟悉的是，現在的烏鎮其實是歷史上的烏鎮和青鎮兩個集鎮所組成的；兩者不但不屬同縣，而且不屬同府。它倆的整合既是古代以來江南市鎮社會發展的縮影，也是經濟發展的必然。

杭嘉湖一帶清末民初分縣詳圖

烏鎮，一溪見證千年分合

明清時期，烏鎮、青鎮分屬湖州府烏程縣與嘉興府桐鄉縣，只是以車溪（今市河）相隔，近在咫尺，實為一鎮。兩鎮雖有政區阻隔，但當地人習慣合稱為烏青鎮，烏青鎮的認同是切實存在的。在康熙《烏青文獻》的“疆域”中，張園真就對烏青鎮的疆域和四至有著清晰的表述：“市逵縱七里，橫四里，青鎮縱與烏等，橫半之”，“至于數十里中疆域所至”。民國年間，也有《烏青鎮志》發行。

民國《烏青鎮志》

追溯其歷史，唐時烏青兩鎮并未分立，統稱烏鎮。唐咸通十三年（872年）的《索靖明王廟碑》（朱洪撰并書，吳曄篆額）首次出現“烏鎮”之名，烏鎮稱“鎮”可能始于從此。烏鎮何時分為兩鎮，具體時間不明。北宋《元豐九域志》中記載，湖州烏程縣有烏墩鎮、秀州崇德縣有青墩鎮，可見最遲在熙寧年間，烏鎮、青鎮已經分立，并屬于不同的州縣。南宋嘉定年間，湖州人莫光朝在所撰的《青鎮徙役之碑》中也說：“烏青鎮分湖、秀之間。”

北宋兩浙路湖州、秀州

烏鎮的從屬關系相對簡單，一直屬于湖州烏程縣；而青鎮從屬則時有變化。后晉之前，青鎮本屬于蘇州嘉興縣。后晉天福五年（940），吳越文穆王析蘇州置秀州，青鎮遂屬嘉興縣隸秀州。北宋熙寧十年（1077），析嘉興縣西境的梧桐、永新、清風等5個鄉歸崇德縣，青鎮在清風鄉，屬崇德隸秀州。后為避宋光宗趙惇諱，改稱烏鎮、青鎮。明宣德五年（1430），析崇德縣的募化、千金、保寧、清風、永興和梧桐六鄉置桐鄉縣，青鎮屬之，隸嘉興府。

淳熙三年（1174），萬圭《青鎮索度明王碑》說：“秀之青墩與湖之烏墩二市，相抵為一鎮”。此時的烏青鎮已經有相當名頭了。明朝時期，在江南工商業的刺激下，烏青鎮迎來了繁榮時代，“負販之廣，封桑之勤，又日盛一日……縉紳士夫摩接街市”。萬歷年間，烏青鎮已經成為居民萬戶的大鎮， 當時推官張應雷稱“烏青地方乃浙、直（南直隸）之交，湖州之烏程、嘉興之桐鄉、蘇州之吳江三邑相連，本鎮居民近萬（戶）。”

鎮制規模不斷擴大，且多刑事案件，加上分屬兩府兩縣。這種情況下，原有的政區級別已經不適合烏青鎮了。于是，早在明嘉靖十七年(1538)十一月，曾任廣東按察副使的鎮人施儒就以“以弭鹽盜，以安地方事理”為由，報了一份《請分立縣治疏》，奏請朝廷批準分立縣衙。從這份《請分立縣治疏》中，不難看出烏青鎮的盛況：“地僻人稠，商賈四集，財賦所出甲于一郡。……烏程、歸安、桐鄉、秀水、崇德、吳江等六縣輻輳，四通八達之地，……宛然府城氣象。”烏青鎮雖無城墻，卻有坊門，規模與府城相比，其實有過之而無不及。烏鎮縱七里、橫四里，青鎮縱七里、橫二里，有南昌門（青鎮南門，通杭州）、澄江門（烏鎮北門，通蘇州）、朝宗門（青鎮東門，通嘉興）、通雪門（烏鎮西門，通湖州）。烏青鎮全鎮周長達十八里，而明代湖州府城、嘉興府城的周長都只有十二里，所以時人說烏青鎮“名為鎮而實縣郡邑城郭之勢”；而管轄青鎮的桐鄉縣城更是在鳳鳴市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規模之小根本無法與青鎮相抗衡。

