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基多宣言》在聯合國通過，即將成為未來二十年全球城市規劃新的指導綱領。那么，這份宣言和上世紀40年代柯布西耶的《雅典憲章》是什么關系、與我們今天的城市面貌有什么關聯，是否存在理論困境和局限，趙益民都做出非常好的梳理與回應。文章“否思”（unthinking）的態度，或許會推動我們對日益尖銳的城市空間、城市形態和城市生活等方面的思考。

理查德·桑內特（Richard Sennett）和薩斯基亞·薩森（Saskia Sassen）對于國內學界來說都不是陌生的名字。無論是前者的《公共人的衰落》和《肉體與石頭》，還是后者的《全球城市》都在城市研究者的必讀書單上。最近他們又一次在國內的知識界尤其是城市研究和城市規劃的圈子里流行起來。以《基多宣言》（The Quito Papers）為標題，他們的新劇目在安第斯山上的厄瓜多爾首都基多首演之后不久便來到了北京，并開啟了新一輪對城市空間和城市生活的討論。

這是一場相當及時的討論。不用提日益增長、早已超過50%的城市化率，也不用提數億涌向城市的流動人口，我們只需要在日常的每個角落里稍加留心，便可以意識到城市議題早已主宰了我們的生活。我們有一、二、三、四線城市，也便有了“逃離北上廣”。我們有日益富麗堂皇的世界城市、國際一流宜居之都，也有不斷擴張、不斷吸引媒體注意力的“城鄉接合部”。我們有越來越多的城市居民，也有越來越多“假裝在生活”的人。產業升級和城市環境整治的浪潮亦使我們越來越難見到街頭小店，越來越難買到早餐。

在整個社會的城市轉型之中，我們的確有必要思考、反思乃至否思以往的城市理論去觀察和分析它們與當下城市狀況之間的溝壑，從而提出新的問題，研究新的答案。在這一層意義上，桑內特、薩森和他們的《基多宣言》是值得關注的。他們以柯布西耶及其現代主義規劃理念為反思對象，繼承和發展城市理論批評者簡·雅各布斯以降的種種新城市主義思路，力圖喚起大家對城市之共時的復雜性（complex in a synchronous way）、未完成性（incomplete）和多孔性（porous）的認識，重新構想一種新的體驗和塑造城市的方式，倡導從封閉的城市走向開放的城市（the open city）。

這些想法看上去都很美妙，似乎真的能幫助我們從高樓林立的城市森林里解脫出來，重新發現干凈、安全、有效又多元的城市生活。桑內特、薩森和他們的聯合國人居署的合作者們也對此充滿信心，于是才會在2016年秋天于基多召開的聯合國住房與可持續城市發展大會上【又稱“人居三”大會（Habitat III）】力推《新城市章程》（The New Urban Agenda，一份基于《基多宣言》編制而成的政策文本）。這個章程最終獲得通過，成為接下來二十年指導全球城市發展的綱領性文件。

但是，看上去美妙的前景也許并不如這些文件所承諾的那么牢固。與其不加反思地盲從這種種宣言和章程，不如往后退一步，換一個新的角度去審視它們，去探尋它們雄心之下可能隱藏的困境與危險。這篇文章的目的就在于拋磚引玉，以批判性的態度重讀《基多宣言》，從而將其可能內蘊的理論困境和認識論陷阱展現出來，以期推動學界對城市空間、城市形態、城市生活的思考和反思。

現代主義及其不滿

《基多宣言》的理論起點是《雅典憲章》。1933年夏，國際現代建筑協會第四次會議在一艘從馬賽開往雅典的郵輪上召開。這次會議標志著以勒·柯布西耶為首的一群建筑師開始理論化他們對“功能性城市”（the functional city）的構想，并最終定型于柯布西耶在1943年出版的《雅典憲章》（Athens Charter）中。在戰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雅典憲章》被奉為城市建設的圭臬而廣為流傳，并直接塑造了今日千篇一律的城市景觀：高樓、廣場、綠地、大馬路，還有“小汽車主義”。

