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繭自縛：人類早期國家的深層歷史》，[美]詹姆斯·C. 斯科特著，田雷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22年5月出版，362頁，79.00元

對于中文讀者來說，耶魯大學教授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并不是一個陌生的名字。他的著作《農民的道義經濟學》（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1976）、《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 1987）、《國家的視角》（Seeing Like a State, 1999）以及《逃避統治的藝術》（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2010）早已成為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乃至法學研究中的重要作品。他對現代國家微觀政治權力運作邏輯的剖析，不僅常常揭示出有意無意間被層層歷史敘事掩蓋的真相，還往往在字里行間讓我們領會到支配現代社會生活的諸般符咒的荒誕與孱弱。他在八十一歲高齡時推出的Against the Grain: A Deep History of the Earliest States（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7）則將目光延伸向了遠方，試圖挖掘人類早期國家形成這一宏大歷史敘事背后的潛隱劇本。

本書主標題“Against the Grain”是斯科特有意為之的雙關。這個詞在英語中意指事與愿違，它含蓄地提醒讀者本書將采用社會科學領域常見的敘事策略，即關注人類有意為之的活動所帶來的不期而至或出乎意料的結果。同時，本書的核心內容是谷物的種植與稅收促使人類早期國家形成，但社會分化與奴役等種種不幸也隨之而來，因此這個標題又包含著斯科特本人的立場與傾向。本書的繁體中文版將這個題目直譯為“反谷”，似有諧音“反骨”之意（翁德明譯，麥田出版社，2019年）；田雷教授的簡體中文版則將題目意譯為“作繭自縛”，突顯斯科特對國家與權力一以貫之的反思和謹慎。

繁體中文版《反谷》

斯科特坦言，這本書的寫作是一次“出位之思”，是“一位外行的作品”，“并未開創出任何屬于自己的新知”（II-III頁，本文所引頁碼均為簡體中文版）。但這并沒有消減學界對于本書討論議題的關注：問世五年，本書的引用量已逾千次；甫一出版，包括弗朗西斯·福山在內的領域內重要學者紛紛撰寫述評；知名學術刊物《農民研究雜志》更是為此召開研討會，全文刊發六位重磅學者對此書的評論以及斯科特本人的回應（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2019, vol. 46, issue 4）。熱烈反響的背后，除了斯科特本人的鼎鼎大名，最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本書是綜合史前史、考古學、古代史以及人類學資源，對政治領域經典議題“國家的起源”的重新考察。因此，譯者田雷教授雖然說本書的翻譯是走出自己憲法專業的一次“冒險”，但本書的主旨卻與憲法乃至整個公法領域和法學理論所關心的議題相去不遠。我的評論也將從這個角度入手，討論斯科特論述的成敗得失。

谷物立國

如本書副標題所言，斯科特希望通過有關考古資料的分析，揭示出人類早期國家形成的“深層歷史”。相較于一般歷史敘事，這里的“深層性”可能體現為兩個方面。首先，它是對長時段歷史過程的考察，不僅是對人類文明的追溯，還是對人以及與人相關的各種物種如何得到馴化進而走入文明狀態的歷史分析；其次，它是對通常歷史敘事中受到遮蔽與壓抑的力量的釋放，關注“那些從性質上難以見于王朝之成文歷史，并且無法被考古學的標準技術所挖掘出來的力量”（19頁）。

基于這一視角，斯科特認為有關國家起源的標準敘事是不可靠的。根據這種人們習以為常的觀點，個人-群體-社會-國家是線性的演進過程，人類文明從狩獵采集、游牧演化為農業、工業階段。每個新的階段都意味著“人類在追求幸福過程中的劃時代飛躍”：更多的閑暇、更好的營養以及更長的預期壽命成為可能。但斯科特認為，這種樂觀的進步主義敘事，恐怕只是社會思想家與政治哲學家頭腦中的臆想：從考古證據來看，這種敘事的“大部分內容都站不住腳”。許多證據表明，人類從狩獵發展到農業階段，生活并沒有變得更好，反而痛苦不堪（10頁）。提出一種有關國家起源的全新論述，因此變得十分必要。

