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老先生”是澎湃人物開設的新專欄。我們將拜訪活躍在科學與人文領域的老先生們，為一代知識分子的學識、風骨與家國情懷留下歷史的存照。

茶幾上放著七個“骷髏頭”。

秋日清晨的陽光透過窗戶，照得它們泛起一圈兒亮。旁邊巨大的書桌上，五六摞書高高低低，幾乎鋪滿整個桌面。書堆中立起的報紙“嘩啦”一響，吳新智探出頭來：“來啦？”又笑瞇瞇指指茶幾旁的沙發：“你坐。”自個兒起身，邁著細碎的步伐繞過書桌。

年近90，他的背有點駝了，坐在沙發上卻沒有后靠，側身大半張臉朝向對談者的方向。每周二和周四早晨，他都會出現在這間位于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7樓的辦公室，審閱核心期刊《人類學學報》投稿，接待后輩、媒體乃至民間愛好者。

秘書徐欣的辦公室就在對面。“重大期刊雜志發表了什么新的成果，他可關注了，馬上第一時間告訴我，下載給他看。”徐欣說。看論文是為學習，為樂趣，也是為自己的理論尋找依據。

在“現代人起源”這個宏大而復雜的命題下，吳新智與主流觀點論爭了半輩子，曾得志意滿，也曾黯然低潮，唯獨不曾有過放棄的念頭。

“唱對臺戲時壓力最大”

人生三大哲學問題：“我是誰？”“從哪里來？”“到哪里去？”

從科學角度，吳新智這輩子都在跟第二個問題死磕。早年他學過醫，做過教師，直到被古人類學家吳汝康領進門，才開始研究現代人類起源。學科冷門，基礎工作一做就是二三十年。事業真正起步，已是一般人都準備退休的天命之年。

現代人類，即“智人”，屬于靈長目人科人屬智人種。在距今1-20萬年，除了智人，人屬內還包括曾活躍于西歐地區的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等其他人種。20-200萬年間，則是直立人，如生活在中國地區的北京猿人。

20世紀70年代，分支系統學開始在古人類學研究中流行。簡言之，科學家尋找不同動物的相似特征，將緊密相關的幾種歸結為一個類群，較小的類群包含在更大的類群中。這種分析方法只假設動物之間的親緣關系，而不直接指明誰是祖先、誰是后裔。

從此主流觀點認為，屬于直立人的北京猿人沒有智人后代。但吳新智認為，生活在中國地區的直立人與智人之間有形態上的鑲嵌，比如，個別直立人中有少量智人的特征，個別智人中有少量直立人的特征，彼此之間沒有截然區分的界限，因此直立人和智人之間應有連續進化的關系，也說明中國古人類是連續進化的。

1984年，他和美國、澳大利亞科學家一起提出“多地區進化假說”，主張現代類型的人類并非源于同一個祖先，而分別起源于中國、非洲等四個地區，各自相對獨立，不同程度地連續進化，互相有一定程度的基因交流（即“雜交”）。其依據的研究手段，主要是對比分析世界各地區古人類化石的形態異同。

這在當時的學界不啻于一聲驚雷，吳新智一時聲名大躁。

但三年后，1987年，以威爾遜（A.C.Wilson）為首的美國科學家根據對胎盤細胞mt DNA的分析，提出現代人類來自共同的祖先，是大約20萬年前生活在非洲的一個婦女，并命名為“夏娃”。

由于采用了分子生物學的研究手段，這種“單一地區起源說”成為主流共識。“夏娃假說”的問世，點燃了吳新智三十年論爭的戰火硝煙。

那時候，他總是一臉嚴肅，忙忙碌碌的樣子。學生趙凌霞后來回想，覺得與當時的學術論爭有很大關系：“感覺（他）所有的時間都在工作。輕易不敢去打擾他。”趙凌霞1988年從北大生物系畢業，拜入吳汝康門下讀研，具體工作常由吳新智指導。前后幾屆師兄弟，即便進了吳新智的辦公室，也是大氣兒都不敢喘，更別說開玩笑。

