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學作品中，針具施虐出現次數最多的當屬清代戲曲小說。用針施虐者幾乎全部都是以“悍妒”為主要性格特征的女性，受針具折磨之苦者則有男有女。這種手段較打罵等手段更顯陰毒，不易察覺，想來又不免令人膽寒。這些角色的出現似乎就是為了印證那句俗語：“青竹蛇兒口，黃蜂尾后針，二者皆不毒，最毒婦人心。”

明清戲曲小說中挨了悍妒婦人針頭的有兩類人。一類是悍妒婦人的丈夫，明末清初長篇小說《醒世因緣傳》第七十九回《希陳誤認武陵源，寄姐大鬧葡萄架》中女主角寄姐發現丈夫狄希陳覬覦家里新買的侍女小珍珠之后，把小珍珠折磨得“三分似人，七分似鬼”。也對狄希陳痛下狠手，打罵一通之后“仍把狄希陳蒯脊梁，撾胸膛，紐大腿里子，使針扎胳膊，口咬奶膀，諸般刑罰，舞旋了一夜”。

清代蒲松齡短篇小說集《聊齋志異》中又一則名為《江城》的故事，女主角江城發現丈夫高蕃因獨居寂寞，欲納陶家婦為妾，威逼媒媼李氏道出真相，曰：“明告所作，或可宥免；若猶隱秘，撮毛盡矣！”李氏擔心被江城薅光頭發，將高蕃之事和盤托出，江城假扮陶家婦，一直不語，直至高蕃舉燈一照才一舉將他捉住，“女摘耳提歸，以針刺兩股殆徧，乃臥以下床，醒則罵之。”

另一類則是丈夫納進門來的妾室。清代陳棟所作雜劇《紫姑神》中，女主角阿紫被納入魏家做妾，甫一進門便遭到家中悍妒主母曹姑的折磨，平日里：怒睛兒直視”，“大則拳棒交加，小則一場狠罵”。第一折唱段中，女主角自述悲慘經歷，言說被曹姑用針扎、虐待到全身千瘡百孔，直呼想死：“【小桃紅】定要我玉纖纖生把糞渣探，定要我金蓮走下塵泥坎，定要我馬勃牛溲一齊地纜，稍有些不如意呵，若不是剪刀攙，則是繡花針百把這身上糝。（哭科）抵多少官刑，黑暗陰司對勘，到如今血虎林遍髓鑱鑱，我這樣的人，早死一日，便好一日，不知老天還留著我作甚。”

蒲松齡《聊齋志異》中另一則名為《邵女》的故事中，主母金氏不孕，百般折磨丈夫所納第妾室，林氏養女不堪金氏折磨，上吊自殺后，丈夫又納了賢淑謙卑的邵氏女為妾。邵氏女拒絕與丈夫同房，幫助金氏與丈夫和好，像奴婢一般侍奉金氏周全，金氏仍然刁難、虐待邵氏女，“燒赤鐵烙女面，欲毀其容”，其他人為邵氏女求情，金氏老羞成怒動用針具，“以針刺肋二十余下。”

上述清代文學作品中的用針具對家里人施虐的悍妒女性大多有著不同程度的畸形心理，這些女性并不像西方十九世紀星期的“施虐狂”(sadism)概念定義的那樣，試圖通過折磨伴侶以獲得性方面的滿足，這些施虐女性更多地是在他人的痛苦中宣泄自己的情緒，獲得快感和滿足。暴戾且慘無人道的行為背后是施虐者充斥施虐者內心的孤獨和無端的恐懼，施虐行為的本質是通過暴力手段彰顯自我，將他人牢牢地束縛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使個體從孤獨和喪權的恐懼中掙脫出來。

施虐者常見的借口有二，其一是報復，對于這些清代悍妒婦人而言，社會壓迫和丈夫的不忠成為主要心理誘因。清代宗法制度對女性壓迫之重、對納妾問題的縱容態度、道德規訓的嚴苛程度是前代所不能及的，家庭生活并不能滿足女性對于安全感的基本心理需求，為了獲得愉悅和精神上的平靜，一些女性走向了極端。蒲松齡小說《江城》中的女主角江城與丈夫高蕃青梅竹馬，突破門戶之見終成眷屬，江城在這個過程中付出了很多，自然也希望丈夫能夠回應自己的心意，奈何高蕃行為與江城預期不符，于是江城便以暴力對丈夫進行報復。