詹姆斯·斯科特

斯科特的著眼點是國家興起的物質或經濟因素。這與韋伯從暴力壟斷和領土角度界定國家，以及社會契約論思想家從權利角度思考國家起源的視角非常不同，因為無論韋伯的社會學視角，還是社會契約論學說，都更加強調國家的政治性與制度性要素。但這并不意味著斯科特認為這兩種要素不重要。如他所言，“國家乃是組織機構，其包括各個層級的官員，專職從事稅收的評估和征收……并且對一位統治者或一個統治集團負責……國家行使著行政權力，要面對著一個相當復雜的、分層的、等級化的社會，且出現了相當明顯的勞動分工”（132頁）。不過斯科特同樣認為，國家種種政治特征的出現，是源自國家人口的特定經濟需求——在特定時期，特定群體的人口聚集到一定程度、谷物種植達到一定規模后，就需要更強有力的政治組織來控制人口的流動，并更有力地從人口手中汲取資源：國家應運而生。

在這個意義上，斯科特的論述與社會學以及社會契約論呈現出更深層次的分歧。依據韋伯以及在其啟發之下的哈貝馬斯的論述，國家是某種不同于社會的“事物”，體現著權力與支配的縱向關系邏輯，它與社會領域中行動者之間的橫向互動關系截然不同。社會契約論學說也強調國家是與社會截然不同的階段，以權力或權威為主導的支配和被支配關系是其核心。但斯科特對于國家的界定則表明，國家與社會并非兩個截然不同的“事物”，而是處于同一個連續統上：不同的人類社會可能基于各種各樣的因素，具有程度不同的“國家性”。因此，我們無法確切追溯國家形成的具體歷史時刻，只能將之視為人類歷史發展中若隱若現的“一束光”：由于特定條件的聚合，國家在一定時期內在特定地域或民族中出現；當這些條件不復存在時，國家也消失不見。

這種觀察與弗朗西斯·福山探討政治秩序的兩卷本著作《政治秩序的起源》以及《政治秩序的衰敗》形成了有趣的對照。福山同樣從諸多生物學和考古學資料中探討國家的興起，同樣強調政治組織之于國家的構成性意義，但是他認為國家能力的降低意味著政治“衰敗”。言下之意，福山認為強有力的國家是人類幸福發展得以延續的重要條件。但斯科特顯然并不支持這種觀點：國家不復存在，只不過意味著“要求”國家出現的諸多特定條件的消散，人類生活只是復原到政治連續統中更具“社會性”的一端，并不必然意味著崩潰與苦難。這種觀點在許多論述中也被概括為“無政府主義”。但我認為這個標簽有些“太大了”：如羅伯特·沃爾夫（Robert Paul Wolff）所言，無政府主義認為權威和自由或理性是不可調和的。斯科特雖然強調權威的陰暗面，但同樣關注被統治者應對權威的行動所具有的理性或自發性：對國家心懷疑慮并不等于反對一切權威。

那么促使國家形成的要素是什么？斯科特認為人口發展和經濟作物種植這兩條線索的交匯點就是答案。從人口來說，社會和國家的出現需要人們從游蕩不定的狀態定居下來，進而形成一定規模與密度，在此基礎上才有可能進行精耕細作，對高產出的糧食作物有所需求；從經濟作物種植這個角度來看，水源或濕地平原為主的地帶成為人們定居的理想選擇，適于集中作業、稅收評估、征收轉運、地籍勘察和儲存配給的經濟作物是人們的首選。斯科特認為，谷類作物正好契合這兩方面的要求，人類早期國家的興起也就建立在以谷物為基礎的農業生態之上。

但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當王子與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后，終結的僅僅是童話，生活的真相在這一刻才正要露面。國家的出現在斯科特的眼中是人類命運與歷史終點的深層隱喻——國家是人類馴化自然以及自我的最高階段。如果說人類為了生存，需要抵御種種自然災害、克服重重艱難困苦，在不期而遇的聚居生活中逐漸發展出了國家；那么國家就會為了延續自身，通過種種方法將構建自己的主人變為自己的臣民。概括來說，國家通過兩種方式做到這一點。

首先，國家通過奴役與戰爭掌控人口及資源。斯科特指出，大量考古證據表明國家并非對自然狀態的終結，反而是動蕩、奴役、壓迫以及強制的開始。在早期國家中，沒有人身自由的勞動力遍地皆是，大量人口被迫參加勞役，奴隸被視為一種可增值與轉讓的財產。一個國家國內的人口和資源如果不夠，就會導致國家間的戰爭與掠奪。軍事行動的主要目的就是搶劫，抓捕奴隸補充國內勞動人口，掠奪財富汲取稅收之外的資源。

