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位于阿姆市中心的IDFA展映廳里，我們對趙琦進行了兩小時的專訪。訪談分上下兩篇刊發，上篇談VR技術帶來的新可能，下篇談中國紀錄片的現在和未來。此為上篇。

趙琦：中間我們也思考過VR的定義。比如，360°到底是不是VR的唯一形式？現在看起來，360°只能叫360°，它只是一個video、是視頻的一種全景的延展，它還是處于視頻的體系。也就是一個人在一個環境里面，不能動，你其實還是坐在這兒，看了一個圍著你一圈的屏幕而已。VR要在一個環境里面發生互動。后來就有了《敦煌》這樣的片子。《敦煌》其實根本就不是拍出來的。它跟《奇遇》的整體設計、技術要求，都不一樣，其實是兩個團隊在做。

澎湃新聞：《敦煌》這種全景浸入式的、有一點互動的方式，在你看來是否更接近VR未來的發展方向？

趙琦：對，我覺得如果沒有互動談不上VR。在VR里面，人是會和環境發生關系的，在這個環境里面也必須要有人。你的一個行動，能夠導致環境有一個變化。這是視頻沒法實現的，跟拍片的邏輯還是不一樣的。

澎湃新聞：聽上去其實有點更接近于游戲？

趙琦：如果游戲本身被定義成這樣的話，那它就更接近于游戲。但問題在于，誰也沒有把紀錄片定義為“不能互動”啊。

澎湃新聞：所以您在使用VR這種新的語言的時候，可以說不只是在嘗試顛覆傳統紀錄片語言，也是在嘗試顛覆對“紀錄片”的定義？

趙琦：很多東西以后可能都是跨界的。你不能說，紀錄片就必須是那種樣子。就比方說，你是個記者，你去了天津爆炸的新聞現場，把機器一架，然后它嘩嘩地，就像科幻片里面一樣把這邊的環境掃出來了，再馬上傳輸。然后呢，我作為一個用戶，我在家里面看你的現場報道，我在家里的接受設備就一下子把那個環境給還原了，我就能跟你一起邊走邊看新聞現場。不能說這沒有可能啊。

澎湃新聞：但會不會也帶來這樣一個問題，就拿新聞這個例子來說，為什么需要記者去現場報道，記者不光是要還原現場，也要幫觀眾提煉有效的信息，這需要一些專業的訓練。如果把一個普通人放到新聞現場，可能很難一下子找到方向。

趙琦：對，這就是point of view嘛。

澎湃新聞：其實紀錄片的導演是不是某種程度上也跟記者的角色很類似？我說一個體會，昨天我在IDFA看了部韓國的VR電影，它把我放在一個很長的街景上，我可以自己選擇往哪邊走。這確實讓我能完整地感受到環境到底是怎么樣，但是持續了一陣之后，我感到有點不適。因為我不知道故事在哪里，我該往哪里走。直到幾分鐘后我聽到主角的高跟鞋聲，是有方向的。你會覺得，噢，導演想要給我講的故事在那里。你會不會覺得，VR的全景式呈像其實是對導演角色的一種弱化？

趙琦：倒不一定，也有可能是強化，完全取決于觀眾。作為中國人，我們從小都被訓練成，要接受指令，我們很難適應在一個環境里不知所措。就像你剛才說的體會，我需要在VR里面干嘛？然后聽到有方向的高跟鞋聲，你覺得挺好的，因為這可能是一個什么信息。但也有的人就覺得，你別非得讓我怎么樣，你把我放進去，我想怎么樣就怎么樣。傳統的紀錄片會很明確地給你一個故事的方向。而在一個VR的環境里面，我可以跟你在現場，我不一定完全要跟著你。實際上，也并不是一個東西把另外一個東西替代了，而只是做出了另外一個市場。就好像，人民日報和今日頭條的區別是什么？今日頭條雖然沒有編輯，但也是在給你信息。它給你的信息和人民日報給的信息肯定是不一樣的，但是都有需求。

澎湃新聞：你覺得有多大可能，VR在紀錄片行業成為未來的一種趨勢？

趙琦：當我們討論VR的時候，我覺得不要狹義地只去討論紀錄片中的應用。VR應該是一種切入到不同領域的手段，而不是某一種媒體形式。VR剛出來的時候，大家總覺得它就是一種電視或者電影的延展。作為一個技術手段，VR可以接入很多領域，醫療、房地產，等等。未來VR完全可能是在別的領域取得大成績，來刺激整個社會對VR的重視和更多的資金投入，再來刺激內容創作領域的發展。

