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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柴柴

國內紀錄片導演周浩，在名為“用影像講故事的人”的演講中，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分享的很多話很耐琢磨。通過他的這些話，其實，我們也可以借此反思國內所謂的“紀實攝影”。

演講的開始，周浩就說自己是紅綠色弱，這意味著在普通人看來最炫目的紅花，在他的眼中，反而不如黃色的花奪目。這讓他意識到，“因為起點不一樣，同一個事物在不同人眼中是不一樣的狀態。大家都說‘紅色是最醒目的’是真理，但它對我來說就不成立。那我也是人，我的感受不重要嗎？”

演講的中間，周浩解釋到，雖然“紀錄片的所有素材都來自真實世界，但其實每部影片都是導演自己的影片，你們所看到的故事都是導演重新構建出來的。”

在自己的紀錄片《棉花》中，雖然他充滿著十分的誠意，但在配字幕時卻想當然，導致完全配錯了。他反問：“有時候我們對生活的解讀是非常自我的，這個錯誤給了我非常深刻的教育，你們現在還相信紀錄片的真實嗎？”

演講的結尾，周浩分享了施一公教授的一個演講。施教授談到，我們認識的世界不是客觀的，我們所看見的、所能感受到的能量形式疊加起來也許還不到宇宙形態的4%，也就是說我們對96%的宇宙形態是無知的。

所以呢，對于這個世界而言，我們人類能感知到的，其實是及其有限的。而且，在這有限的感知之中，由于每個人的身體狀況、認知、經歷等的不同，理解又會千差萬別。而個人拿相機對現實世界進行框取拍攝的攝影，經過人眼、相機、鏡頭、屏幕、相紙等的過濾、建構、轉化之后，大眾所看到的一切，其實已經不是以前時空連續下的現實了，當然也代表不了很多事實本身以及全部，而是攝影師想傳達、想呈現的片面的概念。

很多人把拿相機框取拍攝自現實世界的攝影，簡單、幼稚、白癡地當作所謂的窗子，認為就是事實本身以及全部，如同威廉·弗盧塞爾所寫，“技術性的影像這種明顯的非符號的、‘客觀’的特征，讓觀看者并不會把它視為影像，而是看成窗子。他相信這一影像就像相信自己的眼睛一樣。”但是，“危險就在于技術性的影像的‘客觀性’是一種錯覺。因為和所有影像一樣，它不僅是象征的，而且是比傳統影像更抽象的象征符號復合體。它是文本的元代碼，就像本文稍后指出的，它意味著文本，只是間接地意味著外面的世界。生產影像時的那種想象，就是把概念從文本轉換為影像的能力；當觀察影像時，我們看到的是經過重新編碼的有關外面的世界的概念。”

而“紀實攝影”這一概念，我認為最大的問題所在，就是給大眾這樣一錯覺，認為“紀實攝影”就是窗子，就是事實本身以及全部，而忽略了這中間人為的、機械的、材料的過濾、建構、簡化。而有些攝影師、企業、組織、政府，都或多或少利用大眾這種對攝影的簡單認知。比如最近還在進行中的烏克蘭戰爭，國內多數民眾就像柏拉圖洞穴中的那些囚徒，就著墻上的影子，互相激烈地爭論、攻擊......

國內“紀實攝影”這一概念，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從國外譯介進來的，“Documentary Photography”本來可翻譯成“記錄攝影”，或“文獻攝影”。但當時翻譯者經過多重考量，最終翻譯成“紀實攝影”（國內的所謂“紀實攝影”，前面還應該加“社會”二字，這大家應該都能理解）。但參照上面的文字，記錄怎么可能完全如實、客觀，如同窗子？！就是紀錄片導演周浩他也不相信。

但是不是應該就此完全否認、切斷“紀實攝影”與現實本身、與事實之間的關聯呢？我認為也不恰當，“紀實攝影”與現實本身、與事實之間的關系是復雜的，千絲萬縷的，不能簡單地以是與否加以確認。無論是完全相信，還是完全否認，都不是理智、正確的做法。還是如同威廉·弗盧塞爾所言：“當觀察影像時，我們看到的是經過重新編碼的有關外面的世界的概念。”對于影像所傳達的關于現實的片面的一些概念，我們是可以借此展開更多認識、討論、考量、思考。（搜索關注微信公眾號“藝術攝影家”，閱讀更多攝影文章）

