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建設這個時代的禮樂文明，以及如何在宗教層面通過人生禮儀的構建來安置人生的意義？11月底，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室組織召開的首屆尼山禮樂文明論壇在山東曲阜圣源書院召開，中心議題為儒、釋、道和民間宗教的喪葬禮儀，以及當代中國儒家喪葬禮儀的改革。

11月25-26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室組織召開的首屆尼山禮樂文明論壇在山東曲阜圣源書院召開。蒙論壇主辦者趙法生研究員不棄，我有幸被邀參會。舉辦方設計的中心議題為儒、釋、道和民間宗教的喪葬禮儀，以及當代中國儒家喪葬禮儀的改革。因殯葬改革是我多年來的主要研究領域之一，兼之當下以“殯葬改革”為主要議題的會議又非常少見，因此我對會議充滿期待。

這里有必要提一段插曲。2016年11月，有21名國內著名儒家學者聯名倡議保護民間傳統的喪葬禮俗。倡議書發表在“澎湃新聞”（www.kxwhcb.com）上，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的反響。我也針對這一呼吁寫過一篇評論性的文章，對倡議書的內容和觀點提出過自己的看法，并呼吁建立一套適合時代發展的殯葬禮儀體系。因此當接到會議的專門邀請后，有朋友曾開玩笑地問我“是否要單刀赴會”。說實話，我內心確實有些緊張。不過，仔細想想又覺得沒有什么問題。因為那篇評論是本著足夠的“同情之理解”去寫的，是一篇心平氣和的學理性討論。再者，即便是“鴻門宴”，如若能碰撞出思想的火花，也值得去闖一闖。不過，為了以防萬一，在必要的時刻能有人聲援一下，我還是拉上了在武漢大學執教的姜海龍兄作為后援。后來的事實證明，盡管會議過程中出現過幾次唇槍舌戰，但并不是針對我——我和朋友其實是多慮了。

25、26日兩天的學術會議，被安排的滿滿當當。趙法生研究員在會議開幕致辭中開門見山地說出論壇舉辦的核心意圖，即在新時期如何建設這個時代的禮樂文明，以及如何在宗教層面通過人生禮儀的構建來安置人生的意義。言談話語之間，處處體現著一位儒家學者強烈的入世情懷。從會議前后的討論狀況來看，在殯葬禮俗和殯葬改革上，與會學者比較關注的問題有二。

一是對當代喪葬禮儀過于簡化的焦慮和不滿。這一焦慮和不滿，在論壇召開之前我已察覺到了。24日到達曲阜東站時，已是晚上六時許。會議方事先安排了車輛接站。我與曲阜師范大學的楊春梅教授、中國孔子研究院的黃蕓博士還有來自陜西的年輕學者孫建坤坐同一輛車。楊春梅教授的學生和我是博士同學，所以在自報家門后我們便很快熟絡起來。特別是當得知我研究殯葬改革時，大家的話匣子便迅速打開。幾句話過后，大家的核心關懷便出來了，那就是對當前殯葬禮儀過于簡化的不滿。楊春梅教授舉了一個例子：一位年屆七旬的學者幾天前還曾和她提起，其老母親在過世時喪事辦得很是簡單、潦草，“感覺都不如一條狗”，言畢，老學者已是淚流滿面。車上眾人聽到這里，也是一陣沉默。

會議中，馬來西亞道理書院院長、華人殯葬禮儀專家王琛發的發言也觸及到了這一問題，更是引起了與會專家的共鳴。原來，在馬來西亞的華人社會，傳統的喪葬禮俗仍然有著較為完整的保留。這不能不讓人感到新奇。對中國大陸“遺體告別儀式”的稱謂，王琛發表示出嚴重地不認可。王琛發指出，在傳統的喪葬禮儀中，逝者的遺體是被埋葬了，但其靈魂則回歸到家族的祠堂之中、依附在木主之上，成為祖先譜系中的一員。換句話說，逝者盡管依然辭世，但其并未走遠，仍然與其家族生活在一起。但是“遺體告別式”的提法，顯然只有“別”的意味，生者與逝者之間的聯系被生生割裂開來。生與死，完全成為了互不聯系的兩回事。王琛發的報告引起了學者們的極大興趣，能夠看出，盡管參會專家不乏名牌大學的學者，但對于傳統喪葬禮儀及其背后蘊含的文化意蘊的了解還是不夠的。