其次，國家通過防御與納貢抵御蠻族的侵擾。斯科特指出，在早期國家形成時，“國家主要是一種農業現象”，“絕大多數國家看起來就像是‘群島’一樣，它們分布于沖積平原……國家雖然可以變得非常強大，但它們的統治力在生態意義上非常有限”（249頁）。因此，早期國家大致由三大部分構成：首先是國家直接統治的核心區域，其次是吸附于核心區域周邊的各個部族，最后則是國家權力難以染指的地方。在國家權力難以染指的地方，往往會存在尚未歸化國家的人口，這些人被視為“蠻族”。他們處于非國家的狀態中，不是穩定的農業經濟，也無需納稅，往往來去自由，靠掠奪侵襲國家來汲取資源。為了維護自身的存續，早期國家一般通過修筑防御工事以及納貢或開放貿易來換得邊境和平。斯科特認為相較于戰爭，貿易構成了蠻族與國家之間交往的主要形式。在這種貿易中，蠻族大量人口作為奴隸被販賣入國家，國家也會雇用大量蠻族服務于自己的軍事行動。久而久之，國家勢力發展壯大，蠻族就從自由狀態被規訓入國家。

至此，斯科特有關人類早期國家興起的敘事便畫上了句點。接下來我將從內容與方法兩個角度對這一宏大敘事稍加評析。

走近利維坦

有關斯科特谷物立國這一論斷的分析非常豐富，我的討論將主要圍繞以下三個方面展開。首先是在論證細節方面，如許多學者指出的，斯科特對于考古資料的選擇性運用，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他的觀點的說服力。這主要體現在斯科特對于谷物的分類以及基于谷物的古代國家稅收的誤解。比如，斯科特承認，詹妮弗·普耐爾（Jennifer Pournelle）的博士論文《城市的濕地》（Marshland of Cities: Deltaic Landscapes and the Evolution of Early Mesopotamian Civiliz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Dissertation, 2003）啟發了自己有關蘇美爾三角洲自然資源以及生態問題的思考。但恰恰是詹妮弗·普耐爾在《農民研究雜志》中撰文指出，谷物立國論斷存在諸多缺陷。其一，斯科特認為自己是從普耐爾的博士論文中提煉出有關兩河流域三角洲谷物國家的興起的；但普耐爾卻指出，斯科特的論斷其實不符合這一地區早期國家的特征。其二，斯科特認為早期國家的稅收是建立在谷物每年實際收成之上的，但普耐爾的研究表明早期國家的稅收是建立在對于每年平均收成的假設之上。其三，斯科特過于強調谷物的作用，忽視了古代蘇美爾人飲食結構中其他食物的重要價值。斯科特在回應文章中承認自己忽略了這些問題。這意味著“谷物立國”最核心的一些論證環節其實是缺乏充分證據支持的。

其次，斯科特的論斷過于重視經濟因素，忽略了國家或政治權力的運作是一個相對獨立的領域。政治之于經濟的相對獨立性，體現為經濟因素雖然能夠決定政治權力的產生與分配，但政治權力的不同組織形式也會影響生產資料的分配與生產方式的演化。在這個意義上，對于國家興起而言，政治因素可能和經濟因素一樣重要，或至少是不可忽視的一個方面。斯科特忽略了這一點，就使得他筆下的國家似乎就是更大規模的社會或更多人口的聚集，沒有注意到群體、部落、社會以及國家等政治形態在組織結構方面的差異。這種觀點存在“還原論”的風險：似乎現代社會中通過種種理念、制度以及法律和道德規范所建構的國家這種精致的抽象實體，可以被完全還原為形態非常原始的早期國家。這無疑有過于簡化之嫌——早期國家無法代表在幾千年人類歷史中出現的各種形態的國家。換言之，雖然早期國家可能如斯科特所言，充滿了奴役與暴力，是人類生活從自由走入不幸的開端；但同樣顯而易見的是，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以及科學技術的進步，現代人的生活不僅在物質方面更加富足，在安全方面更加有保障，在自由方面也得到了諸多拓展——社會不平等與不公平的狀況仍然存在，但奴隸制可能在世界上絕大部分地區已經成為歷史；戰爭仍在繼續，但野蠻的掠奪和殺戮已經不是國家維持自身存續的必要手段。在這個意義上來說，斯科特有關國家以及人類前景的論斷顯然過于悲觀。