柯布西耶的立場有其時代背景。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早期，隨著大工業的急速發展，城市空間也日益變得擁擠、雜亂，并嚴重影響到市民的生活質量。建筑師們所謂“功能性城市”的提法，其實關切的正是工業時代的城市形態問題。通過確認居住、工作、游憩和交通四大功能，他們也在事實上確認了城市形態的從屬地位：形態本身需要加以改進，以便服務經濟發展和相應的生活需求。

這一功能主義的思路從根本上限制了柯布西耶們的解決方案。為了解決臟亂差和擁擠問題，他們大力提倡新建高樓、開辟綠地、拓寬馬路、功能分區。最終，他們面對的問題非但沒有解決，反而被進一步放大。高樓和綠地并沒有增進人們的生活質量，而是加劇了社會分隔，惡化了大都會的精神生活，甚至造就了諸如巴黎郊區“郵政編碼種族主義”這樣的嚴重后果。功能分區和快速路也同樣沒有對擁擠問題有絲毫幫助，對于這一點，每天早晚高峰時堵在北京東三環或者上海內環高架路上的人一定有切身感受。針對這些現代主義的觀念，桑內特的評論堪稱犀利：柯布西耶的憲章是一個烏托邦，“一個錯誤的烏托邦”。

簡·雅各布斯是較早對柯布西耶說“不”的人。在現代主義的建筑和城市規劃如日中天的上世紀六十年代，她寫作《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以下簡稱《死與生》），宣揚街道活力和多元，強調鄰里和生活經驗的重要，抵抗紐約的城市更新（urban renewal）和大拆大建，保衛她住的格林尼治村（Greenwich Village）。在這些努力之后，人們逐漸地認識到柯布西耶路徑存在的問題，開始接受雅各布斯的批評。如此變化最終促成了八十年代以降“新城市主義”（the new urbanism）的興起，以及美國城市規劃設計界的范式轉型。

在薩森看來，雅各布斯的城市觀需要放到一個更大的框架里去理解，這個框架的核心是城市在整個經濟中扮演的角色。這就需要提及雅氏的另外一本書，《城市經濟》（The Economy of Cities）。書中觀點可以做如下概括：正是城市的瑣碎日常中所隱藏的多元和雜亂，才保證了城市內部勞動分工的演進，在種種不經意間促成新的經濟活動的誕生。勞動分工和多樣化帶來新的商品和服務，從而使城市和經濟保持著強大的發展動力。但是，在街道鄰里消失的時刻，在日常生活痕跡被抹去的瞬間，這些動力便也會隨之消失。

在這里，雅各布斯與柯布西耶徹底分道揚鑣。如果說《死與生》更多的是在城市形態上與柯布西耶和現代主義進行對話，那么《城市經濟》則將這一對話和反思推進到了城市屬性和內容的層面。建筑師們始終只關心形式問題（urban form），強調通過改進了的設計手段將城市空間變成一個更好的容器，去承載整個經濟與社會。但是雅各布斯變換了方法論，不再僅僅將城市視為容器，而是將焦點轉移到城市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擁有的能動性（agency）。

承認城市空間的能動性也是《基多宣言》的作者們共享的理論基礎。桑內特發展了雅各布斯的觀點，通過“共時的復雜性”強調城市中各種原本不相及的事情會同時出現并交錯，“未完成性”關注開放的未來和無窮的可能性，“多孔性”則意在呼吁陌生人的相遇對城市活力至關重要，我們不能秉持某種封閉刻板的邊界觀，而是要把高墻（boundary）變成前沿（border）。與此類似，薩森也將城市定義為一個復雜且未完成的系統。在這樣的空間里，普通市民可以營造他們的歷史和文化，其間蘊含的動態和多元屬性無法被任何掌權者完全控制——這便是城市的多樣性所具有的政治意涵。

新自由主義的街道

雅各布斯常常因為這些關于空間能動性的觀點而被貼上“城市無政府主義者”（urban anarchist）的標簽。對此，桑內特正確地反思道：雅各布斯的“無政府主義”更接近于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保守主義立場，而非埃瑪·戈爾德曼（Emma Goldman）所宣揚的那種激進無政府主義。在雅各布斯那里，空間的能動性只可能立足于某種自發性之上：擁擠的人群以一種非正式的方式聚集在一起，共同生活，相互競爭與合作；由此產生的復雜性、多樣性乃至不和諧終將遵循某種類似于自然界的規律重塑社會和空間形態。問題于是出現：城市空間和社會在多大程度上遵循著自然界的規律？

