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問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最具國際色彩的城市是哪一個？是英人割占的香港，還是中國近代化的搖籃上海；是帝都北京，還是對外開放時間最為久遠的廣州？誠然，這些城市都是近代中國“開眼看世界”的樞紐地帶。然而，在世紀之交這一節點時刻，全球化以及殖民現代性卻以最為復雜且又充滿戲劇性的方式，在北方第一大港天津展開。義和團拳民在1900年春對天津租界的包圍，為帝國主義列強武力侵占天津提供了借口。自1900年七月末至1902年八月中，來自英、美、法、俄、德、日、意、奧等國的軍事首領成立了天津臨時政府（又稱“天津都統衙門”，The Tientsin Provisional Government），統治天津長達兩年零一個月。同樣是在這短短25個月的時光中，先前已在天津獲得租界的英、法、日、德四國對其在天津的領土進行了擴張，而俄國、意大利、比利時以及奧匈帝國也通過不同的政治外交手段在天津獲取了各自的租界。當時世界上最為強大的帝國主義力量與中國這一最為古老的帝制國家在天津發生了碰撞與融合。

《萬國天津：全球化歷史的另類視角》書封

法國學者皮埃爾·辛加拉維魯（Pierre Singaravélou）于2017年出版的《萬國天津：全球化歷史的另類視角》（Tianjin Cosmopolis: Une autre histoire de la mondialisation，中譯本于2021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譯者為郭可）聚焦于1900年至1902年間都統衙門治下的天津，為殖民主義全球化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辛加拉維魯現就職于英國倫敦國王學院以及巴黎一大，早在出版《萬國天津》之前，就已撰寫、編輯有關全球史以及帝國史的著作多部。世紀之交的天津成為了作者研究旨趣的一個縮影，涵蓋了作者多年來所關注的主題。《萬國天津》關注的核心理論問題是有關于“全球化”以及“近代化”等概念的批判性思考。辛加拉維魯建基于天津都統衙門的會議記錄與大量英法外交檔案、輔之一系列時人回憶錄、報刊與日記，對這些問題提出了自己的創見。作者強調全球化以及近代化進程中破壞性與變革性的共存。就世紀之交的天津而言，它先是由于義和團運動被西方聯軍勢力占領，城市本身遭受巨大的破壞，而城內的民眾也生靈涂炭，但與此同時，這兩年多的時間也見證了天津在城市景觀重塑以及市政建設方面取得的重要突破與進展。在作者看來，全球化的進程絕非一股西方勢力強加于另一國家與民族，而是中方與西方甚至西方勢力本身、多種力量雜糅糾葛的結果。

《萬國天津》延承了西方史學界近年來對于中國殖民史的關注。如果說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中國近代史研究與帝國史研究呈現相互分離的趨勢，那么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以畢可思（Robert Bickers）、何偉亞（James Hevia）以及劉禾（Lydia Liu）為代表的一批學者則為中國殖民史的研究重新注入了活力。《萬國天津》不僅承續了這一史學史趨勢，并且填補了一些歷史研究的空白，對一些方法論上的問題也做出了重要的修正與超越。盡管西方史學界對于義和團運動的發生及其影響的研究不在少數，但對于這一時期聯軍對于天津的軍事殖民統治則鮮有著述。另外，如果說先行研究對于帝國全球化（imperial globalization）的論述多從宏觀角度展開，《萬國天津》則獨辟蹊徑，從一個城市的地方史角度來捕捉帝國全球化的影響及其在地域上的具體性。最后，作者指出，先前關于中國殖民史的研究過多地關注于大英帝國的在華運作及活動，而《萬國天津》對于天津臨時政府的研究則達到了“去大英帝國中心化”的目的。

《萬國天津》共有八個章節構成。前兩章講述了天津如何因鎮壓義和團運動而被聯軍所攻占，以及臨時政府殖民統治的建立。第三章至第五章從不同角度描述了天津臨時政府的一系列城市管理舉措。第六章與第七章關注帝國主義列強之間因財產所有權（鹽坨）以及設立租界等問題，所產生的沖突、矛盾與妥協。終章“留下痕跡的政府”在梳理了天津臨時政府將城市主權歸還于中方的同時，也剖析了這一國際殖民統治所帶來的深遠影響。出于行文流暢以及讀者閱讀便捷的考慮，本文不會按章節順序對其逐一詳細論述，而是遴選出三個核心主題，圍繞這些主題探討書中的一些具體內容。

天津臨時政府治下城市管理與空間重塑

天津城市的近代化并非發軔于臨時政府的統治時期。早在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天津作為洋務運動重鎮，就走在了中國近代化的前列。1860年天津開埠通商后，英、美、法租界的設立也為該城市帶來很多近代化元素。然而，設立于1900年中的臨時政府卻從根本上和整體上對于天津城市的外貌景觀，以及城市的管理機制進行了由內而外的改變。