最后，斯科特忽視了有關國家道德基礎的分析。斯科特有關谷物立國的論述，似乎試圖為早期國家的興起提供一種基于經驗素材因而也是不帶有道德立場的分析。但斯科特的道德傾向反而非常明顯。這最集中的體現在他對國家和蠻族之間關系的論述中。斯科特指出，在早期國家興起到完全控制蠻族之間的時光，是蠻族的“流金歲月”。這甚至成為本書最后一章的標題。與此相對，國家則意味著支配、奴役以及不平等，與自由自在的蠻族人生活不可同日而語。這種立場傾向“翻轉”了政治哲學與社會思想中認為國家可以帶給人們和平與幸福的觀點，構成了對該領域經典命題的挑戰。這無疑體現出斯科特非凡的理論雄心。但深而究之，無論社會契約論還是相關社會學分析，都沒有否認國家會導致暴力、不平等以及奴役。更準確說，政治哲學與社會思想試圖解決的一個基本問題，其實就是當國家成為一種必然的“惡”時，人類如何能夠實現自由之“善”。調和國家權威與個人自由意志，探討國家的道德基礎或正當性，是貫穿政治哲學理論與社會思想的一條主線。這意味著若想對社會契約論等學說構成實質且有價值的反駁，不應僅止步于指出國家的陰暗面，而是更為細致地探討構成國家與現代社會基石的自由、民主、法治等價值與制度，有何局限、為何會失靈等等。斯科特的論述止于國家興起，并沒有在真正意義上完成他試圖實現的挑戰。

以上三方面問題不僅表明了我們繼續斯科特的思考時可能遵循的方向，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作繭自縛》這部著作與其說是社會科學研究或歷史敘事描述，更像是有關國家起源的政治哲學論述。這不僅體現在它如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福山的《歷史的終結與最后的人》以及史蒂芬·平克的《當下的啟蒙》等作品一樣，都是依據長時段內經過高度選擇的有限經驗素材訴說有關歷史演進、制度發展乃至人類命運的宏大理論抑或預言；還體現在它試圖對話的對象主要是政治哲學與社會思想中的經典論斷。從政治哲學角度審視本書，可以看到斯科特具有不同于政治哲學主流立場的概念方法論立場。我們不妨以斯科特有關“國家”這一概念/理念的分析為例，從方法論角度對之加以考察。

政治哲學的要義

如前所述，斯科特將國家界定為“具有君主、配置了專業化行政人員、發生了社會結構分層、建筑有宏偉的紀念碑以及城墻、能實現稅收的征繳和分配”的政治體（27頁）。在這個意義上，國家是具有更為復雜的內部結構與行政組織的社會，與社會或非國家性政治體不是處于非此即彼的關系，而是在一個連續統中。在方法論上，這種界定具有如下兩方面特征。

首先，斯科特有關概念的界定并不以清晰明確為根本目標，因為看似模糊的概念界定，反而更精確地表述了早期國家的樣態——在歷史場景中，國家的邊界與特征便是如此的模糊曖昧。從論證而言，這種界定至少具有兩方面優勢。一方面它更符合考古學資料中國家的歷史地位，也即在人類演化中國家發揮的作用并沒有現代政治理論所設想的那樣重要；另一方面它避免了用二元對立的概念框架簡化處理早期國家和非國家政治體之間的復雜關系。這使得斯科特可以從更為超然的態度出發，不受現代政治學說中有關國家的諸多設定的影響。不過遺憾的是，這一方法在本書中其實并沒有得到一以貫之的堅持。在斯科特沒有考慮其內在多樣性而將“蠻族”籠統地界定為不屬于國家控制下的人口時，這其實依然是一種“國家視角”對非國家人口的凝視，依舊在國家/非國家的二元概念框架之內。

其次，斯科特有關概念的界定強調時間因素，將概念及其指稱的對象視為在歷史情境中不斷綿延展開的過程，而非靜止不動的封閉實體。這不僅使得斯科特可以在歷史語境中考察構成國家的各個要素如何出現、聚合以及消散，還為斯科特走出線性發展觀的歷史敘事提供了可能：國家的興起或解體，只是特定歷史條件的滿足與不滿足，與人類及其文明的進步并沒有必然聯系。正因如此，在斯科特筆下，相較于國家，處于非國家狀態的蠻族具有同等甚至更高的道德地位——不同的政治形態只是表明不同的生活方式，對于任何一種生活方式我們都無權指摘。

