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一位退休官員，自2014年起，花3年時間走訪了老家40多位村民，將村民的口述整理成書《界岸人家——一個中國村莊的集體記憶》。

原本他只想了解一個真實的農村，為村民留存一些資料，整理錄音時發(fā)現(xiàn)，在村民的集體記憶中，隱藏著近百年來中國鄉(xiāng)村發(fā)展變遷的密碼。

如果不去碰觸、挖掘、記錄，這些密碼只會散落在老人們的記憶深處，淹沒在消逝的歲月中。感懷古今，思緒良多，百年滄桑，當下愈顯珍貴。

近百年來，農民經歷了什么?歷史留下了什么?未來還將發(fā)生什么?在這本書中，村民們原汁原味地敘述著歷史的點點滴滴，隱隱約約地預示著新的未來。

遙遠的“界岸”

長江三角洲有很多“沙上人家”，都是近幾百年來從外地陸續(xù)遷徙而來，8代以上，再無記憶

界岸，是江蘇張家港川港一帶先民圍墾長江沙洲時修筑的一條圩岸，已有幾百年歷史。依傍著界岸古道，聚居著幾十戶農民，村名多次變更，當?shù)厝艘恢狈Q這里為“界岸人家”。黃健就是一位從界岸走出、靠“書包”翻身的農村娃，曾任國務院研究室綜合司司長、江蘇省委研究室主任、省委副秘書長，2014年退任。

那幾年，常有微博微信寫春節(jié)回鄉(xiāng)見聞，談農村的變化及沖突，感嘆農村的衰落。黃健每年都會回鄉(xiāng)探親，憑借政策研究的工作背景和多年理論積累，他意識到，微博微信中描述的農村變化，不是衰落，而是嬗變——幾千年來的傳統(tǒng)農村，正在發(fā)生前所未有的重大變化。具體是什么?他決定從每家每戶著手調研，設法解開心中的迷惑。

“作為一個農家子弟，我對家鄉(xiāng)的人、家鄉(xiāng)的事念念不忘；作為一個經濟工作者，我長期關注三農問題。微博微信上的那些回鄉(xiāng)見聞，見仁見智。我想換個角度，以自己生產隊為樣本，聽聽農民的看法。”黃健說，這正是他做村民口述史的緣由。

之所以選擇“界岸人家”作為調研樣本，黃健認為，一般的田野調查，只能進行“嵌入式”調研，很難完全打開口述者的心扉，而他作為土生土長的“界岸人”，有20年共同生活經歷，是“共鳴者”，不管是語言、風俗，還是與村民的情感融入、文化浸潤等方面，都有“嵌入者”所不具備的優(yōu)勢。

長江三角洲有很多“沙上人家”，都是近幾百年來從外地陸續(xù)遷徙而來。沙地有新生，有陷落，先民們就遷來遷去，8代以上，再無記憶。

黃健所說的“界岸人家”，也是外來移民，原來就是一個生產隊，當年有120多人，現(xiàn)在常住人口僅60多人。

“我們原本叫欣隆大隊，后來改名欣隆村，然后與光明村合并，現(xiàn)在叫光明村南四組。”黃健笑著說，“如果你要去找界岸人家，肯定找不到，因為它只是老人維系歷史記憶的口頭表述、一種集體認同。”

黃健的親屬，早就搬到鎮(zhèn)上居住，老家只剩下界岸旁邊的一小塊宅基地。他父親迄今還保留著1951年土改后頒發(fā)的“土地房產所有證”。除此，黃健在界岸再無痕跡，只有在訪談時，在村民的絮叨中，觸摸往昔。

讓村民自由談

黃健的訪談對象，或者是鄉(xiāng)鄰叔伯，或者是童年玩伴。熟人見面，分外親熱，心無隔閡，聊家常順理成章

借著任后相對清閑的時光，黃健從2014年9月開始，利用業(yè)余時間不停地往返南京、張家港兩地，回到離開40多年的家鄉(xiāng)。一年半的時間里，他陸續(xù)訪問了40多人，占村里常住人口的一半多。

不是正式的采訪，只有毫無拘束的聊天、暢談，他的錄音工具，只是身邊的手機。黃健的訪談對象，或者是鄉(xiāng)鄰叔伯，或者是童年玩伴，曾經一起生活，一起掙工分。熟人見面，分外親熱，心無隔閡，聊家常順理成章。

因為對村里的情況比較熟悉，他不用訪談提綱，沒有文本設計，沒有預設觀點，地點隨意，或者上門家訪，或者到工作場所和村民(多是保安、門衛(wèi))邊上班邊聊天，有的就在旅館里。