其實，殯葬禮儀的過于簡化，并不僅僅在學者們看來是個重要的問題，即使對殯葬服務單位來說，同樣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近些年來在各地殯葬服務單位調研時，筆者均遇到過究竟什么才是優秀殯葬禮俗以及應該如何重建殯葬禮俗的追問。部分縣級的殯葬服務機構甚至表示，要采集當地的殯葬習俗自行制定一套禮儀系統。殯葬服務機構對此的興趣主要來源于兩個方面：一是相對簡單的儀式不能滿足民眾的需求；二是有其經營方面的考慮。要知道，殯葬服務單位的收入相當比重是通過殯儀服務來實現的，由于殯儀服務開展不起來，所以相當多縣級機構依然處于虧損狀態。

其次，應當如何來重建當代的禮樂文明是論壇學者們關注的另一個問題。與會學者多數認為，重建禮樂文明是非常值得稱道的。大家也都認識到，在推動傳統文化復興的今天，儒家的喪葬文化應該有其特殊地位。但是，如果按照傳統儒家的喪葬禮儀進行全面復古，這條路顯然又是行不通的。不少專家學者也都談到了傳統喪葬程序及其背后所蘊含的倫理教化功能。這些都表明當代殯葬禮儀的制定，其實是有著豐富的思想資源和制度資源的。

但是，如何使這些傳統的思想資源和制度資源在當代重新煥發生機，并為政府部門和社會民眾所認可和接受，顯然又是一大課題。特別是在殯葬改革啟動以來，主管部門在某種程度上都是朝著儒家的喪葬思想和喪葬制度體系在“開刀”。并且，這種趨勢也似乎一直未曾停止過。當下山東正在如火如荼地開展的民間殯葬禮俗改革試點，就是如此。

2016年年初，中央文明辦將山東、陜西作為移風易俗的試點省份。在論壇召開前不久，山東省各地陸續出臺規范民間喪葬活動的文件，并制成了通俗易懂的“移風易俗明白紙”張貼在鄉村各處，規定了一系列的“不準”或“嚴禁”。據說，有的地方是“八不準”、“九不準”，有的地方則是“十不準”。比如，防山鎮胡二窯北村明白紙關于文明節儉喪事標準共有七條。其核心原則依然在于喪事簡辦，文明辦喪。為了體現這一原則，明白紙上規定了“九個嚴禁，六個提倡”。即嚴禁披麻戴孝，嚴禁拄哀仗，嚴禁使用吹鼓手，嚴禁使用高音喇叭，嚴禁扎社火，嚴禁撒紙錢，嚴禁燃放煙花，嚴禁花圈數量，嚴禁二次裝棺；提倡不燃放爆竹，提倡電話報喪，提倡行鞠躬禮，提倡一人一碗菜，提倡樹葬、花葬、草坪葬，提倡立臥碑。

為了突出節儉辦喪，明白紙還要求控制喪事規模，喪事不得超過三天。鄉村喪宴每桌標準不超200元，煙不超2盒，酒不超2瓶。城區則每桌標準300元，煙不超2盒，酒不超2瓶。答謝對象只能是親屬，酒席數量不得超過15桌。相關規定不可謂不細，不可謂不嚴。關于山東省的殯葬改革，多數與會的儒家學者均難以接受，特別對于規定中的強制性條款表示反感。同時，也又不少學者提出民間的喪葬禮俗應予保護。

在民間喪葬禮俗的保護上，一些專家認為古代的“化禮成俗”、“因俗而治”依然具有時代的借鑒意義。這種提法，其實值得深思。要知道，傳統社會的“因俗而治”之所以能夠成立，是由于精英文化和底層文化之間有著一定的思想價值觀念認同的。對于喪葬文化來說，傳統儒家對鬼神的態度基本上是持肯定態度的。在儒家意識形態的影響下，對祖先的崇拜和血緣關系的認同，使得古代官方文化和民間社會習俗之間存有一致性和趨同性。盡管一些民間信仰在儒家看來屬于“淫祀”，但兩者之間的張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彌合的。新中國成立后，殯葬改革的主導思想卻是“無神論”。基于此一理念而成的殯葬方式，也便成為了國家的“禮”。這與傳統民間的“有神論”信仰之間，便形成了巨大張力乃至對立。在這種情形下，要想政府實現“化禮成俗”、“因俗而治”是不易實現的。保護民間的傳統喪葬習俗，也更是困難重重。可以說，這也是當前殯葬改革中政府與社會、公權力和私權力之間存在高度緊張的深層次原因。

