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文學屬于青年。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文學記錄者。雖然我們不再用“80后”“90后”這些代際標簽去定義和描述那些年輕人，但他們依然在寫作，在自己的一片天地，敘述著這個時代。“青年說”，試圖完整記錄這些青年寫作者，文學的未來屬于他們。

6月30日，由《揚子江文學評論》主辦的“青年寫作的問題與方法”工作坊在線上舉行，《揚子江文學評論》副主編何同彬主持活動。

十幾位來自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文學批評家就當下的青年寫作展開對話。他們之中大多數人是“75后”“80后”，以青年批評家的身份在文學圈出場，而今已成為各大高校、研究機構、文學出版物的中堅力量，也要面對來自文學與生活的“中年危機”。時間會往前走，但青年永遠會有。這一場工作坊的特殊或許在于，它不僅是對青年寫作之問的又一次思辨，亦是一代批評家的反思與自省。

6月30日，由《揚子江文學評論》主辦的“青年寫作的問題與方法”工作坊在線上舉行。主辦方供圖

我們還能用“青年寫作”來定義“80后”寫作嗎？

2020年，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楊慶祥在《南方文壇》發表了一篇《21世紀青年寫作的坐標系、歷史覺醒與內在維度》，從文學史的角度將“70后”、“80后”與“90后”的寫作都納入“青年寫作”。

“現在我也在反思這篇文章。”楊慶祥說，如果從寫作貢獻和具體語境來看，“70后”的寫作已不適合放在“青年寫作”，就連“80后”的寫作能否如此界定都是一個難題，“事實上，我們對青年的想象和言說總有著強烈的建構性。每一個青年時代的界定都有一個內在的東西，比如五四一代和‘少年中國’之間有著密切聯系，要找到今天的密切關聯特別不容易。”

中國作協創研部助理研究員李壯也注意到文學語境下“青年”概念的變化：“80后”作家全面“奔四”，“90后”作家也已邁入三十歲大關。如果把已經獲得主流文壇關注的青年寫作者作為討論對象，不難發現這批人承載的“文學想像”與他們自身的“現實身份”之間已經出現了“錯位”：“事實上他們都步入中年了，筆下也會流露出疲憊感和失去感，能讓人感到驚喜的或許是那種在中年經驗里依然寫出少年感的作品。”

在中國作家網總編輯陳濤看來，“青年寫作”在不同的節點被反復提及，也有其一以貫之的背景，一是文學發展的自身規律，二是刊物需要發展新人，還有一個情況是對文學現狀不滿，寄希望于青年寫作的活力和亮色。在論述中青年一詞往往和年齡有關，但從內心來講他認為青年寫作不該為年齡所定義，“青年寫作應該是充滿銳氣的，有引領性的，不斷求新求變。反觀一些年紀很小的寫作者，有的也出現了早衰式的寫作，老氣橫秋，毫無新意。”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劉大先也認為對青年寫作的理解不必局限于年齡，而是把它理解為一種富有創造性和生長性的精神與氣質。談及現實經驗，他認為文學可能進入了“后青春時代”，娛樂消遣類的作品明顯更易于傳播，但青年寫作者應該追求一種思想或精神上的啟示，或引入具有普遍性的公共話題，或創造這個時代新的審美，以此帶給文學更良性的反饋。

勇敢和真誠，“青年寫作”或許更意味著一種希望

大家紛紛提到，Z世代、E世代、千禧一代……當下的青年命名與釋義可謂層出不窮。但就文學而言，“青年寫作”一詞或許更隱喻著一種期待，與此有關的不是“深刻”“豐富”“世故”“成熟”，而是“新鮮”“生猛”“異質”“超前”。