天津臨時政府最初的設立是因為在義和團運動期間，天津地方官員逃之夭夭，導致城市管理出現了真空地帶。都統衙門的設立一來是為了防止拳民進一步的起事與暴變，另一個更為重要的原因則是要為經歷戰火洗禮的城市重新恢復秩序。這一點從臨時政府的組織結構，便可見一斑。臨時政府的首腦機構是一個軍事委員會，而其下屬則有幾個行政執行部門：巡捕局、衛生局、庫務司、司法部、公共工程局以及總秘書處和漢文秘書處。正如作者在第三章“在混亂中恢復秩序”所描述的，天津臨時政府成立了現代司法體系、建立警務制度，在對社會秩序進行維持的同時，也對各類人群形成有效的規訓。這其中，警察力量尤其值得一提，都統衙門的警署人員由外國警察和華人警察組成，其成立之初的目的是掃清義和團在天津的殘余勢力，但隨著社會的逐步穩定，其職能延展到交通、衛生以及公共治安等方面。這使得臨時政府對于整個社會的管控都得到了進一步的完善與加強。

1901年，天津，被美國第六騎兵團逮捕的義和團運動成員

除卻這些管制舉措以外，臨時政府對于天津城現代化進程的另一個推動則體現在城市外貌景觀的改變之上。這也恰恰是作者在第四章“領土管理”所關注的問題。臨時政府對于城市空間的改善既有拆除破壞，又有興建重塑。出于衛生（通風）和安全的考量，臨時政府治下的工程部先是拆除了存在天津數百年的城墻，取而代之的是相對寬闊的柏油馬路。除了城墻，天津外沿的一系列炮臺也遭到了拆除。但比起拆除工程，臨時政府在國外領事以及各界商人的協助下所開啟的修建工程更加可圈可點。這一時期的都統衙門興建公共交通（如建立電車軌道）、完善電報系統、興修水利、建造橋梁、并且將海河工程局進一步制度化，這為后世天津水利建設工程帶來了深刻的影響。

《萬國天津》的第五章關注都統衙門治下的衛生問題。在作者看來這實則開啟了一場名副其實的“衛生革命”。世紀之交時期臨時政府的衛生政策可謂面面俱到，細致入微。上至建立傳染病中心、防控鼠疫與霍亂等流行傳染病，下至修建地下排水系統、建立公共廁所、監管私人衛生行為。如果說，就衛生領域而言，臨時政府管控的觸角兼及公共領域與私人空間，極為深刻地塑造了天津城市的內部肌理。

對于中方能動性的認可

《萬國天津》論述中的一個很大的特點是作者很有意識地強調中方能動性。換言之，作者認為，臨時政府治下的一系列城市改革與城市現代化的舉措并非單一地來自于西方（包括日本與俄國）聯軍的意愿。恰恰相反，這些改革政策與措施與天津地方社會和當地民眾形成了尖銳的碰撞和有機的交融。

首先，天津當地民眾對聯軍對于天津城的占領、臨時政府的成立以及其統治下的一系列政策都并非全盤接受。《萬國天津》的多個章節都提及地方各界人士對于臨時政府統治以及城市改革政策的反對和抗議。這類的反抗有些是以武裝的、暴力的形式展開。譬如在聯軍剛剛攻占天津之時，城內的軍火走私和販賣十分嚴重，少量義和團余部以及地方勢力仍以武力方式反抗各國軍事首領對于天津的侵占（見第三章“在混亂中恢復秩序”）。又如在臨時政府修建電車軌道、建立電報通信以及改善河運的過程中，常常遭遇天津市民的破壞與阻撓（見第四章“領土管理”）。較之這些暴力反抗，其他非暴力形式的抵制似乎更為普遍。例如一些當地人會假扮成為臨時政府警察，偽造政府文件，從而為自己謀私利（見第三章）；而在臨時政府試圖實行新的衛生政策時，也有很多地方人士拒用公共衛生間、或抵制新型的喪葬制度（見第五章“衛生革命”）。

其次，在探討中方人員的反抗和抵制的同時，《萬國天津》強調的另一個主題是臨時政府與天津地方精英之間的合作與交融。作者在多個章節中都不惜筆墨地描述地方紳董是如何協助臨時政府施行城市改革政策。地方紳董游走于政府力量與地方社會之間、并有效地形成了二者之間的彌合，這恰如其分地反映了臨時政府與先前清朝地方政府統治之間的延續性。具體而言，在臨時政府努力改造天津城市景觀、提高地方衛生管理之時，當地的紳董在興修現代醫院、建立公共廁所、維修下水道運轉等多個領域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他們同時也在興修水利、搭建橋梁、拓寬道路等公共工程之中獻言獻策、鼎力相助。從某種意義上而言，這些紳董成為了天津城市近代化的承載者和踐行者。

