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展覽“水之記憶”（Water Memories）在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展出，在美洲原住民們的記憶、抗爭與創造中，召喚出一條西方現代藝術視角之外的敘事道路。如今，氣候變化以及美國政府對于原住民部落所采取的諸多行動導致了水資源的缺乏和污染，而在展覽中，這些美洲原住民藝術家無疑發出了迫切的信息。

在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美洲區，一部名為《河流（水蛇）》的兩分鐘影像讓人駐足凝神：我們看到無人機拍攝的白雪點綴的地景，人們在那里聚集。每個人都拿了一塊垂直的鏡面板。在提示下，他們一起將面板水平舉過頭頂，反射面朝向天空，然后開始列隊行進。起初，隊伍松散，像潮水一樣聚攏或旋轉，然后收緊成了一束光，經過加速，如同旋渦一般轉動起來。

《河流（水蛇）》，影像截圖

視頻中的地景是立巖印第安人保留區（Standing Rock Sioux reservation）的一塊草原，影片攝于2016年12月。整個列隊行進由兩位美洲原住民藝術家Cannupa Hanska Luger和Rory Wakemup編排，這是一出結合了抗議和保護的行動。

這是數百名抗議者中一些人所為，他們是作為“水保護者”而來的，目的是阻止美國政府在黑巖（Black Rock）附近安裝一條大型石油管道的計劃，此舉可能會污染保留地的供水，并且顯然會褻瀆當地祖先的目的。鏡面板被設計成盾牌，用來保護這些保護者免受抵抗，并迫使攻擊他們的人好好地審視自身。

這個影像是展覽“水之記憶”（Water Memories）中的40件作品之一，這是一個小型而詩意、富有多面性的展覽，探討了水在美洲原住民生活中所充當的材料以及扮演的象征性角色。展覽由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美洲藝術副策展人帕特里夏·馬羅金·諾比（Patricia Marroquin Norby）組織，結合了館內永久收藏中的傳統文物與借展的當代作品，其中有些由非原住民藝術家所作。

“水之記憶”展覽現場，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一條玩具似的19世紀獨木船出現在展廳中，它的起源可以從西北海岸追溯到東北森林，標記了展覽的雙海岸范圍，也暗示了水作為商業與文化交流的媒介所扮演的作用。印第安人的船只就像長途卡車一樣，在如今被稱為北美的沿河高速公路上運輸原材料和手工制品——例如籃子、陶瓷、豪華珠飾。

除此之外，關于價值觀和統治、關于過去和未來、關于在這個世界和彼世生活的觀念也得到了運輸。威斯康星出生的藝術家杜魯門·洛韋（Truman T. Lowe，1944-2019）在1993年創作了《羽毛獨木舟》（Feather Canoe），這是一艘由柳枝制成、裝滿白色羽毛的鏤空船，向水上旅行的全球性致敬。它懸掛在天花板上，從內部照明，讓陰影和光線投射到展廳的地板上。

《羽毛獨木舟》“漂浮”在展廳，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這件作品去年被大都會博物館所得，是一件優美的作品，對于洛韋而言似乎還具有個人的意義，他曾是華盛頓特區美洲印第安國家博物館的一位當代藝術策展人。“如果我有信仰的話，”他曾說道，“那一定是獨木舟，我會行駛獨木舟去任何有水的地方。它將我置于全然不同的思想境地，并且提供了我生存所需要的一切。”

在一幅1989年創作的充滿焦慮感的大尺幅三聯畫《沙灘上的擁有物》（Possession on the Beach）上，背景中有一片海洋。作品由弗里茨·修德（Fritz Scholder，1937—2005）創作，這位藝術家擁有四分之一的盧伊賽諾血統，憑借他著名的“印第安”肖像而同時受到敬仰和斥責。而他聲稱兩種評價的反應對他來說都沒什么，他只希望人們能夠繼續觀看他的作品。

《水的記憶》，卡拉·羅梅羅

在卡拉·羅梅羅（Cara Romero）2015年拍攝的大畫幅作品《水的記憶》（Water Memory）中，水的元素包羅一切。照片中身著盛裝的普韋布洛（Pueblo）玉米舞者在水下表演，仿佛沉浸在一個神秘的領域，在那里，美麗與危險，翱翔與墜落不可分割。

羅梅羅說，這幅畫的靈感來自于當地歷史上的一次災難性事件：20世紀30年代末，科羅拉多河上帕克大壩的建設導致南加州數千英畝的切梅韋維人（Chemehuevi）家園被洪水淹沒。事實上，無論明確與否，展覽中的大部分內容都是關于土著民為維持對水和土地使用的控制權而進行的斗爭。