“‘勇敢’是政治倫理中的基礎品質，而它同樣也應該是文學倫理中的基礎品質，青年寫作尤其如此。”《上海文化》副主編張定浩舉例愛爾蘭“90后”作家薩利·魯尼。他認為魯尼的寫作技術并不比國內青年作家高出多少，甚至是有點拙樸的。但魯尼難得的是一種勇敢的品質——她在寫作中忘記了“別人會怎么想我”，她的直接坦誠讓讀者不安，并逼迫讀者也去面對真實的自我。“很多年輕人天然擁有這種品質，但一旦成名了，這種面對真實自我的勇敢會一點點消失，或者轉變成一種自我膨脹和傲慢。”

“青年寫作往往是從寫自己開始的。但如果是一個不夠勇敢的作者，他或者她寫出的自己就會是一個表演性的自己，一個希望呈現給他人的自己。此外，從寫自己開始的青年作者，慢慢會遇到一個外在的強迫性的律令，就是仿佛寫自己是不夠的，你必須要會寫他人。”張定浩舉例林棹和魏思孝，林棹從涉及自我經驗的《流溪》到看向外在世界的《潮汐圖》，魏思孝從關注自我的“小鎮青年系列”到看向他人的“鄉村系列”，這類轉向其實是一種很普遍的形態。“林棹和魏思孝還是一組很有意思的對照。魏思孝的轉向建立在現實世界和經驗世界，他寫他爛熟于心的身邊的生活；而林棹的轉向建立在閱讀世界，更多地走向書籍、歷史和想象。”

對于如何寫他人，張定浩認為也有一點微妙的區別，是僅僅寫出自己眼中的他人，還是實際存在著的他人。如果是后者，寫作者要面對的阻力依舊是自己：你得敢于忘記自我。很多青年小說家看起來是在寫時代寫世界，但始終寫的還是自己眼中的時代和世界。“比如同樣寫他人和世界，陳春成、王占黑和魏思孝很多小說里‘我’的位置相對比較后撤，不那么咄咄逼人，在這種情況下，真實的他人和復雜的世界才有可能慢慢浮現出來。”因而在張定浩看來，青年寫作需要的“勇敢”或許是一個雙向反復拉扯的悖論，“一方面你要勇敢地面對自我，呈現自我；同時，你又要勇敢地忘記自我，泯滅自我，化身為無，好去承載更廣闊的現實。”

北京大學副教授叢治辰提到青年寫作的一個關鍵是能否在高度同質化、碎片化的生活中接觸到真實的經驗，并對這些經驗進行充滿真誠和激情，而非格式化的挖掘和深度觀照。他也希望未來能有一種新的文學格局和文學生態，不局限于傳統的文學期刊、作協平臺，而是讓每個青年都能夠寫作，能夠講出自己的故事，能夠感受到自己和文學存在某種切身的關系——也許最后并沒有成為作家，但寫作進入了生命。

去中心化，何為“青年寫作”的異質性和超越性

在《十月》雜志執行主編季亞婭看來，主流意識一直參與青年寫作的想象和規范，一方面很多年輕人吃到了青春紅利，在入行之初得到許多贊揚，另一方面一些有資本支持的文學排行榜也成為供人迎合的范本和規則。在做《十月》青年專號時，她特別希望看到一種具有超越性的文本，這個超越性又是區別于前代人的。“比如現在很多年輕人寫游戲，游戲是他們的精神支柱，深深影響了他們的文本，這個特別有意思。而且他們這一代寫的游戲和我們想象中的游戲很不一樣，那么游戲很可能就是他們的超越性。”

華東師范大學副教授項靜坦言創意寫作專業的學生作品也會帶來各種“沖擊”——從海底到古生物、大氣層，從人機互動到虛擬現實。她期待看到的是作品中獨屬于這個時代的青年性。她最近在讀劉子超的非虛構游記，書中那個游走在世界各地的青年人形象既清醒又帶著探索的對自由和自我的思考，甚至他對游離狀態的思考，讓她看到了一種不一樣的青年形象。這種形象和西方同齡游記作家也非常不同，有文藝青年的氣息，也有時代感和行走的精神，還有民族國家的印記，它糅合了很多東西。“在文學作品中，我期望的青年形象更多是和動詞、名詞結合在一起的，而不是形容詞。形容詞從技術上講對文學很重要，但我更希望看到的是充滿動詞和名詞的青年世界。 ”