分縣之事，終究沒有成功。不過嘉靖十九年，明廷還是為烏鎮設立了添設通判、同知正六品官衙的添設館。萬歷三年（1575），因烏鎮周邊鹽盜猖獗，改添設總捕同知一員，欽給“督理巡鹽捕盜同知”關防，專一緝捕盜賊，兼管水利鹽法，附近府縣悉聽約束。由是擴建原有官衙，稱浙直分署。康熙元年（1662），清廷同意湖州府同知移駐烏鎮，授以巡鹽捕盜同知關防，“三府六邑悉為統轄”，同時仍控制石桐秀吳等縣（民國《烏青鎮志》）。康熙三年，康熙帝決定恢復明時浙直分署的機構，定名為“督捕同知署”，又稱“江浙分府（署）”，官署設在官人橋西。民國年間，同知衙門廢棄，烏青鎮降為普通市鎮。

江浙分府

兩側楹聯為“屏藩兩浙（宋兩浙路），控制三吳（古代會稽、吳、吳興三郡合稱）”

廣場對聯為“控制五邑（杭、嘉、湖、蘇、松），督稽七屬（烏程、歸安、桐鄉、石門、秀水、吳江、震澤）”

1930年8月，仍然有烏鎮人向省政府提呈，要求將烏青鎮整合升格為烏青縣，或是將桐鄉縣治移至青鎮。此事皆因牽涉吳興（當時烏程、歸安已合并為吳興縣）、桐鄉兩縣，且桐鄉縣治應在縣域中心，皆不具有可操作性。

1916民國地形圖烏青鎮

新中國成立后，對政區邊界進行了整理。1950年5月，吳興縣烏鎮的9個行政村（其中鎮上4個）劃歸桐鄉縣，與青鎮合并，統稱烏鎮至今。千年之后，烏青鎮再次合一。

楓涇，一河造就兩省界首

楓涇是上海西南的門戶，有“江浙界首”之稱。烏青鎮是一鎮被分屬兩府后整合；上海金山區楓涇鎮的經歷更為奇特，是分屬兩省后整合。

楓涇鎮初名白牛市，位于嘉興縣治東北六十里，因宋代白牛居士陳舜俞居此而得名。元至元十二年（1275）立鎮，稱白牛鎮。明代因其地屬楓涇鄉，因而改稱楓涇鎮。楓涇鎮分為南北兩鎮。

宋、元時期楓涇（白牛市）鎮示意圖

隨著元明行政區劃的變遷，楓涇鎮開始了先是分屬兩府（路），再到分屬兩省（布政司）的奇特經歷。至元十四年，嘉興路華亭縣升為華亭府，次年改為松江府，轄華亭縣。南鎮屬嘉興縣；北鎮屬華亭縣。明洪武十四年（1381），明太祖見浙江實在太小，將湖州府、嘉興府還隸浙江，從此楓涇南北兩鎮分屬兩省，分別隸屬浙江布政司嘉興府嘉興縣、南直隸松江府華亭縣。宣德五年（1430），析嘉興縣東北境為嘉善縣，楓涇南鎮屬之。同年，明確楓涇鎮以鎮中市河(今界河)為界，南北分治。清順治十三年（1656），析華亭縣一部分為婁縣，北鎮屬之。清宣統二年(1910)南北鎮分別設立自治公所，轄區范圍不變。民國時期，南北鎮行政區劃均沿襲舊制。

楓涇鎮宋代即設有驛站通往秀州。分省以后，因地處兩省交界處，嘉善縣主簿、婁縣巡檢司及兩縣分部防外圍，均在此處，成為兩省、兩府的交通樞紐和咽喉之地，故被稱作“江浙界首”。