桑內特將上述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論調歸結為雅各布斯對某種“進化論城市時間”（evolutionary urban time）的推崇。但是在我看來，這樣的反思遠遠不夠，我們必須從空間本身入手去推進批評。事實上，雅各布斯的空間觀與海德格爾的地方觀具有相當程度的親和性，并因此而共享著某些嚴重的理論和政治困境。在《寰宇主義與自由地理》（Cosmopolitanism and the Geographies of Freedom）中，大衛·哈維對海德格爾的地方觀做了精準概括：為了尋回已經失去的本真性（authenticity），海德格爾拒斥自由資本主義的物質力量，抨擊商業寰宇主義精神，訴諸“棲居”概念，試圖以現象學的方式揭露地方（place）中的人類存在真理，從而通過本地和真實的感官聯結來抗拒全球進程。如果說這是一種內向的保守主義的話，雅各布斯所從事的事業則是一種外向的保守主義。與海德格爾一樣，雅各布斯也將焦點轉向地方。但是后者對街道的頌揚并不止步于街道本身，而是意圖通過街道來吸納甚至形塑全球力量。在雅各布斯看來，街道的自發性和城市經濟緊密聯結在一起，各種復雜、多樣和不和諧的音符最終將譜寫一曲勞動分工和經濟發展的贊歌。換言之，街道活力和鄰里生活是作為全球流動資本的地方化形態而存在并保有意義的。

《死與生》寫作于上世紀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那個時候，自羅斯福新政以降一直占據統治地位的凱恩斯經濟理論逐漸式微，一場鼓吹自由市場和小政府的政治經濟思潮開始在芝加哥興起。作為這一新風潮（所謂“芝加哥學派”）的領軍人物，約翰·弗里德曼不僅生產經濟學教科書，而且編織出了新自由主義的尺度想象（scalar imaginary）。在他和妻子合著的《自由選擇》（Free to Choose）一書中，對微型尺度的政府治理推崇備至，認為尺度越小，人們才越可能規避匿名的城市官僚對自由的侵蝕，其中尤以美國大城市郊區（以及郊區社區新興的業主自治）為正面典型。

如果說美國的郊區主義在某種程度上（意識形態層面）是新自由主義的發明，那么街道也是。在《死與生》里，通過對“街道眼”的細致分析，通過對街道安全和城市自由的贊許，通過對街道使用者自發演繹優美和諧的“街道芭蕾”的譬喻，雅各布斯也同樣在街道和小政府之間建立經久不衰的關聯。不僅如此，她的《城市經濟》更進一步把街道的社會空間剖面安放到了自由市場里：擁擠的人群，非正式的競合，自然律的篩選——多么典型的新自由主義表述。

但是更進一步的問題在于，雅各布斯所保衛的街道到底是誰的街道？在雅氏的設想里，街道和生活仿佛都不具有時間性和政治性，它們自然而然地發生，自然而然地演化，最終的結局一定是圓滿的。但是這樣的想象無法在現實生活里落地。因為街道的社會和空間形態來自權力和資本的持續形塑，“街道芭蕾”只可能發生在那些有資格進入、使用和擁有街道的人群。《死與生》并非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雅各布斯在其中花費大量筆墨去抨擊當時美國城市盛行一時的城市更新工程，從紐約到費城，從波士頓到芝加哥，幾乎所有城市的內城都面臨著大規模的拆遷和重建。但是雅各布斯的局限在于，她把解決這些問題的希望寄托在了回歸街道這樣的策略上，全然不顧其背后資本和國家的邏輯。

