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1月30日，上海市文明辦、浦東新區文明委與TELL聯合舉辦“講述上海的故事，聽見文明的腳步”的演講活動。上海交通大學城市更新保護創新國際研究中心主任王林在想出與大家分享了她參與上海城市改造的經歷。以下是王林的現場演講實錄：

我出生在福建，少年和青年是長在長春，三十年前來到上海，在同濟大學讀書，來上海以前，總是聽說“大上海“，但真來到上海，發現除了外灘的建筑還可以看看，其他的地方都破破爛爛，道路也都窄窄小小的，上海的同學們還經常隔空說我聽不懂的上海話。因此在上海讀本科的四年中我從來沒說過上海一句好話。但隨著對上海了解的加深，我知道那個時代里，上海稅收的90%都支持給了國家，自身的城市建設和老百姓的生活反而一直沒有什么發展，心底里又多了對上海的理解和尊重。在完成了我的碩士和博士學位后，我進入到上海規劃局工作。

我經手的第一個項目是就是蘇州河的景觀和水質處理工程。大家知道的那個蘇州河是河水又黑又臭，隔著幾百米就能聞到那股味道。——其實這個項目已經得到了領導的認可和批復，我的任務就是擬一個批文就好了。但是我想我是專業做規劃的，寫批文以前，得了解一下項目，帶著對自己專業的驕傲，我去到了項目現場。

我非常驚訝的是，在那一片即將要被拆除的工業廠房里，看到一棟標著1931字樣的建筑，上邊有一扇2.5米高，非常精致的鋁合金的門，推開門后，簡直就像到了另外一個世界。房子里面是全木構架的窗戶、地板、屋架、屋頂，到處被整理得干干凈凈，一群藝術家和設計師在這里工作，使用著非常精致的辦公桌椅。

我一直走到三樓，遇到了一位坐在一張很大桌子后邊的人——后來我知道他是這家公司的主設計師——他看到我就警惕的問：“你是誰？”我趕緊解釋我是上海市規劃局的，他聽到后就像找到一根救命稻草，很急的說道：“您能來這里太好了，麻煩趕緊和市領導說一下，黃浦區要拆掉我們的房子。”當時我心里一抖，他說的要拆房子的人其實就是我，但我沒敢說明。

這位總設計師帶著我上上下下參觀這個原本破敗不堪的倉庫，在他的打理下，這里的角角落落都呈現得異常精彩，他看我比較有興趣，又帶我去看了另一幢建筑和蘇州河邊上的倉庫。他告訴我，紐約和倫敦的廠房都被藝術家和設計師很好地利用，成為城市藝術和創新的策源地，他們的倉庫的設計已經被登載到世界著名的雜志上。

要知道，這是在1998年的上海，倉庫和藝術還有創意的結合，基本上聽都沒聽說過。

后來，我和設計師匆匆告別，馬上回到單位，打了個報告提出要對規劃方案應做調整，留下這兩幢倉庫廠房。在即將下班的時候，我接到了局領導的電話，作為剛到規劃局工作的普通職員，接到領導召見我很興奮，于是興沖沖地跑了上去。

領導問到：“這個項目的方案都已經討論通過了，你為什么要提出修改意見？”我很認真地講述了原因后，領導沉默了一下，問我：“你是專家嗎？”當時我的內心震驚了一下，但接著表達了我的想法：“我認為這樣做是對上海很好的一件事情，通過小小的調整，就能讓綠化變得更有文化氣息，更重要的是讓創意產業在上海、在中國出現，像國際上的大都市一樣。”

領導聽完這句話后，回復說：“好的，我再仔細研究一下。”

當時我的內心是很沮喪的，因為從大局上來看，一個破舊的倉庫廠房相較于蘇州河環境整治而言，是很微小的；一兩個破舊廠房的拆除也并不代表著上海的創意產業的未來就沒有了，也許我只是站在了我個人的角度思考作了個情緒化的表達。

第二天早上，我驚喜地發現，我打上去的報告放在桌子上，上面寫了同意兩個字。那一刻我的內心充滿了舒心的感覺，也因此愛上了這份工作。到了晚上，我才知道這個份報告已經通過市長的批準，領導要做這個更改是非常不容易的。我發現，領導們對于城市的未來，有著非常理性的思考。

這個項目，奠定了我在規劃局工作的方式，我總是站在我專業視角提出意見，而不管會觸碰到什么利益關系。絕大多數情況下，都得到了領導的支持。很多人說規劃局的工作就是走程序，工作人員的聲音沒什么作用。但在我看來，并不是這樣的。我的工作環境是理性的。我師從阮儀三教授，學習歷史建筑保護，在我的角度看，歷史保護是最最重要的事情，堅持一定是對的。所以當時大家都知道，規劃局里的王林，是個總是會找茬的人。