于是，問題又產生了，那就是究竟當如何來重建當代的殯葬禮樂文明呢？殯葬改革試點，未嘗不是一個很好的嘗試。已故美國諾貝爾經濟學家科斯在論及中國的改革前景時，曾經指出縣級層面的改革具有非常值得重視的價值。也就是說，試點工作的思路是完全可取的。10月11日，民政部開始在全國范圍內八十多個地區進行殯葬綜合改革試點工作。試點內容包括健全殯葬工作領導體制機制、強化殯葬公共服務、改革殯葬管理服務方式、加強殯葬監管執法、加快殯葬信息化建設、深化殯葬移風易俗、推進節地生態安葬和治理農村散埋亂葬八個方面。這一殯葬改革舉措，顯然值得各界持續關注。

在中國這樣廣袤的空間范圍內進行殯葬改革試點，各級政府部門應當采取靈活而審慎的態度和手段。特別是應該結合各地的地理、生態、經濟、民族、文化等各種地方性知識，從頂層設計的層面來設計和規劃殯葬改革的推進路徑。此外，由于習俗本身所具有的長期性、頑固性等特征，殯葬習俗的改變必定是一個緩慢的歷史過程。對于政府部門來說，在民間喪葬習俗的改革上，還是應該有足夠的耐心，更多的去作引導工作。另一方面，也應該更多傾聽學者和民眾的聲音。只有政府、民眾和學界之間形成良性的互動，才能切實推動殯葬改革的持續深入。否則，一意強制是不會取得預期效果的。周口平墳事件在社會上所掀起的風浪余波猶在，可謂殷鑒不遠。

在這一過程之中，對于有志于推動現代殯葬禮儀發展的專家來說，對發生在當下中國的改革發出客觀、理性的聲音，是非常必要的。對于改革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從專業知識的角度提出批評也是值得肯定的。不過，一味批判政府的作為，倒不如嘗試性地為政府部門提供一些政策咨詢和智力支持，建議政府部門應該如何作才能使改革更為有效。此外，有關專家也應該多方借助與民眾或者民間社會組織（如紅白理事會）交往互動的機會，利用自身的專業禮儀知識去影響或塑造民間的禮儀。近年來，趙法生研究員在曲阜周邊農村推行鄉村儒學，產生了積極的社會反響。當地民眾的一些壞風習（諸如賭博、偷盜的）已逐漸沒有了。學者的社會實踐影響和作用，于此便可見一斑。

按照一般儒家的說法，《周禮》是周公這位大圣人所制定的。有會議專家也希望，當代也能出現一個如周公一樣的圣者。恐怕，這只能是一種美好的期盼了。會議結束之際，姜海龍兄若有所思地發問：當代中國的喪葬禮儀究竟應當由誰來制定？這的確是一個值得認真思考的問題。可以明確的是，離開了民眾的理解與支持，恐怕政府的改革設計終將大打折扣；而離開了政府的認可，學者和民間所制定出的禮儀也必將行之不遠。

孔子有云：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順。當代中國的殯葬改革自1956年啟動，時至今日，早已過了“不惑”之年。然而，圍繞中國殯葬改革的定位、路徑和前景等問題，仍然有一系列的困惑存在。在殯葬改革邁進六十一周年之際，希望殯葬改革的設計者、推動者也都能夠做到“耳順”，相互之間博采眾長，兼聽并收，多方合作，如此殯葬改革才能不斷完善頂層設計，并在不久的將來步入康莊大道。對于有志于禮樂文明重建的儒家學者來說，在明了問題的癥結后，又如何來做到“知行合一”，更是一個需要思考和直面的問題。正如論壇結束時，趙法生研究員所說：這場論壇的結束實際恰代表著一個新的開始。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學少數民族事業發展協同創新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