在雅各布斯的街道里，進化論城市時間事實上取消了真實存在的時空，把生活簡化成了觀念，讓觀念決定生活的方向。這一立場立刻產生了兩個后果。第一，這種非空間（aspatial）和去歷史（ahistorical）的觀念不再把社會和空間正義放置在議事日程上，而僅僅關注街道的某些特定的面向，比如安全和多元，從而給資本的城市化提供了通途。第二，抽象的街道不僅強化了地方和空間的二元對立，而且強化了新自由主義的全球野心，也即用某種模范的街道樣態統攝和同一化全球尺度的城市空間。在某種意義上，雅各布斯的街道只是一場全球運動的起點——它承載了始于里根和撒切爾、受挫于2008年金融危機，但目前尚未終結的新自由主義浪潮。正是在這個時空節點上，《基多宣言》粉墨登場。

超越“二手空間”

《基多宣言》的作者們野心不可謂不大。他們常常將這份文件的意義與《雅典憲章》相提并論，宣稱要為新的“城市時代”重寫一個憲章。面對嚴峻的氣候變化議題、方興未艾的大數據和挑戰與機遇并存的非正規城市空間（urban informality），他們決定徹底否定柯布西耶，全面擁抱和改進雅各布斯的觀點，意圖通過改良的設計手段重構城市空間，為城市居民賦權，推動他們去創造新的生活。聯合國人居署（UN-Habitat）執行主任華安·克洛斯（Joan Clos）在《基多宣言》的發布會上坦承，這個宣言就是他主導推動的聯合國《新城市章程》的理論基礎。《章程》是一個外交文本，是各方妥協的產物，因而并不具有偉大的理論原創性。而《基多宣言》的時空范圍要寬廣得多，通過回顧過去一個世紀城市規劃理念的得與失，它成為《章程》的堅實基底。

全球野心背后站著的是前任巴塞羅那市長華安·克洛斯及其“杰出”的城市運營之道。在后來的一次訪談里，克洛斯市長坦承1992年奧運會的申辦目的就是為了獲得西班牙中央政府和加泰羅尼亞大區政府的財政扶持：“那時候我們在思考把巴塞羅那轉型成為一座后工業城市，[但是需要大量的資金]，奧運會是一個去找中央政府和大區政府要錢的好借口。”奧運會之后，這座城市便義無反顧地走上了驅趕低端產業、驅逐市區貧民、通過紳士化（gentrification）和旅游業促進經濟大發展的道路。在克洛斯看來，城市規劃、立法實踐和財政安排是決定城市發展的三條大動脈，當這三條動脈被合理地匯聚起來的時候，運營一座城市便能成為國家的好生意。

定義了《基多宣言》和《新城市章程》的理念，并非是靠冠冕堂皇的“人人共享城市”，“有包容性、有韌性和可持續的城市”或者所謂“城市權”（the right to the city），而是克洛斯市長 / 主任上述一席肺腑之言。如果說雅各布斯的街道觀尚存有一息理想主義的信念（而她本人也正因為這樣的理想主義而時常和左翼團體站在一起保衛城市和街道，甚至因此被捕），那么克洛斯、桑內特和薩森等人的宣言就已經轉化為連接資本和城市空間的話語工具。這個工具的內核是克洛斯的，鑲嵌著他在巴塞羅那政商兩界縱橫捭闔的累累碩果——唯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及其空間不在其考量之列。這個工具的外殼是經過桑內特和薩森加工了的雅各布斯；在他們的筆下，共時的復雜性、未完成性和多孔性成為彰顯雅各布斯及其日常關懷的招牌。

當雄心勃勃的內核披上良善的外衣，最終的城市問題解決之道就變得簡單而直接。在一場名為《開放城市》（The Open City）的演說里，桑內特引用盧曼“自我生產”（autopoiesis）的概念來論證其有關城市生活自組織的觀點：“在一個開放的城市里，人們取得的諸如效率、安全和社會性這類成就，都是靠他們自己的能動性實現的。”為了實現和促進這個目標，他繼續道：“空間形態和密度至關重要，因此我們需要更好的城市設計來鼓勵人們去實現前述成就，比如模糊城市內部各分區的邊界，建設未完成的建筑以便日后的進一步發展，以及采納非線性的敘事方式從而容納沖突和可能性。”在這里，對城市空間能動性的關切讓位給了對個體能動性的拔高（和政府責任的退卻），城市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則又回到了城市形態和設計上，而這正是柯布西耶失敗的根源：如果設計真的能夠解決社會問題，那么柯布西耶的烏托邦便不會是一個“錯誤的烏托邦”——桑內特的邏輯在這里自相矛盾了。

