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博士”托馬斯·阿奎那講過一個故事。事情發生在臺奧尼西厄斯統治的敘拉古。敘拉古人恨透了這位暴君，都希望他遭遇不測而死去。只有一位老太太是例外：

當敘拉古人都盼望臺奧尼西厄斯死亡的時候，還有一位老太太不斷祈禱，希望他死在她的后面。那位暴君在知道了這件事情以后，問她為什么要這樣做法；她回答說，“當我還是一個姑娘的時候，我們都受一位暴君的壓迫，因此我盼望他死；他被人殺死了，但繼承他的人把我們壓迫得更厲害；于是我又非常高興地看到他的政權的垮臺。可是接他的位的就是您這個甚至比他還要苛酷的統治者。所以我耽心，要是您離開了我們，您的后任會比您格外可怕?！?/span>（《阿奎那政治著作選》，馬清槐譯，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第58頁）

阿奎那不是在反諷。相反，他想要借助這個故事告訴他的讀者，在暴君統治還沒達到不堪忍受的程度時，明智的做法是忍受。

無獨有偶，另一位意大利人馬基雅維利在“教育”他的“新君主”時，同樣談到了這位敘拉古老太太認識到的道理。他說：人們生活在一個國家中，經常會希望改善自己的境遇，“愿意更換他們的統治者”，并且這種希望會促使他們拿起武器反對他們的統治者，幫助新君主取舊君主而代之；“可是在這件事情上，他們上當受騙了，因為后來的經驗告訴他們，他們的境遇比以前更惡劣了。”

為什么會如此呢？馬基雅維利作了解釋。他的解釋表明了他同阿奎那的重要區別。因為，他的目的不是告誡臣民要忍耐，而是向未來的新君主說明，新君主為什么“不得不”背信棄義，過河拆橋，剪除幫助他登上大位的盟友——正是這些提供幫助的盟友，在恩義上對新君主構成了約束；他在這些盟友面前就像個所有虧欠的債務人。只要新君主無法解脫這些恩義上的約束，他就不能真正作為君主來統治：如果他受這些盟友的恩義約束，按照他們的期望來統治，那么究竟誰在統治？于是，暴政降臨了。新君主是背信棄義的產物；兔死狗烹是新君主的政治原則。

從德國流亡到美國的猶太裔哲學家施特勞斯，堅定地把馬基雅維里當作“邪惡的教師”。但是他在我們這里所討論的問題上，似乎與這位“邪惡的教師”英雄所見略同，這再一次證實了敘拉古老太太的智慧。

1965年施特勞斯在芝加哥大學開設“政治哲學引論”課程。1月份，丘吉爾去世。施特勞斯回憶起丘吉爾與希特勒之間“勢同水火的立場”，指出：“不屈不撓而又寬宏雅量的政治家和瘋狂的僭主之間的對比，無論在任何時代，都是人所應當知曉的最重要教訓之一。”接著，他話鋒一轉，說“丘吉爾為了人類自由而對抗希特勒的英雄行為”，只會強化希特勒的同類“對自由施加的威脅——當然這里沒有丘吉爾的過錯”。

與阿奎那和馬基雅維里相比，施特勞斯的這個說法更加令人不安。因為他明確地在丘吉爾的對抗與希特勒的同類們更“有效”的暴政之間，建立起了某種程度的因果聯系，甚至還暗示了人們可能得出的對丘吉爾的責難，盡管他本人似乎認為這種責難在道德上是不成立的（“當然這里沒有丘吉爾的過錯”）。根據這種因果關系，敘拉古老太太的智慧就可以用一個簡明的公式來概括：由于反抗暴政恰恰是導致更壞的暴政的原因，所以忍受當前的暴政是更明智的做法。

按照這樣的邏輯，反抗暴政者反倒成了后來暴君的教師。我想起彌爾頓在《失樂園》里構想的一個情節：撒旦領導的叛軍不甘心在地獄火湖里受罰，想要再次對抗上帝。為此，他們在新造的萬魔殿召開會議，集思廣益。他們總結了上帝的戰略，并精心設計了與之針鋒相對的戰略：上帝的戰略是從惡中尋找善，撒旦反其道而行之，決心從善中尋找惡。魔鬼正是憑借這個新的戰略對伊甸園發起了“進攻”。彌爾頓非常機智地把“魔鬼之道”理解為“上帝之道”的倒轉，但也因此無意間指證了“上帝乃撒旦之師”的道理（用一個神學命題來說就是：魔鬼是對上帝拙劣的模仿。拙劣的模仿也是模仿；通過模仿，撒旦與上帝也就有幾分相似）。

可能有人會反駁說：上帝在這里并非教師，因為他沒有為撒旦傳授作惡方法的意圖；這里存在的只是撒旦有意識的“學習”行為，并不存在一位有意識的“教育者”。這個反駁對我們凡人或許有效，對彌爾頓的上帝則恐怕并不適用，因為上帝是全知的。他預先知道整個因果鏈條；撒旦的“學習”也是在上帝那深不可測的計劃中預定的環節；它就是上帝的意圖之一。

我們權且把這個過于饒舌的問題擱置一邊，來看看問題的實質。只要我們假定政治共同體中總是潛在地存在著邪惡之徒，那我們就不得不承認，敘拉古老太太對自己有限經驗的“歸納”——暴君從反抗它的行為中學習，未來的暴君會更壞——是很難反駁的。需要修正的只是：說未來的暴君更壞，不一定指他會更血腥、更暴烈，而是指他會更聰明、更有效、更徹底地關閉自由的大門。這本來就是古往今來所有僭主得位之后做的頭一件大事。

