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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一切規則”的約翰遜辭職,英國政治能否由激情回歸理性
7月7日,英國首相約翰遜宣布辭去保守黨領袖之職,在新黨魁選出前繼續擔任首相,等待著權力交接。反對約翰遜的力量終于成功了,對他們來說,這似乎來得太突然,不知是喜還是悲。以約翰遜為代表的英國民粹主義暫時落幕,近年來由約翰遜造成的英國政壇混亂局面或將結束。

當地時間2021年4月28日,英國倫敦,英國首相約翰遜參加議會例行的首相質詢環節。人民視覺 資料圖
一、民眾的力量
約翰遜從來就是個特立獨行的人,其行為在當前的英國政壇很少見。他有豐富的從政經驗,也能敏銳地察覺到英國人民的情緒。早在前首相布萊爾的工黨執政時期,約翰遜就向倫敦市長利文斯通發起挑戰,并于2008年戰勝利文斯通成為第二任倫敦市長。倫敦市長選舉是布萊爾時期開啟的直選活動,2000年舉行了首次選舉(編注:倫敦市長職位由1998年的大倫敦管理局公民投票建立,任期固定為4年,首次選舉于2000年5月舉行,首任倫敦市長于2000-2008年在任),此舉旨在改造英國的選舉制度,把直選納入代議民主體系。
約翰遜在倫敦市長直選中最能感受到的是民眾的力量,只要能夠拋出民眾關注的議題,便有機會引領時代潮流。以人民的名義,或者得到廣大民眾的支持,這是約翰遜在政壇能夠游刃有余的根基。在倫敦市的治理上,約翰遜在防止犯罪和發展經濟上做出了相當大程度的改革,而這些執政經驗為約翰遜走上首相職位奠定了基礎。
約翰遜在2015年大選時重新以保守黨議員身份返回下議院,到2016年結束倫敦市長任期后,他只剩下了下院議員的身份。但他與時任首相卡梅倫關系密切,也是卡梅倫在保守黨內部的重要支持者。然而就是這個支持者抓住了卡梅倫創造的時機,把卡梅倫拉下了首相職位。
卡梅倫領導保守黨在2015年大選中贏得了多數,告別了2010年形成的懸浮議會,保守黨終于可以獨立制定大政方針。為了兌現大選中的承諾,卡梅倫把脫歐公投的時間提前到2016年。原本想借著保守黨大選獲勝的余力引導民眾選擇留在歐盟,這樣便能以民眾的力量向歐盟施壓,推進歐盟機構改革,但事與愿違。
最大的問題出在了約翰遜身上。作為具有影響力的倫敦市長,約翰遜的政治主張會影響一大批人。2016年2月,約翰遜在短信通知卡梅倫之后公開表達自己支持脫歐,這給卡梅倫造成災難性打擊;5月,約翰遜卸任倫敦市長,民意調查顯示,52%的人認為他當市長做得非常好,此時距離6月的脫歐公投只有一個多月,約翰遜已經成為脫歐陣營的關鍵領導者,他在為自己的政治前途而拼搏。
約翰遜能夠準確把握英國的民意走向,這讓他在政治上增強了自信。有人說他是“英國的特朗普”,而約翰遜卻不屑一顧。然而,約翰遜代表了民粹的力量,這是無法否認的事實。脫歐公投改寫了歐盟和英國的發展路線圖,但也為約翰遜擔任首相提供了通道。
二、馴服首相
英國制度對首相形成了極大的牽制作用,這種壓力不僅在于反對黨,也在于執政黨內部。保守黨對于選舉領袖有詳細的規定,候選人必須先由8名保守黨議員予以支持,一般經過兩輪及以上選舉才能確定最終人選。
英國脫歐后,時任首相卡梅倫辭職,保守黨必須選出新的黨魁。在領袖競選中,約翰遜受到脫歐運動中親密盟友戈夫的攻擊,憤而拒絕參選。特雷莎·梅當選黨魁后,為了彌合保守黨內部分歧,把脫歐派領導人約翰遜拉入內閣,2016年7月任命其為外交大臣。