將城市空間視作推動經濟發展的利器而忽視社會不公平的問題，以及將社會問題的解決寄托在城市設計和個體的能動性上，這是時下相當流行的兩類城市觀。但是在劍橋大學地理系主任阿希·阿敏教授看來，這兩種城市觀都是他定義的“望遠鏡城市主義”（Amin，Ash.“Telescopic urbanism and the poor.”City 17，no. 4[2013]: 476-492）。論者站在遠處舉著望遠鏡觀察城市的時候，焦點局限在他們事先預設的空間：商業顧問們只愿意遙望CBD，而人口潛力派們則只顧著尋找貧民窟的人群發展自身潛力的蛛絲馬跡。他們不顧及城市空間的整體性，不把視野從預設的焦點上移開哪怕半步，也不談論社會和空間正義所需要的責任與倫理（除了浮夸的城市形態學）。在這種意義上，他們所觀察到的城市也是非空間和去歷史的，是一種觀念性的構建而非生活性的存在——因而無法生產出指導城市實踐的真知灼見。

就這樣，《基多宣言》和它所支撐的《新城市章程》與它們宣稱的目標漸行漸遠。在望遠鏡城市主義的引導下，社會和空間正義讓位給了新自由主義，政商兩界的需求開始主宰和重塑人們對城市空間的想象，這便是宣言所隱含的理論/政治困境。如果說這個困境深深植根于宣言作者們的思考路徑和政治訴求里因而很難克服的話，那么更嚴峻的挑戰則出現在認識論層面。為了弄清楚這一點，我們需要重新思考空間問題。

在《二手時間》里，阿列克謝耶維奇用深情和悲傷的筆觸寫下后蘇聯時代的日常生活和其間種種破碎、悲劇性的情感。時間在這樣的破碎里變得迷離起來，再也錨定不了生活。借用她的標題，我在這里想強調的是類似的可能性：深具野心的“二手空間”正在崛起和擴散，它背后隱藏著的政治經濟訴求也同樣覬覦著我們的生活和空間，如果我們不去審視、批判與之相關的理論、話語和實踐，同時構思我們自己的空間觀加以應對，那么便很可能會陷入類似“二手時間”那樣的境地。在我們身邊很多地方，這樣的后果已然發生。

《基多宣言》里便同時存在著兩個層次的“二手空間”。首先，雅各布斯的空間理論與立場再度出場，并且被繼承者們按照資本和城市運營的新要求量體裁衣，成為一種新的模范街道樣態。這種街道想象繼承了雅各布斯的話語及其與新自由主義聯結的潛力，然后立刻開始了對第二個層次的“二手空間”的建構，也即，把這個想象完全不加改變地應用到其他所有地方。這樣的普世野心其實并不新鮮，已經有很多討論述及啟蒙和現代性背后隱藏的類似認識論陷阱。但是如《基多宣言》這樣的城市文本具有更大的危險，因為在它們的普世宣稱里，線性的時間被同質的空間所掩蓋，從而可以更輕松地突破和消滅原本共存的時空異質性。

通過塑造一種全新的空間和尺度想象，資本及其權力便可經過“二手空間”的中介而實現全球范圍的流動，最終改變（甚至摧毀）各個地方每條街道的日常生活。為了避免這樣的狀況及其惡化，我們應當首先反思類似《基多宣言》這樣的二手空間觀，然后從我們的身邊和腳下出發去構想自己的空間觀念。只有當我們認識到地方本質上就是種種全球/全局性過程的交錯所在（a global sense of place），開始從本地出發去探索這些更廣闊的、超越了本地尺度的空間屬性，用比較的方法重新審視別人和自己，我們才可能真正把握空間和生活的密切關聯，才可能發現和對抗縈繞四周的社會和空間不義，才可能重寫多元且動態的城市宣言。

（本文圖片均來源于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