村民們談家庭歷史、個人經歷、子女情況，談親力親為、所見所聞。桌上的手機，忠實地記錄下訪談的內容。“話匣子打開后，天馬行空隨便聊，哪怕聊封建迷信內容，我也不會去打斷，盡量讓村民不間斷回憶、自然地流露、無保留地表達，留下那個時代的真實記憶。”

要做村民口述史，黃健必須解決兩個問題——整理錄音、錄入文字。村民的方言，只有他能聽得懂，無法求助別人。剛開始整理錄音時，他經常要聽一句，用筆記一句，效率太低。他只能重新熟悉五筆字型，同時學習錄音編輯。一年半時間，靠手機共收錄、整理44人的原始音頻資料70多個小時。

“我邊訪問邊整理錄音，然后對文本梳理拆解，分類歸納，盡量保留生活細節(jié)，保持口述特點。”黃健說。

書中甚至原樣收錄了村民絮叨的一些家庭矛盾和糾紛，心結不解，耿耿于懷。“這是轉型時期農村社會文化的一部分。那時候家庭多子女且集中居住，容易為經濟發(fā)生矛盾。現(xiàn)在子女少了，也分散居住，矛盾就少了。”

為保護書中所涉村民的隱私，按照學術規(guī)范，黃健將每個人的名字進行了替換，讓讀者甚至外村人都很難一一對號。

“農村本是熟人社會，只要看到口述內容，村里人仍能知道相互底細。但愿不會因此出現(xiàn)某些不快。”有心的黃健把每個口述者的錄音分別刻成光盤，留給每家人，方便他們收藏甚至傳承給后人。

“現(xiàn)代人生活太忙太累，兒子不會和父母多聊天，更不會去問爺爺奶奶的過往。這份錄音光盤，會成為村民家傳的珍貴資料。

因為真實，有很多事情，放到現(xiàn)在，就顯得匪夷所思

根據(jù)村民的口述內容，按照經濟社會發(fā)展的階段性，《界岸人家》分列四章，分別是：民國舊事；公社歲月；改革年代；陌生未來。每章開頭有摘自《沙洲縣志》《張家港市志》的大事記，各節(jié)有少許說明性文字，作為界岸村民口述史必要的背景。

在此基礎上，黃健以村民的集體記憶為出發(fā)點，把它們放到近百年來中國農村經濟社會的變遷中考察。在每一章之后，是黃健自己對口述史的解讀、分析，對應的關鍵詞，分別是：苦難、曲折、突圍、重生。

記憶深處的場景一旦被挖掘出來，便是歷歷在目。村民們大多生活在相同的時空，他們在回憶中彼此交叉、相互印證，將漸行漸遠的過去，全景式地搬到了讀者面前。深讀其中，便有身臨其境之感，仿佛穿越了一般。

正因為真實，有很多事情，放到現(xiàn)在，就顯得匪夷所思。

比如，舊社會多兒多女，由于生活困苦，個別父母“渾不在意”某個嬰兒的夭折——并非不在意，是因為父母讓已有的子女存活就很不容易。甚至，母親將孩子生在馬桶里后不聞不問，讓嬰兒活活溺亡。如果碰巧有鄰居愿意收養(yǎng)，就會挽救一個小生命，書中就出現(xiàn)過這樣的“幸存者”。

再如，某個村民因受親屬的冤枉無處辯解，一氣之下攜農藥到親戚家自殺，他在外打工的兒子內心留下了永遠的痛。

有些舊聞軼事真假莫測，估計放到《聊齋志異》中，也不會顯得突兀。有些村民在回憶自己父母辛勞持家時，其細節(jié)已可堪與朱自清的《背影》媲美——情到深處，自有華章。

在“后記”中，黃健寫道：

在滔滔不息的時代洪流中，每個人、每個家庭、每個村莊，都是歷史的參與者與見證者，都有各自不同的體驗和感受。以一個生產隊為單位，捕捉家家戶戶的日常瑣事，重現(xiàn)底層村民的復雜人生，展示集體記憶的多彩圖景，記錄社會變遷中普通人的命運沉浮，讓沉默的大多數(shù)留下歷史蹤跡，這是我的初衷。

44個村民的口述，包含了民國時期的苦難、公社時期的曲折、改革時期的突圍，還有陌生的未來……

“普通人的講述，避免了宏大敘事，更加鮮活可感。記錄凡人小事，其實是回歸史學的傳統(tǒng)。”黃健認為，歷史不僅由精英創(chuàng)造，更由無數(shù)普通人推動，沉默的大多數(shù)，可以通過口口相傳、代際相傳，將歷史忠實地記錄下來。