當我在反思、批判“紀實攝影”這個概念時，會有人跟我談“紀實攝影”在西方的定義、歷史、淵源，談“紀實攝影”所謂的人文關懷、批判、現實主義。先不說所談的這些，人人早已滾瓜爛熟，本身早已千瘡百孔、問題百出。就是如此，難道“紀實攝影”就永遠“合法”，永遠名正言順，永遠不能反思批判？就像人殉制度，也能講歷史、淵源，難道你現在還愿意給人殉葬，或者讓人給你殉葬？而所謂的人文關懷、批判、現實主義等等，不是“紀實攝影”獨有的，藝術也有的，而且可能還比“紀實攝影”更深刻、寬廣。

至于國內現在還有將藝術攝影與“紀實攝影”（現在在這里更多指的是拿相機從現實中框取拍攝）對立，還有人將藝術可笑、狹隘地理解成美術概念，或者將藝術攝影等同于PS后期的攝影，等等，其實，這些看法已經根本不值一駁。個人認為，所謂的藝術攝影，是一種完全從個人出發，不論是采用直接從現實框取拍攝，還是編導式，或者現成圖片，或者各種后期等等方式，創作的具有一定精神性、思想性、審美性的，反映了一定時代、社會、人類的，以視覺圖像為主的作品。在這里，藝術攝影的根本，并不在乎你使用什么方式創作，也不是畫廊、美術館等來“蓋章”決定的，而是其完全的個人自由創作，其本身蘊含的經得起時間考驗的藝術價值。

在這反思、批判“紀實攝影”，就不得不反思、批判國內“紀實攝影”的變異、僵化、模式化、獵奇，無論是形式、主題，還是其攝影師的視角、思維，等等。

如同比利時布魯塞爾藝術家Max Pinckers所寫：“攝影記者生產的圖像是注意力經濟中的視覺貨幣，注意力經濟依賴于吸引消費者注意力的充滿情感的、獨特的、有力的和引人注目的照片。這些圖像生活在一個依賴廣告生存的環境中，眼球和鼠標點擊等同于美元符號和價格圖表。”

“紀實攝影，尤其是它的近親新聞攝影，似乎已經被容易識別的‘模板’所支配。它們一次又一次地在同一個模子里塑造世界。（對此我們）不是予以回避，而是頌揚和獎勵。”

“在這里，墨守成規美學的重要性先于它們所描繪的主題的主張。這種情況的真正危險在于攝影慣例變成了自我參照而不是自我反省。在任何情況中，僅僅因為視覺修辭的有效性，其被任意應用于任何主題。”

“新聞媒體的消費者搜索信息，這些信息可以重新確認他們的世界觀，重建一個他們可以認同的世界，并告訴他們，他們已經是誰。這就是新聞攝影真正繁榮的地方。不是揭示給定問題的復雜性，而是根據成功公式規定的強大視覺暗示，激發情感反應。”

“紀實攝影本身被困在傳統中，被困在一種無法擺脫的觀念中，因為它總是以一種受限制的、意識形態定義的現實主義形式來框架某些東西。”

對此，藝術家搭檔 Adam Broomberg 和 Oliver Chanarin 曾發問：我們還需要再生產這些圖像嗎?我們需要看看它們嗎?我們的頭腦中已有足夠多的圖像檔案，能夠召喚出任何形式的快樂或恐怖。攝影圖像還能繼續發揮作用嗎?

除了Adam Broomberg 和 Oliver Chanarin的發問，文章的最后，借用周浩的“你們現在還相信紀錄片的真實嗎”，也向大家再發一問：你們現在還相信紀實的真實嗎？請不要急于告訴我肯定或否定的答案。

最后還多說一句，我在這里反思、批判“紀實攝影”，更多的是針對這個概念，以及在國內的現狀，并沒有完全否定一些以前以“紀實”為名而創作的攝影作品。其實，有些以前所謂的“紀實攝影”，放到今天，已經具有一定的藝術價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