其二是處于無端恐懼，為了避免自己受到傷害而先發制人。清代宗法制度下，被束縛住家庭生活中的女性不安感并不僅僅來自于丈夫的見異思遷，同樣來自于女性群體中其他成員的威脅。宗法制度剝奪女性的獨立財產和繼承權，《大清律例（卷八）戶律?戶役》地八十八門第三百三十五條，“嫡庶子男，除原先官蔭、襲封先盡嫡長子孫，其家財田產，不問妻妾婢生，止于數均分。”沒有繼承權的女性必須依靠兒子來獲得遺產，且子嗣越多分得的財產越多。“無后”是古代法律規定的合法休妻理由，即便不被丈夫休掉，沒有子嗣的妻子也將面臨一無所有的境地，不安和恐懼讓這些女性變得心理扭曲。

妻子們恐慌丈夫與其他女性發生關系，《醒世姻緣傳》中，寄姐除了針扎抓咬丈夫狄希陳，還“把狄希陳的陽物，每日將自己戴的根壽字簪子，當了圖書，用墨抹了，印在陽物上。每日清早使印，臨晚睡覺，仔細驗明，不致磨擦，方才安靜無事；如磨擦吊了，必定非刑拷打”。

而妻子針對妾施以針具進行虐待的情況則更加普遍。針刺與生育之間的聯系已經被中醫著作反復論述，晉時人王叔和所作《脈經》中層就妊娠各月與經脈之間的關系提出注意事項，并稱“懷孕者不可灸刺其經，必墮胎。”《針灸資生經》則根據《千金方》衍生出中止妊娠之道，“婦人欲斷產，灸右踝上一寸三壯，即斷。”又稱“石門忌灸，《銅》云針之絕子……陰交灸多絕孕。其道幽隱，豈可輕侮哉！”宋代以后，控制生育的手段在民間廣為流傳，妻子們輕率地在妾室的身上扎針，不排除希望妾室永無子嗣的可能。蒲松齡小說《邵女》中的主母金氏便是一例，她自己沒有子嗣，但恐懼年輕貌美的邵氏奪寵有孕，如果說“赤鐵烙其面”毀掉邵氏容貌是顯性意愿，那么扎針亂刺年輕女子的身體可能正是毀掉其生育能力的隱性訴求。

無論是以針虐夫還是以針虐妾，施虐都是女性實現自身控制欲的方式。單純從手段上看，像寄姐在丈夫下體上蓋章的行為或許看上去變態之至，但最恐怖的還是主母針對妾室施虐的行為。

雜劇《紫姑神》中的紫姑，被納為妾時“目下一時四歲”，短篇小說《邵女》中的邵氏女被納為妾時是位“二八女郎”，只有十四歲、十六歲的年紀，非常年輕，身體尚未發育完全，對年長女性的生理反抗能力十分有限。

同時她們也受到社會制度的束縛。《大清律例?刑律?妻妾毆夫》中規定：“若妾毆夫及正妻者又各加（妻毆夫罪）一等，加者加入于死（但絞不斬，于家長則決，于妻則監候，若篤疾者、死者、故殺者仍與妻毆夫罪同）。”又規定：“妾過失殺正妻，比照過失殺期親尊長律，杖一百徒三年決杖一百余罪收贖。”而妻毆打、殺死妾并沒有被納入刑法處罰范圍，妻子肆意虐待妾室需要過的只有丈夫這一關。

比起其他虐待手段，扎針耗時長，肉體傷害較小，但對受虐者的心理傷害更大，手段也更加隱秘，《邵女》中的金氏順從丈夫，只虐待妾室，便選擇扎針這一手段。例如金氏這樣心理極度扭曲者，既不敢正面反抗壓迫的發出者（丈夫和父權社會），又無法平復自己的內心，最后只得通過欺凌更加弱小、更具劣勢地位的人獲取一種掌控生活的幻覺，發泄自己的畸形情感。

清代小說中高頻出現的悍妒婦人扎針施虐，是個體畸形心理的展示，也是畸形社會的極端體現，清代社會只將這群悍妒婦人視為個體化現象，這些文學作品最后也通常以一種極具浪漫主義的精神凈化悍妒婦人的靈魂，或以神或為鬼，通過恐嚇或德行教化令施虐者幡然悔悟成為賢惠溫順的妻子，但問題并沒有得到真正的解決，扎針的手段不斷通過一個又一個故事傳遞下去，成為清代文學作品中最令人膽寒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