特雷莎·梅政府最大的問題在于無法平復保守黨內部分歧,硬脫歐派力量愈發強大,而梅的對歐政策顯然有些滯后。這給約翰遜創造了機會,他以退為進,2018年7月辭去了外交大臣,進一步等待時機向首相職位邁進。
終于,特雷莎·梅并未快速解決脫歐問題,在下院也屢遭慘敗。在1922委員會主席布雷迪的壓力下,梅做出了辭職決定。約翰遜正式參加保守黨領袖競選,毫無疑問地獲勝了。2019年7月,約翰遜成為了首相。
約翰遜的勝出主要在于英國脫歐拖延了很長一段時間,保守黨內部期望能夠對此有個決斷。為了盡快脫歐,為了應對議會下院的壓力,約翰遜決定提前大選,再次爭取民意支持,以加快脫歐進度。2019年12月的大選保守黨大獲全勝,較2017年席位增加了48席,遠超過工黨議席。約翰遜為保守黨帶來了選票,奠定了保守黨的執政地位。
然而,約翰遜并不是個循規蹈矩的人,英國廣播公司(BBC)的報道更是稱其為“打破所有政治規則的首相”。且不論他的個人生活,即使在規矩森嚴的下院和保守黨內部,他也毫不在乎那些所謂的規則。他所看重的只有民意,民眾的支持是他引以為榮的資本。但脫歐終究會成為過時的議題,約翰遜必須創造議題吸引民眾的眼球。
他頻繁改組內閣,肆意解雇大臣。他解雇因考試問題飽受爭議的教育大臣威廉姆森,把因未處理好從阿富汗有序撤軍的外交大臣拉布調離職位,保守黨骨干力量被他整得七零八落。而問題在于,約翰遜自己政治丑聞不斷,“生日派對門”、“裝修門”等屢上新聞頭條。約翰遜自己違反規定且明知故犯,但堅稱自己不會辭職。
2019年底的大選結束后,民眾已經授權給他,對他的違法行為無計可施,只能在地方選舉上反對保守黨。而在保守黨內部,反對他的力量不夠強大,或者說支持他的力量占了上風。在今年6月6日保守黨內的不信任投票中,約翰遜仍取得了59%的黨內支持率。按理說,這能讓他安然度過一年,足以有時間重整隊伍。
然而,副黨鞭平徹6月底的翻車徹底引爆了保守黨內部對約翰遜的不滿情緒。約翰遜早就知道平徹有問題卻仍任命他為副黨鞭,并且明知故犯地誤導議會,言辭前后不一,后來雖為此道歉,但為時已晚。衛生大臣賈維德和財政大臣蘇納克帶頭辭職,此后陸續有將近60名保守黨議員辭去政府職位,新任命的財政大臣扎哈維剛上任兩天便敦促約翰遜下臺。約翰遜眾叛親離,無奈之下被迫宣布辭去保守黨領袖。英國下院議員終于馴服了這位特立獨行的首相,約翰遜最終沒有守住他不會辭職的承諾,政治堅毅終于向嚴酷現實低下了頭。
三、政治遺產
約翰遜沒有留下重要的政治遺產,他只是給脫歐劃上了個不太圓滿的句號。他的辭職講話非常簡短,似乎一改過去喋喋不休的講話風格。
約翰遜談到了2019年大選,稱這是自1987年以來保守黨贏得的最大多數議席,也是自1979年以來贏得的最大選票,這或許是他帶給保守黨最大的貢獻。他也提到了脫歐,但只是一筆帶過。他重點提到了俄烏沖突,向烏克蘭人民發出信號,稱英國將繼續支持烏克蘭人民為自由而戰,此時還在表達他的民粹思想。
約翰遜的遺憾是沒有堅持住不下臺,因為他得到了人民的授權,有很多事情等待著他去完成和實現。然而他也意識到英國下院議員的力量,因為越來越多的議員加入了反對他的陣營。約翰遜能夠發動議題贏取英國民眾的支持,但這種政治敏感并未在下院發揮威力。主要原因在于,下院是個講規矩、重法律和談道德的地方,觸碰了紅線必然受到反制。
約翰遜對威斯敏斯特的議員們發出哀嘆說,下院議員群體的直覺是極具影響力的,群體想怎么樣就怎么樣,而且在政治上,沒有人是不可或缺的。約翰遜感受到了650個議員群體的力量。他雖贏得了英國民眾的廣泛支持,卻無法爭取到整個議會的支持,哪怕是保守黨內部的支持。