楓涇南北界河

鎮上的廣福橋，為清嘉慶年間重建，系該鎮僅有的一座結構完整的古石橋。兩側橋門有“劃開兩浙三吳界，渡盡天涯海角人；虹飲斜涇上下潮，船迎古廟參差廬”聯句，此聯正是楓涇區位的真實寫照。

楓涇鎮地處兩省之交，又在全國棉紡織中心松江、嘉興的核心區位，它的繁榮在很大程度上仰仗于著名的棉紡織業。楓涇農家精于紡織，生產大布、小布，農婦藉以為業。鎮上收購棉布的布號更是數以百計，“前明數百家布號，皆在松江、楓涇、朱涇樂業，而染坊、踹坊、商賈悉從之。”（顧公燮《消夏閑記摘抄》）楓涇所產小布闊一尺、長二丈二尺，大布闊二尺，長四丈， 大抵是嘉善一帶的通例，用一只筘者為小布，用二尺筘者為大布；小布以二丈二尺為匹，大布則以四丈為匹。1993年《楓涇鎮志》記載：“明清兩代，土布業興旺，商賈匯集，市場繁榮，土布商行有兩百多家，年購銷量達兩百多萬匹。”這反映出該鎮巨大規模的棉紡織業。民國期間一度曾銷往福建、臺灣及南洋諸地，素有“買不完楓涇布，收不盡魏塘紗”之譽。楓涇又處于魚米之鄉，米市也頗為發達。是故《楓涇小志》有言：“靈秀鐘聚，不遜通都大邑。”

1915楓涇鎮

1951年3月，出于和烏鎮類似的原因，經華東軍政委員會批準，南鎮并入北鎮，楓涇鎮結束了分治歷史。

駱駝，一港借成百年爭議

寧波府的駱駝鎮位于寧紹平原東部，甬江北岸，姚江水系中大河橫穿東西，為往來之孔道行旅之要津。清代中葉，已是商場日繁。相比分屬兩府的烏青鎮與分屬兩省的楓涇鎮，它雖只是分屬慈溪（明永樂十六年，縣令失印，故更印改名慈谿；漢字簡化后，復谿為溪。本文統稱“慈溪”）、鎮海兩縣，卻更是一團漿糊。與眾多江南市鎮一樣，駱駝也是因河而生，縣界也與河相關。但因河形成的縣界十分奇葩，不是按河分界，而是將整段河流及河流兩側的兩三里地（下文簡稱“駱駝橋走廊”）劃給了慈溪縣，造成鎮海縣一分為二的奇景，并形成了浙江省最大的飛地。

1909年的寧波府（局部）

駱駝橋走廊何時拓展至海邊將鎮海縣一分為二卻不得而知，南宋《寶慶四明志》定海縣境圖里并無走廊，《寶慶四明志·定海分志》文字部分也明確駱駝橋屬于定海縣（清康熙廿六年，改定海為鎮海）。到了明代，天啟《慈溪縣志》的“海”條下明確記載了走廊已經東擴至海的內容：“縣東，去六十里貫定海縣境亦濱于海。”這說明駱駝橋走廊至少在明天啟初年已經將鎮海一分為二。駱駝鎮東2公里處還有個有趣的地名“借邑港”，正系明慈溪縣借鎮海之地開掘河道經福田庵、至灣塘碑牌張水灌口排水出海之地，故名借邑港。但這一借就是數百年，并借走了駱駝橋走廊，成為了慈溪縣長三都。

南宋寶慶志定海縣境圖

光緒《浙江全省輿圖并水陸道里記》的慈溪縣圖和鎮海縣圖中，都出現了“界牌樓”這一地名，它位于駱駝橋走廊中段的憇橋市附近。明清時期，界牌設置一般是因為發生爭界事件，經政府裁決后，設立界牌，平息紛爭。據民國《鎮海縣志》 記載：“往西北行至憇橋市，往西北行到界牌樓，入慈溪境；再往西北行一里多，又是鎮海境福田閘。”這里透露了兩個信息：一是慈鎮發生過縣界爭執；二是走廊極其狹窄，只有一二里寬。