88屆畢業生高星回憶，有女生一出門，在樓道里遠遠看見他的身影，回身就往屋里躲，讓他幫忙“望風”，等吳先生走了才敢出來。倒也說不上他哪里兇，用“敬而遠之”來形容更貼切。以至于十多年后，從國外回來的高星再見到吳新智時，他正面帶笑容地在計算機旁與人輕松討論，高星驚掉下巴：“這是吳先生嗎？！”

“夏娃假說”提出后的十年，吳新智愈加潛心科研。他總結了中國地區古人類的一些共同形態特征，是其它地區古人類所少有的，特別是這些特征共聚于一個頭骨的情況更不見于其他地區；他還發現另一些化石個別特征，與中國大多化石的共同特征不同，卻與歐洲尼安德特人多見或僅見的特征一致，顯示出基因交流即“雜交”的情況。基于此，1998年，他正式提出中國人類進化的八字假說：“連續進化，附帶雜交”。

但當時的主流觀點認為，不同人種中國的直立人與智人之間無法產生有繁殖能力的后代（就像馬和驢雜交可以生下騾子，但騾子不具有繁衍后代的能力），生活在中國地區的早期人應該是由于極端氣候而滅絕，于6萬年前被從非洲來的晚期智人（即現代人的祖先）替代。

DNA中一脈相承的遺傳信息，是分子生物學的核心堡壘。1999年起，有學者連續三年發表論文，結論為Y染色體遺傳學證據支持現代中國人起源于非洲。

高星回憶，那時學界幾乎一邊倒支持非洲說，吳先生成為“孤家寡人”。吳新智自己也說：“要問一生中最艱難是什么時候，那時候‘唱對臺戲’，就是壓力最大的時候。”表情倒是頗為淡然。一生風風雨雨，耄耋之年，已經沒有什么是回憶中過不去的坎。

唯一放不下的，還是對學說的堅持。

對手頒給他終身成就獎

1999年，71歲的吳新智被評為院士。別的好處沒惦記，最重要就是不用退休，能夠繼續為學科奮斗。如今說起，他還會咧著嘴笑開來，右手重重往下一壓：“為我爭取了那么多年！”像是占到了多大便宜。

至今18年。其間，他將分子生物學相關的原始材料找來，一篇篇研讀。早年從上海醫學院畢業時，雙螺旋結構才剛被提出，幾十年的知識從頭學起，辛苦自不必言。

高星感佩于其精神：“他不是盲目排斥，他是要學習你。”吳新智自己倒挺樂呵，眉眼間帶點得意：“硬著頭皮看他們的文獻……71歲再來學DNA，還能夠看出點有有利于我的觀點的東西，不是每個人都有這機會吧？”

惡補了幾年，他找到對手一些“漏洞”：研究公式中有些重要的參數由人為設定，未盡嚴謹；對研究結果的解釋角度有選擇性；研究材料只占總量的千萬分之一而以偏概全，忽略了其他可能性……期間常有媒體采訪，來一個記者，吳新智就說一點新的。“它不就有趣么？我不是為了樂趣嘛。”他哈哈笑。

這是整場談話的情緒高潮。大多數時候，他都是中氣十足而言辭和緩，手上拿著一張密密麻麻的A4紙，羅列著對采訪提綱中每個問題的回答要點，一條條往下，邏輯清晰而嚴謹。

唯有當提起，哪年哪個科學家在哪份期刊上發表了一篇什么的樣的文章，其中哪些是與“夏娃假說”有關的；又哪一年，突然哪個化石發現，支持了自己的觀點；再哪一年，自己總結駁斥了對手的哪些問題……這時候，他會把A4紙拋在一邊，手勢輕松地在空中飛舞，夾雜著術語和貼心的解釋侃侃而談，一開頭便幾乎毫無中斷。