約翰遜最終辭職了,這也預示著以約翰遜為核心的英國民粹主義暫時告一段落。隨著特朗普的落幕,約翰遜也終于離開了。然而英美遙相呼應的民粹主義并未完全沉寂,它可能在繼續等待更好的時機。在下一波民粹主義到來之前的這段時間里,這可能是英國政治理性主義回歸的最佳時期。然而政治理性能夠壓制政治激情多久,這要看下一屆英國領導人在哲學思想上、在世界視野上、在具體政策上能夠走得多遠。
四、下任首相
現在談論誰是下一任首相為時尚早,至少要等到候選人出來后才能再下判斷。然而國際關系研究必須有前瞻性,以下姑且斗膽展望一下英國下任首相人選。
當前的英國政局尚未進入提前大選的階段,仍在保守黨內部選舉領袖,繼而接任首相職位。按理說,當前358名保守黨下院議員都有成為領袖和首相的機會。候選人必須得到8名黨內議員支持,然后進行第一輪、第二輪等選舉。這需要看保守黨議員參選意愿和黨內的支持力度。
豐富的執政經驗是競選黨魁的重要依據。那些曾擔任過大臣的政治家,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都是在競選中排名靠前的人選。從資歷上看,現任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拉布的機會更大。拉布擔任過脫歐大臣、外交大臣、司法大臣和副首相,這是其他人所不具備的。他參加過2019年保守黨領導人選舉,但只排名第6位。這些年的政治經驗也許為他增添了些砝碼,更何況他在阿富汗撤軍上的問題已成為歷史。
及時與約翰遜劃清界限的前財政大臣蘇納克是極具競爭力的人選。蘇納克是英國疫情時期的財政大臣,其頒布的經濟計劃符合英國實際,帶領英國走上了災后復蘇的快車道。蘇納克非常年輕,只有42歲,能夠給英國政壇帶來活力。此外,如若當選,他還是英國歷史上第一位擁有印度血統的首相,這對保守黨下一次大選極為有利,雖然無論誰上臺保守黨下次大選獲勝的幾率都比較小。
現任國防大臣華萊士也是熱門人選。如果保守黨內部認為需要加強軍事投入,增強國防力量,不妨選一個出身軍旅、曾經擔任過國防大臣的人擔任首相,這樣在英國未來的全球戰略或軍事投入上將會有大的改觀。不過按照英國人的習慣,和平時期大概率不會選擇武官擔任首相。
現任外交大臣特拉斯、內政大臣帕特爾、前國防部長莫當特都是女性候選人中排位較前的人選。但三人似乎資歷較淺,政治資本不算雄厚,在黨內的威望令人懷疑。此外,還有衛生大臣賈維德、住房大臣戈夫等多次參加領袖競選的人,他們也可能再次加入本次競選的行列。也不排除會出現某個政治新星從無名之卒一躍成為首相,擔任這“世界上最好的工作”。
誰將成為下一任英國首相,讓我們靜觀其變。不過,無論誰成為下一任首相,他或她面臨的壓力不會比約翰遜小,而只會更大。現如今的英國要恢復經濟,要處理好英歐關系,要在世界上立足,這顯然不是一個普通政治家能夠掌控的局面。英國的未來在哪里,也許這個問題要留給工黨來回答。工黨已經在野12年了,其力量正在恢復,只需一次大選便能從影子中走出,屆時可能會有一個更加嶄新的英國。
(李冠杰,上海外國語大學上海全球治理與區域國別研究院英國研究中心智庫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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