在一些情形下，諾比通過對于圖像的并置來表達這一點。攝影師湯姆·瓊斯（Tom Jones）在展覽中呈現的作品是一張1999年拍攝的傳統印第安“道路標記樹”的照片，這棵樹有著人的形狀，通過在樹枝上施加重量，成為一個指向工具，指示通往定居點、水源或圣地的路線。

亨利·P·博斯的系列照片之一

瓊斯的照片被置于德國出生的美國制圖師亨利·P·博斯（Henry P. Bosse, 1844—1893）的幾張照片旁邊。博斯曾受雇于美國陸軍工兵部隊，拍攝密西西比河的部分河段，包括（盡管他可能不知道這一點）印第安人被強制遷出的地區。他基本上把這項工作當作一個藝術項目來完成，十多年來，他創作了數百幅苦心創作的蔚藍遠景，展覽展出了其中八幅。當然，陸軍部隊對這個項目的興趣是完全不同的，他們的工作是把這條河變成政府管理的交通路線，而這需要照片數據來完成。

瓊斯的標記樹贊美了一種指向工具，而無論出于怎樣的意圖，博斯水天一線的圖像都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控制工具，只是如今作為正在消失的部落領地的記錄而獲得價值。

玻璃鯨油燈，展覽現場

一組漂亮的玻璃鯨油燈背后也講述了一個故事。對于居住在沿海地區的美國原住民來說，捕鯨一直是一項維持生計的狩獵方式。在19世紀早期的美國白人定居者中，捕鯨是一項巨大的生意，是蓬勃發展的暴力事業。鯨油被狂熱地用作燃料和潤滑劑，而鯨糞作為動物消化過程的副產品，被用作香水的固定劑。

辛奈考克（Shinnecock）藝術家考特尼·M·倫納德（Courtney M. Leonard）2021年創作的陶瓷雕塑也講述了這段歷史。辛奈考克部落的土地位于如今長島（Long Island）的東端，在歷史上曾是一個海洋捕獵者的社區。倫納德的雕塑是一堆幽靈般的空心粘土，形狀像抹香鯨的牙齒，構成了對那段歷史的致敬，也是對19世紀工業規模的捕鯨所帶來的可怕而持續的生態影響的記錄。

《抵達海浪》，亞瑟·德夫

在這幅哀歌般的作品旁邊，諾比懸掛了展覽中的一幅歷史裝飾畫，那是美國現代主義畫家亞瑟·德夫（Arthur Dove, 1880-1946）1929年創作的名為《抵達海浪》（Reaching Waves）的小畫。達夫和他的妻子、畫家海倫·托爾（Helen Torr）在長島度過了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年。他們是忠實的“水族”，大部分時間都生活在船上。德夫那無比精致的圖像就是繪于那個年代。

展覽中展出的獨木舟

還有其他一些亮點也值得回味：一艘1850年前的小型樺樹皮獨木舟，上面裝滿了鳥羽毛制作的槳、絲綢制帆和一條雕刻的小魚；一件上世紀70年代的牛仔夾克，上面繡著鮮紅色的雷鳥圖案，這是原住民激進主義的長期象征；還有一個由偉大的圣伊爾德馮索普韋布洛陶工瑪麗亞·馬丁內斯（Maria Martinez, 1887—1980）制作的陶瓷碗，碗上繪有特瓦普韋布洛蛇神阿萬魚（Avanyu）旋轉的形象，那是水的守護者。

阿萬魚又將我們帶回了開頭的立巖影像。去年五月，諾比邀請紐約當地的美洲原住民社群成員參與了大都會博物館舉辦的一場鏡盾工作坊（Mirror Shield workshop）。工作坊由藝術家Luger引導，他還在網上分享了一段簡單的指導視頻，而他對于盾牌的最初想法則受啟于2013年示威活動期間烏克蘭女性手舉鏡子面向防暴警察的新聞照片。

所有由工作坊生產的盾牌都將在展覽結束后運輸給水保護者。而在此之前，其中的幾塊盾牌處于大都會博物館展廳入口的兩側，構成了展覽敘述的藝術與歷史的框架，并且在我們靠近時，以碎片式的、多角度的方式反射出我們的映像，如同流水或記憶那樣。

展覽“水之記憶”將持續至2023年4月2日。

（本文編譯自《紐約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