這種耳目一新的感覺也是《文藝報》評論部編輯行超期待的，她不久前讀到了在豆瓣上頗具人氣的慕明的作品。慕明是理工科出身，大部分作品為科幻題材，也有穿越、架空一類的古代題材，但基本都和幻想有關，“你在她的小說里能看到很多術語，拓撲、人機交互之類的，這和我們純文學視野尤其是純文學期刊里的作品很不一樣。”

沿著“幻想”，行超還想到另一位登場于豆瓣的寫作者陳春成。“陳春成的小說，即便是現實題材也有很多幻想的成分。所以無論慕明還是陳春成，你會感覺他們骨子里就堅信我們正經歷的現實并不是唯一的世界，這一點和我們以及我們上一輩的作家、批評家很不一樣。也因此，他們的寫作從本質上說開辟了新的領域，是一種具有青年異質性的去中心化的寫作。”

面對“青年寫作”，批評界為何“失語”

在場不少人也意識到，對當下青年寫作的質疑和倦怠也很可能是批評本身的問題。復旦大學教授金理鄭重地說：“當我們談到青年這個話題，我們已經到了一個需要自我警惕和反省的階段了。”他依然看重作家作品論，希望未來能做出一些更扎實的東西。

楊慶祥直言，以“90后”為例，近兩年給他最多沖擊的不是那些已經備受關注的寫作者，而是陳春成、黎幺、路魆等富有爭議的文學新人，“他們的文本品質、審美風格等也引發過很大爭議，可我恰恰覺得有爭議是好事，就像莫言、余華當年剛出來也有爭議，爭議意味著打開了可能性。最怕的是沒有爭議，現在很多作品能發表，上頭條，后面標配評論一二，一身正氣，沒有問題。但沒有問題的寫作本身就是有問題的，那意味著我們整個文學系統可能出了大問題。”

《思南文學選刊》副主編黃德海特別提到了批評家面對青年議題時的“失語”。“有一種可能是，我們自身已經失去了創造力，失去了對寫作和作品辨認的熱情，但我們又不得不扮演一個編輯、老師、批評者，跟比我們年輕的那些強行建立聯系，說多了，當然會失語。所有這些話，到最后可能根本沒有建設性，這時的‘失語’不是對青年寫作失語，是我們自身的失語。我們整天呼吁好文章，自己卻沒有寫出一篇好文章。我們整天說好的青年作家應該出現，自己卻沒能辨別出一個好的青年作家。其實青年作家中有優秀者，可是等別人辨認出來了，我們又可能忍不住在下面鼓掌叫好，甚至有些不遺余力，恨不得表現得好像獨立從世界撈出了什么珍寶。這種情況有何意義？已經有的，必然讓其更有？我們是不是應該反思，我們到底要做什么？否則，大家慢慢會變成自己年輕時討厭的人：不去思考問題，而是以一套世故、規范和話語來維持自己的某種姿態。”

“我們所有人都來到了一個非常尷尬的位置，這個位置似乎脫離了青年，但又被青年的引力拽著。”作為最后一個發言者，中國作協創研部理論處處長岳雯坦言聽了大家前面的話很受觸動，因為大家依然以青年議題關切自身，依然把種種問題與自己聯系到了一起。

在她看來，或許恰恰因為“在而不在”“屬于而不屬于”這樣一個位置，大家還能發出一些不一樣的聲音，“但這個聲音需要我們不滿足于回溯過往的文章，需要我們更新話語方式。這個聲音對青年寫作很重要，對我們自身也很重要。因為我們已經來到了一個瓶頸點，如果不能借這樣一個機會自我更新，等待我們的就是窮途末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