紀錄片這塊本來人就少，當需要很多新技術的時候，沒多少人愿意去轉換方向，去了解一個新技術。在中國也沒有太多的基礎來做這個事。做傳統的紀錄片都沒有很好的一個行情，你也不能單靠紀錄片養活自己。如果市場不確定的話，做VR你要怎么養活自己呢？而且中間還有這么多的技術問題要克服。

澎湃新聞：在這個領域還不夠成熟的時候就投入進來，你會不會擔心失敗的風險？畢竟你已經在主流的紀錄片領域做得很成功了，如果嘗試VR失敗會不會壓力很大？這種用新技術來跨界的做法，更像是那些年輕一代的內容創作者會做的事 。

趙琦：我倒覺得我現在的狀態其實是更自由，應該做更多的事情。因為我已經在傳統領域取得了一些所謂的成績，而更年輕的人要先要取得成功，先被認可，對不對？如果你選擇了這個行業，你可能是希望先在這里面做到某種程度以后，再搞點別的。就好比如果你現在寫文章，寫到在國內拿了韜奮獎、范長江獎，在國外拿了普利策獎，那么你想轉換風格可能也會自如一些。這就是為什么我可能會比年輕人更有興趣來做的原因，恰恰是我心態上其實比較放松。我沒有很多的壓力，說我還要取得什么樣的光環或者成就才能怎么樣。我很自然的。反過來，這種自然又導致你的創作比較自由。我現在已經到這兒了，我換一種方式創作，管他怎么樣。傳統紀錄片的東西，我當然也還在繼續做、繼續表達。但從功利的角度而言，其實也就是在重復。而有了新的技術、做了新的嘗試、發現了一些新的表達方法，從而能更好的服務觀眾，那豈不更好嗎？我也不怕失敗。失敗有什么？你成功的東西已經在那了。我倒希望能鼓勵更多的人來嘗試。

“嘗試VR是我中年焦慮的反應”

澎湃新聞：《敦煌》這個片子的創作團隊，大概是一個怎樣的背景？

趙琦：其實年齡都不算小，30來歲。寫代碼的稍微年輕一點點。除了技術之外，內容創作還是很需要生活經驗的。什么東西過了，什么東西欠一點，都要看生活里積累的各種經驗。這個是不會過時的。其實，年紀大的人更應該多去努力學習新東西，也不要覺得自己就被時代否認了，因為生活的經歷是沒有白過的。比如說，如果要講一個愛情故事，這個故事拿捏到哪個地步是剛剛好的，沒有經過愛情的人，他就不知道。

澎湃新聞：生活經驗會對藝術創作有加分，您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例子嗎？

趙琦：比如，在《敦煌》里有個飛天的景象。我們一個做動畫的小伙子，開始把這個飛天做得特別性感，美艷無比，他說這個肯定很多男孩都喜歡。但我們就覺得，這里邊應該到什么程度合適？片子應該展現的價值到底是什么？觀眾的注意力到底應該分給什么？過于被一件東西吸引、而忽略了別的東西，是不是我們想要做的？這都是屬于你有一定的年紀閱歷以后，才有的定力和判斷，否則很多東西都容易走偏。所以最后我們把它改了，我覺得這不行嘛。

再比如，《敦煌》里面出現的那本書，動畫都是二維的薄片，我們也可以把它做成三維的。三維第一要花更多錢，第二，三維雖然會看起來更加高級一些，但是那些畫都是從墻上摳下來的，墻本身是一個墻皮，是平面的。在這個地方用二維的可能更好，能夠充分反映這個壁畫本來的狀態，而不是把它變成很圓潤的、很立體的三維動畫，這就是一個選擇。

這其實已經不是單純的技藝選擇，而是一種你覺得什么東西有價值的選擇。當然也可能有人覺得這樣不好，但是沒關系，我就這樣選了，我認為它就是這樣一個價值。

人生很多事情你就做決定而已，你也并不確定這個決定就帶來十年以后怎么樣的一種效果。但人生就是這樣。我為什么要這樣做，你只要能說服自己，在創作里就不至于隨波逐流，慢慢形成你的風格，就會吸引贊同你觀點的一群人，也就夠了。一個人的風格可以所有人都通吃嗎？不行，對不對。

澎湃新聞：其實時間上和經濟上來說，都不是一個小的成本。你為什么選定接下來想集中嘗試的東西，就是VR、而不是別的？這個判斷是怎么形成的？

趙琦：并不是說“選定”，我只是覺得這種技術還是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我們有必要在這個體系里邊去做更多的了解和嘗試。你看到《敦煌》這部片子的時候，會不會想說，如果世界上有50個這樣的片子，我會想要去購買一套？帕特農神廟啦，盧浮宮啦，都可以做。說來說去，我還是想提供一些大家需要的內容，可以讓你在那個環境里面好好地沉浸，去學習和了解。而最后檢驗的還是受眾，受眾如果說，誒挺好，就等于就有市場，于是就自然會有資金進來，也會吸引更多的創作者，然后就會很豐富。現在無非是走在最前端，就需要那些最有冒險精神的去闖。剛才我也說了，在這個年紀我也不怕失敗，也不擔心失去什么。