天津日本租界旭街（今和平路）

帝國之間的競合

世紀之交的天津一個最為顯著的特點就是多方帝國主義勢力都以不同形式在該城市內展開各類活動。帝國之間的沖突矛盾以及相互合作為天津城市空間的形塑和城市政治的發展帶來了極大的影響。

這一時期帝國之間的競合最為直觀的表現就是聯軍對于天津城的攻占以及隨后都統衙門的設立。《萬國天津》在其開篇的兩個章節中，對各個帝國之間微妙的權力關系做出精準的論述。就聯軍攻打天津城而言，英美軍首當其沖，俄軍出兵最多，而日軍則貢獻最大。作為八國聯軍中唯一的一個亞洲帝國，作者特別強調了日本在1900年7月天津戰役中的突出貢獻，也認可了其在日后臨時政府建立和統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而臨時政府的成立和運作本身也是各個帝國之間權力博弈的結果：盡管臨時政府成立之初是由英、日、俄三國的軍事代表所領導的，但美、德、法、意在隨后幾個月的時間內也都逐步參與到政府事務的管理中來。而出兵人數最少、且帝國勢力最為薄弱的奧匈帝國，則一直沒能建立起自己在都統衙門之內的話語權（見第二章“國際政府的發明”）。

天津海關稅務司及外籍高級職員公館

如果說中日甲午戰爭開啟了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的狂潮，那么世紀之交的天津就成為了帝國主義政治較量的縮影。這一點極為明顯地體現于各帝國對于天津土地的占有和分割。在短短的兩年內，世界上的老牌帝國與新興帝國在海河兩岸設立并擴張自己的租界勢力：俄國、比利時、意大利以及奧匈帝國在海河西岸設立了各自的租界，而英、法、日、德則在海河東岸進一步擴展自己在先前早已獲得的殖民空間（見第七章“搶奪城市”）。筆者認為，《萬國天津》最為精彩的一章非第六章“城市中的鹽坨”莫屬。對于鹽坨所有權的爭奪匯集了當時天津所有的政治和經濟力量——西方列強（英、法、俄）之間的角力、軍事當局和臨時政府行政機關之間的齟齬、以及殖民勢力和中國社會精英之間的相互制衡都在所謂的“鹽坨事件”中得到充分的表達。

問題與思考

筆者希望在此提出兩點思辨性的問題，與讀者分享。第一，《萬國天津》的研究與寫作是沒有依托任何中文史料的。這引發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們是否可以在不使用中文材料的情況下撰寫中國殖民史？正如前文所言，作者很有意識地關注到中方的能動性以及殖民統治與被殖民社會之間的相互交融。但即便如此，筆者依舊認為，對于中文材料的使用，可以進一步完善甚至修正作者的很多論述。譬如終章“留下痕跡的政府”，似乎過分強調在移交權力過程中，臨時政府本身的考量與邏輯，而忽視了這一時期中方官員（尤其是袁世凱）所扮演的角色。又比如在探討城市建設的章節，如果作者可以引用諸如天津士人褚仁遜的《聞見錄》等中文材料，便可進一步更有效地討論都統衙門所帶來的暴力以及對津門人士心理上的創傷。

第二，就方法論而言，《萬國天津》的作者很顯然希望以微觀的地方史視角來反映帝國全球化所帶來的影響。這樣的論述不禁使人發問：世紀之交的天津真的是獨一無二的嗎？這時的天津與世界其他受不同帝國統治的區域有什么類似、又有何差異？放眼世界其他各地，近代以降的泰國、奧斯曼帝國皆是帝國之間競合的重要場域。而整個非洲大陸自十九世紀末以來也成為各個帝國權力博弈與相互協商的焦點。依筆者管見，對于中國殖民史的研究應當在中國殖民史的特殊性與全球帝國史的普遍性之間掌握一個微妙的平衡。將世紀之交、處于臨時政府管治的天津與世界其他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做出合理的比較分析，可以更好地幫助我們理解殖民全球性的地方差異與普遍共性。

天津都統衙門的存在已逾百年。今天我們閱讀《萬國天津》，在哀嘆一個世紀以前天津城下民眾所遭遇的創傷、唏噓百年前天津城市的變革與發展的同時，也應更多地思考現代性與殖民性之間的多重張力，以及近代主權民族國家發展的曲折性與復雜性。我想這就是我們閱讀此書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