2003年的時候，我收到了一份報告，來自100多個藝術家簽署，要保護田子坊和創意產業，我毫不猶豫地寫了應該保護的相關報告。但這份報告很快受到了黃浦區政府的強烈反對。在我看來，區政府就是在考慮土地稅收，當文化與經濟有矛盾的時候，文化一定是對的。

但當我到了田子坊的現場后，改變了我的想法。當時的田子坊沒有一家石庫門里弄的房子是出租出去的，陳逸飛、爾冬強等藝術家們都集中在一幢6層樓的工廠房子，而旁邊的里弄里都是5-6戶人家住在原本給一戶人家修建的房子里，6、7個水池、電煲箱，整齊的排列在同一個廚房。每家每戶還是在用木頭馬桶。這里的老百姓天天盼能住得好一些。這也是區政府急于開發和改造的原因。生活是如此復雜，我們眼中的詩和遠方，可能就意味著這些老百姓十幾年的這種狀態生活，簡單地保護，也許讓我們失去生活的本質。

這個時候，我覺得應該對保護方案做出調整，通過多次現場調研，與街道居民、區政府、房地產開發商，尤其是藝術家等進行溝通交流，最終提出先開發田子坊南面地塊，北面地塊讓時間來判斷。

2003年至2008年，當保護方案公布以后，很多田子坊的老百姓把自己的房子租出了更高的價格，用租金改善了生活，區政府也開始做基礎設施建設，給每一家每一戶都配上衛生間，水電設施也做了很好的修繕，整個上海甚至全世界都為田子坊感到驕傲。而田子坊的改造，并不是規劃部門一個人的決定，而是包含了這個街區里的基層政府、老百姓、藝術家的智慧。

我越來越感受到，一個城市的發展，有些結果不是一年兩年能決定的，而是更長遠的。對于這樣長期的決策，尤其需要學會站在別人的角度思考問題，也要想方設法讓自己的想法得到別人理解，別人理解以后，才能站在你的角度思考。帶著這樣的視角，我完成了很多大家耳熟能詳的上海街道的保護工作，武康路、復興路、莫干山路等等，都是由我牽頭設計的保護方案，但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卻是外灘隧道的改造。

在世博會的前三年，提出能不能將外灘的道路做一個改造：當時的外灘旁的道路——中山東二路是上海最重要的南北交通干道，有10條城市快遞車道，人們從外灘走到黃浦江邊，一定要通過南京路的那個十分黑暗和臟亂的地下通道，我們想建一條隧道，地面上留下4個車道，把6個車道放在隧道里，讓市民們可以在地面上走很短的距離就可以到達外灘。

但當時正碰上世博會前上海的大建設時期，上海只有3、4條軌道交通，100多個軌道交通站點在建設，各種施工讓上海的交通已經一塌糊涂，如果外灘這么重要的交通干線再進行封閉施工，會對老百姓的出行造成很大的不方便，而且這個不方便要忍受兩年時間。面對這么一個決策，市領導也都很猶豫。

非常有幸，我有機會就這個項目向市領導匯報，我就提出：外灘道路的建設不是為了解決交通問題，其實最核心的是把100米縮小到50米，把剩下的50米作為外灘公共平臺，是把公共空間還給老百姓，從“以車為本”轉向“以人為本”把外灘的美景和黃浦江美景更好地展現。既然是為了老百姓做的改造，我們就讓老百姓自己決定是不是要改造。如果老百姓反對，我們就不做。

于是在接下來的一個月里，我們在上海市規劃展示館、上海市解放日報、文匯報等官方媒體上公布了改造方案，聽取上海市民的意見，我們收到了十幾萬份的回饋，其中95%的老百姓都是支持我們的方案，還有5%的老百姓意見是外灘的平臺要多種一些樹，否則會太熱。

對于這個結果，上海市政府的領導也是非常驚喜。我想這體現了上海這個城市所具有的理性精神。當我們把事實和困難坦誠地告訴大家的時候，上海市民們能夠犧牲眼前的利益，為了未來做出明智的選擇。在結果出來的這一刻，我知道，我從內心里愛這個城市。

2015年，我從政府部門辭職，到上海交通大學教城市規劃，這是我的一個夢想。三十年的政府工作之后，我依然還象當初那樣保持著自己的個性，我想這都是因為我生活在上海，這個城市包容了我的個性。也讓我成為這個城市的一部分。我想這就是上海如此具有活力的原因。

謝謝大家聆聽，我是王林，我是上海人，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