講述民國舊事的，大多是80歲左右的老人。雖然他們的回憶是碎片式的、粗線條的，但往事和苦難卻深深刻印在記憶中。李永根回憶過去時泣不成聲、幾度中斷，李寶賢為至今不知母親的名字而充滿悔意，被拉壯丁的趙順榮從東北戰(zhàn)場逃回、天津跳海幾乎喪命……一件件、一樁樁，無不令人動容。正因歷經苦難，所以，“年紀越大的，越覺得現(xiàn)在過得好。”

作為村里有名的“個體戶”，“50后”錢貴賢的經歷幾乎是一部改革年代的活歷史。

1981年，政策允許私人辦企業(yè)，他借錢開眼鏡廠，掙錢后在村里第一個蓋起了樓房。

1988年到湖南長沙搞傳銷，被騙七八萬。

1989年轉戰(zhàn)新疆霍爾果斯口岸做服裝外貿，掙了大錢，后又被假冒偽劣產品禍害。投資辦企業(yè)，在伊犁做電瓶車生意，虧掉10多萬。

2003年回老家辦磚瓦廠，前幾年因為拆遷磚廠停辦，改賣散裝水泥……

一行不景氣就轉行，錢貴賢的創(chuàng)業(yè)史還沒有結束。

“80后”李武出生在北京，直到上初中才回老家繼續(xù)讀書。他結婚后在鎮(zhèn)上住了兩年，現(xiàn)在又回到鄉(xiāng)下跟父母一起住，主要是圖方便，可以不用洗衣做飯，而且村里沒有“停車難”。

“90后”陸瑤瑤，自己也分到了田，但從沒干過農活。會計大專畢業(yè)的她，嫌工資低，考慮進修網絡課程，以便將來找到更好的工作。界岸村人世代為農的歷史，在這一代宣告結束。

民國時期的苦難、公社時期的曲折、改革時期的突圍，還有陌生的未來……在44個村民的口述中，“界岸人家”近百年的生產消費、婚喪嫁娶、村風民俗的多彩圖景，由此呈現(xiàn)。

從界岸這個江南小村的社會變遷，可以窺見中國農村發(fā)展的脈絡

黃健希望通過這本“界岸人家”，推動更多人做類似的事，為后人留下可以研究的第一手資料，并不指望當下就能形成理論研究。“有些東西，離得太近反而看不清楚，必須有一定距離，留給后人來研究。”

一個村莊的口述史，能有多大價值?一處“界岸人家”，能代表多少中國農村?

誠然，張家港的現(xiàn)代化進程較快，界岸幾十戶家庭的狀況很難代表整個中國農村，但黃健相信，“歷史背景相似，發(fā)展方向類同，只是步子大小、進程不一而已”，從界岸這個江南小村的社會變遷，可以窺見中國農村發(fā)展的脈絡。

2015年，瑞典文學院將當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了白俄羅斯女作家斯維特蘭娜·阿列克謝耶維奇，鼓勵她“復調般的作品，成為這個時代苦難與勇氣的豐碑。”她的代表作包括《我是女人，也是女兵》《切爾諾貝利的回憶：核災難口述史》等。

《界岸人家》記錄的是凡人瑣事，反映的同樣是歷史大事件。黃健說，中國兩千多年農業(yè)社會，世世代代種地的農民，在改革開放30多年間，開始從農業(yè)社會走向現(xiàn)代社會，從難以溫飽走向繁榮富強，這是人類史上從未有過的大事件。

大象無形，大音希聲。在重大的歷史變革、社會變遷中，底層社會大多默默無聞，但他們的聲音，可能更真實，就如二戰(zhàn)后的女兵回憶、核災難后幸存者的口述、界岸村民親歷的變革一樣。

界岸村代表不了所有的村，但中國近百年來的社會百象，基本上能從這個生產隊里找到蹤跡和影子。家家戶戶的日常瑣事，一個村莊的集體記憶，成為觀察、研究中國農村變遷的一面鏡子，折射出改革開放等重大事件的歷史軌跡，并從中看到未來發(fā)展的樣子。

變革中出現(xiàn)沖突與痛苦不可避免。但更重要的是，道路已經開通，正在砥礪前行

在與村民聊天過程中，黃健一直在不斷地思考。他隱隱地覺得，一部跨越百年的村民口述史，經過事實爬梳，能夠從中尋找到歷史發(fā)展的密碼。盡管現(xiàn)在未必能完全破解，先忠實記錄下來，方便后人看得更清楚。