但我有時也覺得，嘗試VR這件事，可能是我中年焦慮的一個反應。我們現在常看到一些10萬+的文章談中年焦慮，它們談的那些中年焦慮我倒是都沒有，但我有一種焦慮就是，人到中年，我如果不做些新的東西，我會被時代甩掉。不是說，我要抓著我會的東西、同時焦慮，而是我覺得，這個時代里我要是有很多都不會的話，可能會有點焦慮。

澎湃新聞：您在之前的訪談里也提過，說是有了孩子以后，對生活有一些新的感受、新的認識，這具體是指什么？這有沒有反映到你的藝術創作上？

趙琦：對于每一個創作者而言，一旦有了孩子可能都會有些不一樣。中國現在面臨著很大的變化，國家發展很快，變得好就會很好，但也依然有很多挑戰和問題。有孩子以后，你會更希望這個國家能變好，因為你的孩子將會在這個國家里面生活。然后你會想，我怎么樣能幫它變好，會更務實。我想很多人都會變成希望改良的人。我再去創作內容，就不光是把問題甩出來，而會看它背后是什么，會努力去思考該怎么辦。這樣比單純地講問題更有價值。因為我們希望有更好的環境能提供給孩子，就是這種心理導致你生理的變化和心理的反應。

我們也會想，怎么樣能給年輕的一代提供有意思的東西，讓他們學習和認知，讓他們去了解這個世界。類似于《敦煌》這樣的東西，在我們小時候，敦煌可能就是歷史書上一個黑白照片，你永遠都不知道它是什么樣子，除非你去到那兒。后來可能到你們這個時代，可以從電腦上找圖，但又只是圖而已；也可能看個紀錄片，但那也是個平面的東西。但像我兒子他們這一代，他問，敦煌是什么，我就可以說，來來來，看片子，這就是敦煌。那肯定就跟你我都不一樣了。他很小就對全世界有了很深的認知，甚至還有了觀點。

澎湃新聞：這讓我聯想到，那些在敘利亞、伊拉克戰爭中被摧毀的古跡，如果能以VR的形式保存下來，也是功德一件。

趙琦：對，也是一種保存。從這個角度而言，我認為它有根本性的價值在。它的確還是能從視覺上去還原所處環境的一種真實感，能重塑一些我們失去的回憶。塔利班毀掉了巴米揚大佛，但我可以在VR里重建它，花比較小的成本，就讓很多人可以再欣賞到它的壯觀。從根本上大家其實還是需要這樣一些內容，去感受世界的多元和美麗。具體怎么實現它，只是一個技術迭代的過程。

澎湃新聞：說到成本，我感覺要有一個很好的VR體驗，不只是制作上得花錢，配套的服務設施也不能少。像今天在展廳看到的，需要很多志愿者來指導觀眾如何使用VR。

趙琦：我記得我第一次拿到一個數字相機的時候，都不知道該在哪上膠卷（笑）。現在觀眾手上拿著那些設備，為什么需要志愿者？就是因為大家都不知道那東西該怎么用。但是隨著VR硬件的普及，很多人有了基礎知識，就不會再需要了。比方說VR設備在中國裝機量有一個億，那就意味著一線城市的大多數年輕人都會有。就像現在家家都有電視，你開電視時肯定已經不用看說明書了。我覺得VR以后也是一樣的。VR設備會越來越簡化，體驗也會越來越好。而這種時候其實我覺得也未必會等很長時間，可能三五年就會到了。現在嘛，錢多就多做，錢少就少做，沒有錢就暫且不做，但是并不意味著你從這撤離了，你只是戰略性地等著。

澎湃新聞：現在國際上的VR內容創作，跟中國的差別主要在哪？

趙琦：國際上有創意的東西很多，特別是像歐洲，有很多的文化基金可以給創作者來做很多藝術化的東西。但藝術和市場中間有時是有鴻溝的。中國其實是反著的，中國沒有什么成型的文化基金，都是投資。投資是要看回報的，基金不用。投資就會一直追問，你的市場到底在哪里？我認為中國很有可能還會更早地找著市場，因為這個機制，所有人都被逼著去想市場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比如，我不太可能去做一個個人色彩很濃重的、實驗性質的作品。我總會想，做這東西到底是給誰用？有十個人用、還是10萬個人用？如果是給10萬個人用，肯定會要求降低個性化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