僭主與爭取自由的力量之間，必然形成一種相互學習和共同演進的歷史機制，除非歷史終結。在這場接力賽中，僭主比他的對手更有優勢，因為他本質上是個道義-文明-價值上的無產者；他雖然會失敗，卻無需擔心喪失什么。實際上，他所能喪失的，無非是舊世界習傳下來的習慣、風俗和道德——馬基雅維利早就已經以詭譎的方式在精神上砸毀了這些鎖鏈，“解放”了潛在僭主們。

這類在精神上百無禁忌的人物，具備更為強烈和純粹的求知欲。不知不覺間，舊世界無形地封住僭主和民眾眼界的障礙坍塌了，瓦解了，新狀況出現了。從敘拉古老太太的視角來看，歷史進程同黑格爾式的歷史哲學正好相反：不是理性的狡計借助惡行為善好的世界開辟道路，而是邪惡的目的借助善行為自己開辟道路。

似乎有一條“科學末世主義”的線索——從阿奎那筆下的敘拉古老太太，到馬基雅維里筆下新君主的臣民，再到施特勞斯所論斷的丘吉爾——把末世論從空想變成了科學（只不過這是僭主的歷史科學）。我甚至認為，這門科學比它的所有對手都更有科學性。因為，僭主的支配欲的基礎，與科學精神自身深深地扎根其中的那個信念，是相同的：知識就是權力/力量?，F代科學對無限未知的探索，假定了知識乃是一部征服或控制機器；僭政對控制機制的科學態度，表明了控制的欲望是知識生產的動力源泉。

不過，與新的狀況相比，敘拉古老太太的智慧已經顯得有些落伍。她選擇忍受當前的暴政。她的推理遵循的是一條“自然而然”的線索：在陷入沼澤的時候，據說越是掙扎就陷得越深，也就越快滅亡；既然如此，那么消極的策略至少還能延緩毀滅的到來。但新的狀況是，潛在的僭主和善良的人們同時都經受了啟蒙。他們的眼界都擴大了。他們在征服自然和中立的科學事業中，分不清彼此。

我們不妨再次借用彌爾頓的例子：從邏輯上說，上帝在人間的事業越是往前推進，收獲越多的“善”，撒旦的事業也就越是往前推進，收獲越多的“惡”。為了他自己推翻上帝的反叛事業，撒旦似乎會有強烈地動機，聲稱自己乃是上帝的仆人。僭政來到人們的面前，但人們可能不認識它，就像人們也往往把路過的天使當作乞丐一樣。畢竟在價值無涉的純粹科學當中，連“僭政”這個術語也失去了對象，淪落為情緒的表達（霍布斯說，它不過是某一類統治形式遭人憎惡時的名稱，根源于不同說話者的主觀特征，而不是對象自身固有的屬性）。

隨著各種主觀價值判斷被系統地從科學領域清除出去，一個共同的探索和學習機制越來越成為獨立的領域，成為各種勢力競相爭奪的資源，與此同時，也構成他們共同的“事業”。籠統地說，這個領域就是“技術”，但它神圣的光環來自“科學”。從前由反抗和侵犯兩個對抗性要素構成的演化機制，現在可能已經被這個獨立的技術領域吸納。

結果是，僭主的進化獲得了新的條件，不再“依賴于”反僭主的斗爭。它存身于一個自動的探索過程，超出眼前的需要，向一切可能性開放（一切可能性當然也包括毀滅的可能性）。這個自動探索過程不需要真實的反抗經驗便可以計算出無窮的反抗可能性。這些可能性在還沒有出現的時候，也就是當它們還在未來的時候，就被封閉了。

技術是一部來自未來的機器。“歷史”從此變得無比渺小，并且因為與人的生存不再生死攸關而“終結”，“未來”則成為支配或奴役現在的主人——面對如此嚴峻的局面，忍受當前的僭政已經成了一種無關緊要的回答。

敘拉古老太太的智慧值得重視，不是因為它一貫正確，而是因為它的落伍。古典政治哲學試圖偽裝成這樣一位機智的老太太。它這樣做是有“歷史”條件的：

當今僭政和古典僭政的差異，根源于哲學或科學的現代觀念同古典觀念的差異。與古典僭政截然相反的是，當今僭政基于有賴現代科學而得以可能的“征服自然”過程中無限制的進步，也基于哲學知識或科學知識的大眾化或散播。有種科學可能導致對自然的征服，哲學或科學有可能大眾化，古人對這兩種可能性了然于心。但古人將其斥為“不自然”，也就是會毀滅人性。古人做夢都沒有想過當今的僭政，因為他們認為當今僭政的基本前提如此荒謬，于是把想象力轉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施特勞斯、科耶夫：《論僭政——色諾芬<希耶羅>義疏》，彭磊譯，華夏出版社2016年版，第210頁）

據此，古典哲人采取一種老太太風格的條件是，某些可能性始終處于沉睡狀態。古典哲人因為覺得荒謬絕倫擱置不論的可能性，如今反轉成了人們自然而然的思維方式。自然的屏障倒塌了。這個巨大的轉變，應該反過來成為反思古典政治哲學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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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林剛，系華東師范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哲學想要解釋一切，政治想要改造一切。政治哲學探討政治與哲學之間的關系。它是兩種有關“一切”的態度相遭遇的邊疆地帶，既連接，又區隔。我們用一些微弱的文字，在這塊邊疆地帶建造一座叫做“螳臂館”的小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