比如農民工外出打工帶來的留守問題，黃健認為是社會的成長之痛、轉型的代價。

農村窮的根本原因，就是人多地少。農民只守在家里，能窮一輩子。只有外出打工，家庭才能致富，子女才有出路，減少農民才能發(fā)展農村。

小農經濟逐漸打破，土地順暢流轉，規(guī)模化生產起步。層層推進，才形成了當下的格局——空心村多了，城鎮(zhèn)化比例高了，現(xiàn)代農業(yè)、新型農民、新興鄉(xiāng)村，才會應運而生。

蘇南的農村如界岸，才開始從以往農業(yè)為主的生產場所，變成以休閑為主的生活場所。

對于農村出現(xiàn)的某些亂象，黃健有自己的認識。

以兩千多年農耕文明為基礎建立的社會秩序，在這三四十年被徹底打破，新的秩序正在而尚未完全建立，變革中產生的動蕩、沖突、痛苦，不可避免。這與世代為農的人們從此不再種地這個巨變相比，暫時的困難算不了什么。重要的是，道路已經開通，正在砥礪前行。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黃健表示，身處變革之中，容易看到的感受到的，往往是陣痛，以及陣痛帶來的亂象和矛盾。

農村的變遷正在進行，現(xiàn)代農業(yè)、新型農民、新的鄉(xiāng)村正在興起，人們知之不多，也沒有現(xiàn)存的路可走。或許，把我們的視野再放寬一些，再過幾十年，對這場涉及十幾億人口的社會變革，才能看得更加真切。

看完《界岸人家》，記者提議去“界岸”看看，令黃健很驚訝：“你找不到‘界岸’的。”

“如果不到實地看看，我接收不到‘界岸’的‘信號’。”

“好，我陪你一起去。”聽了記者的解釋，黃健痛快地答應了。“半天就可以往返，不影響工作。”

果然，如果不是黃健的“人工導航”，司機根本找不到去界岸的路。下高速、走省道、轉縣道，一路暢通，即便到了鄉(xiāng)鎮(zhèn)，道路依然寬敞。在某個不知名的路段，隨著黃健“左拐”的指令，整潔的柏油路便沿著果園、河塘、民居蜿蜒起來，人在其中，很是愜意，是個“車游”的好場所。只是路上行人稀疏，甚至聽不到雞犬之聲。

車戛然停了下來，黃健開門下車。“到了。”黃健指著路邊一塊菜地，“這就是我們家的宅基地。很難想象，當時這里是3間房，住了七八個人。”

有朋自遠方來?附近的三兩個村民好奇地圍了上來，才發(fā)現(xiàn)是黃健。既是熟人，自然熱情地聊了起來，一點不覺生分。雖然聽不懂方言，但記者感覺到了那份濃濃的鄉(xiāng)情，觸摸到了淡淡的“界岸”。

“界岸人家”的界岸，由于河水的沖刷，已經淹沒在河水中，僅存十多米的老岸。村民的房子盡管略顯零散，卻全部是翻新的樓房。

流淌千年的川港河，幾年前還是雞舍羊圈分列兩岸的景象，已經不復存在。河壩得到整治鞏固美化，村里的道路開始有保潔員維護。

土地成片流轉后，變成了果園、特色種植園。農民們拿著養(yǎng)老金，車來車往，最多忙忙自留地……

身邊的界岸，已經不再是書中的界岸，盡管黃健的最后一次訪談，仿佛就在昨天。那條細長的界岸正在逐漸消失，近百年來的“界岸人家”，卻原汁原味保留在一本書中……

20年前，黃健寫的《下崗職工訪談錄》，曾經作為國務院研究室送閱件上報，得到時任國務院常務副總理朱镕基的批示，為解決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等提供了重要的決策依據(jù)。回首往事，這篇以8位工人口述內容為主的調查報告，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在黃健眼里，工人當年的口述內容，更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貴資料。

一部村民口述史，足以管窺當代中國的改革印記。盡管社會的發(fā)展會掩蓋諸多歷史車痕，但他們必然隱藏在每個人記憶的褶皺里。村民們就是各種“歷史大片”中的“路人甲”，真實地見證著歷史。翻開，聆聽，活靈活現(xiàn)，就是一部生動的紀錄片。

忘記歷史，就無法在現(xiàn)實空間找準方位；不知道從哪里來，也未必會知道往哪里去。黃健的研究還會繼續(xù)。

（原標題為《 20年前，他寫<下崗職工訪談錄>得到朱镕基批示；如今整理村民口述史，搶救一個村莊的集體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