斯科特概念方法論立場雖然與政治哲學領域偏向于概念分析的立場格格不入，但卻與美國法學領域中長久以來的現實主義和歷史主義研究路徑遙相呼應，后者更是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我國公法與法學理論領域近年來的一系列發展。在美國法學領域中，與斯科特概念方法論最為類似的觀點，莫過于布魯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有關美國憲法的歷史敘事。不同于圍繞文本與判例的釋義性研究，阿克曼呼吁法學家應當從美國自身有關憲法思想與實踐的歷史情境中尋找靈感。因此，“憲法”概念在阿克曼的學說中指的并非一份規范性文本和與之相伴的判例，而是對于美國國家形成和演變具有重大意義的一系列繽紛復雜的歷史事件和制度安排——歷史在延續、制度在變化，憲法也就一直處于不斷生成的“未完成”狀態。

阿克曼的學說在一定程度上激發了我國公法領域中不同于教義學的政治憲法學或政法法學立場。“教義學”在這里指的是圍繞法律文本及其內在邏輯展開的分析、評注以及重構的工作，與德國傳統中的潘德克頓學派（Pandektenwissenschaft）、英國傳統中的法條主義（legalism）以及美國傳統中的形式主義（formalism）立場相近。政治憲法學或政法法學雖然也重視法律文本，但更強調文本的歷史語境，試圖從我國的政法傳統與歷史脈絡中挖掘我國《憲法》及相應制度安排的政治哲學意涵。這一思路在法學理論領域籠統的歸屬于社科法學陣營，強調對于法律規范之外的歷史與現實的關照。

我國憲法學界從憲法歷史中探尋政治哲學意涵的方法，可以追溯到2010年前后有關我國不成文憲法以及辛亥革命和《清帝遜位詔書》關系的討論；在近年來則體現為圍繞“八二”憲法以及我國古代憲制的歷史與政治哲學分析。本書譯者田雷教授雖然一再表明翻譯斯科特的著作是一次遠離自己專業的“冒險”，但他在自己的新作《繼往以為序章：中國憲法的制度展開》（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1年）中所運用的概念方法與斯科特非常類似。比如，他指出“憲制就其生成而言，是延展在時間之流中的”（該書第4頁）；“憲制是一種歷時而存在的自治，它的成功實踐取決于共同體內每一代人對所繼承憲法的信仰，而這種信仰的生成又取決于該共同體的政治文化中是否存在著可以讓我們共同起來的歷史敘事”（61頁）。可見田雷教授所理解的“憲法”就如斯科特筆下的“國家”一樣，都是綿延在歷史長河中不斷得到完善、充實、改變和調整的過程。語境性或歷史性成為他們研究的共同底色。

田雷著《繼往以為序章：中國憲法的制度展開》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這種將概念置于歷史或語境中加以分析的方法，與歷史學研究相關但并不能等同。因為無論是斯科特有關“國家”起源的分析，還是法學家有關“憲法”的研究，本質上都是一種經驗素材服務于邏輯建構的理論敘事或重構。當然我們可以在后現代意義上追問歷史學研究試圖還原或理解歷史本來的面目是否可能，但通過歷史素材證實事實與借助歷史素材闡明理論之間依舊不能完全劃上等號——事物本來的面貌和我們觀念中對事物的看法之間雖有重疊但也有斷裂，后者其實是一種觀念史，而非實際的歷史。

洞悉這一點，對于我們從更深層次理解斯科特有關國家起源的論斷至關重要。歷史敘事特別是長時間跨度的歷史敘事，容易讓我們迷失在宏大理論所帶來的心馳神往與如癡如醉之中。但是每一種宏大敘事都是站在今天向過往回眸，以今人的眼光看待過去的故事。即便我們所依賴的是歷史資料或考古學證據，也沒有什么不同，因為資料和證據是“死”的，他們發揮何種作用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們的理解，而理解則離不開視角和立場。此外，宏大的歷史敘事往往容易正當化我們的現狀、相對化我們的價值判斷，進而不知不覺間讓我們誤以為“從來如此”便是對的，并且會對特定歷史時期充滿浪漫主義的遐想。這便是宏大的歷史敘事帶給我們的錯覺，讓我們誤以為人為建構出來的理論邏輯就是歷史演進的真正過程。斯科特對于蠻族的浪漫遐想，對于前國家時期人類生活和平安定的解讀，無疑皆屬此列；但這顯然偏離了政治哲學的要義——如亞里士多德所說，結合沉思與實踐的生活才是完滿的，這意味著我們要有勇氣運用理性走向幸福，而非將消除今時今日種種無奈與困惑的方案，寄托在特定的歷史場景、歷史人物與歷史觀念之中。我想這是斯科特《作繭自縛》這部著作對我們長久的啟發與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