清光緒志鎮海縣境圖（局部）

駱駝橋走廊導致了一自然鎮（駱駝）或一自然村（憩橋）分屬兩縣的奇葩情景。如民國時期，慈溪縣莊橋區設駱駝鎮；鎮海縣東管區在駱駝橋街河（中大河）南建立六大鄉（駱駝、六大寧波方言諧音）。駱駝集鎮中間屬于慈溪縣，兩側的街雖屬于鎮海縣，歷來卻規定，稅收所得都歸慈溪。當地方言戲稱“鎮海縣老爺扯淡瓶（方言，指吹牛），賺來鈔票歸人家”。

1945鎮海縣抗日民主政府行政圖（浙東根據地領導下的臨時政權，可見兩個駱駝并存的情形）

清末民初，隨著地方自治觀念的逐步深入，區域觀念越來越強化，邊界紛爭隨之層出不窮。從鎮海縣的角度看，駱駝橋走廊將其一分為二，對其管理造成了極大不便，無論是賦稅收繳還是治安管理。1924年，鎮海縣政府編撰的地方志玩起了“地圖開疆”。縣志《鎮海縣地圖》（實際于1932刊行）總圖中，粗看起來，駱駝橋走廊與鎮海其他區域一樣設色，似乎駱駝橋走廊已經劃歸鎮海；而在分圖中，該區域標為慈溪境。這反映了鎮海縣希望收回這一走廊地域又未得到上級政府承認的尷尬境況。整個民國時期，鎮海縣也為此和慈溪縣足足打了一個朝代的“官司”。

南京國民政府名義上統一全國之后，內政部的首要工作便是整理全國行政區域。1932年，浙江省政府勘慈溪、鎮海界。鎮海縣不但未能“討回公道”，還又讓了一部分地給慈溪。省政府的意見是：“前來查慈溪、鎮海兩縣分界處有自福祿橋起經駱駝橋、借邑港橋繞灣塘而至黃沙閘橋止一段原為鎮海縣轄地，經委員勘明此港關系慈溪全邑水利甚鉅，故將此帶地形劃歸慈溪縣管轄。”鎮海縣也并非一無所獲，通過這次勘界，慈溪駱駝橋走廊的東端被定在灣塘，而非海濱。

民國《內政公報》1932年5卷47期

抗戰結束后，浙江省政府繼續開展因戰爭被迫中斷的勘界事務。鎮海縣再次向浙江省政府申請將駱駝橋走廊歸還鎮海，“鎮海縣參議會代電：請迅將慈溪之借邑港、駱駝橋等嵌地歸還該縣。”（1947年《浙江省各縣縣界糾紛處理情形簡明表》）但浙江省民政廳出于此地對慈溪縣水利關鍵作用的考量，一直將其劃歸慈溪，鎮海縣只能通過“灘涂增長海岸”的方式結束其飛地狀態。1947年，灘涂擴張，駱駝橋走廊出海口為鎮海縣所奪，鎮海縣靠一段極薄極短的海岸聯結，形式上結束了飛地狀態。

新中國成立后，鎮海縣終于向慈溪縣“要回公道”。1951年6月，慈溪縣駱駝鄉歸鎮海縣管轄，與鎮海縣六大鄉合并為鎮海縣駱駝鎮。而對于慈溪縣來說，這只是被拆分的前奏而已。

烏鎮、楓涇、駱駝，都是那個時代江南大市鎮整合的縮影。1950年5月，崇德縣石門鎮、桐鄉縣石灣鎮合為崇德縣石門鎮；嘉興縣嘉濮鎮、桐鄉縣桐濮鎮合為桐鄉縣濮院鎮。10月，蕭山縣錢清鎮（北鎮）、紹興縣錢清鎮（南鎮）合為紹興縣錢清鎮……兩浙三吳大地正式步入了厘清“一鎮分屬兩縣”歷史舊賬的大時代。

遂焉先生、趙旭騰先生對本文亦有貢獻。

參考文獻：

樊樹志：《明清江南市鎮探微》，復旦大學出版社，1990年9月

徐建平：《民國時期的縣級行政區域整理（1927-1937年）——以浙江省為例》，《歷史地理》，2014年第2期

周乾松：《烏鎮史研究》，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