爭論歸爭論。2005年，“學術對手”金力請他去上海做報告，不巧他剛因意外腿部受傷，但答應了人家，坐著輪椅也還是去了。從頭到尾，不同觀點講了不少，態度始終平和。

趙凌霞說，這符合他的風格：“拿證據說話……別人批判，他就盡量自我完善，然后就努力，不是會掐架的那種。”20年前的老搭檔劉振聲也說，吳新智脾氣好、有修養，共事5年從沒吵過架，發表不同意見時也很溫和。想想又補一句：“他能團結人，也沒架子，沒因為有點學問就給人那個傲氣的感覺。”

非洲起源說至今仍是學界主流共識。但吳新智獲得了對手尊敬。2013年，在復旦舉行的“上海人類學學會成立三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金力為他頒發了年度人類學終身成就獎“金琮獎”。金力在媒體采訪中表示，所有的科學研究都是在爭論中推進的，不同觀點者相互支持、相互促進，有利于探索科學奧秘和真相。

提起來，吳新智擺擺手，說自己沒什么雄心大志，只想混口飯吃，獲得成就都是把握住了偶然的機會，連參評院士也是碰巧科學院改變了增選辦法，都讓他趕上了。“你說我還有什么不滿足的？海闊天空嘛。”

11歲那年正值抗戰，吳新智家中房屋被炸，僥幸逃過一劫，又與父母失散。幸運的他很快就找到了父親，也因此常常自問：如果當年任何一步出了差錯，自己還能有今天嗎？

他惜福。所以惜人，惜物，惜命，也惜時。

2004年，中科院給吳汝康分了房子。彼時吳新智已經76歲，還幫忙做設計，帶著老伴一起去建材市場。學生劉武說，這對后輩年輕人做人有潛移默化的影響。秘書徐欣在他身邊5年，沒見他生過什么氣，來之前聽說吳新智很嚴格，還挺怕，結果發現是個說話輕柔的和藹老頭兒，她偶爾遲到也不說她，就自己在辦公室拿份報紙默默等。

關門弟子崔婭銘來得晚，沒機會體驗師兄師姐們對他的敬畏感，只覺得他完全沒架子，就像個普通的老爺爺，整天背個不知哪次開會發的布兜子，好多年都不換。鋁飯盒這種如今主要用來懷舊的物件兒，至今還在吳新智家的冰箱里勤勤懇懇工作。

身邊所有人都知道他從不吃腌制食品。出門開會吃自助餐，他特別注意，按崔婭銘的話說：“自律到我無法想象的程度。”高星回憶，早年大家請吳新智吃飯，他很少參加，說你們不要以為賺了便宜，其實是吃進毒素。偶爾參加時大家就開他玩笑：“哎呀，今天您也要中毒了。”他也笑，幽默回應：“我有理論新發現，偶爾中毒有助于提升免疫力。”

那還是年輕時。現在吳新智每天要吃一斤蔬菜，七八種堅果，十來種藥和保健品。還要減肥：“體重得控制在65公斤之內，肚子不能太大了，腰圍不超過90厘米。”晚上看電視的時候，順便舉舉小啞鈴，伸伸胳膊踢踢腿，鍛煉肌肉不萎縮。黃金檔只看一集，八點半要準時上床睡覺。

他常勸后輩，科學研究是個長遠的事，熬夜傷身體不劃算，不如顧好身體多干幾年。“活久一點嘛，就能工作更久一點，說不定還能看到更多新的研究成果。”提起來，吳新智呵呵一樂。

“業余愛好就是這個”

2017年3月，美國《科學》雜志發表論文稱，中國境內發現的“許昌人”化石頭骨具有中國境內古人類、尼安德特人和早期現代人的混合特征，可能是中國古人類與尼安德特人基因交流的結果。

這至少支持了吳新智的理論中“有基因交流”的部分。作為“少數派”在國際領域長期缺乏話語權的郁郁之情，只在這一點揚眉吐氣的時刻，冒出微妙的火花。他滿懷喜悅地喟嘆：“作者Trinkaus是美國科學院院士，這也算是主流學界有人承認了吧。”

交流中，他提到的每一篇文獻，都能準確地復述出具體年份、作者、期刊乃至關鍵詞。有一份學術會議上的報告，講到報告人的機構時突然卡殼，吳新智想了半天沒回憶起來，神情倏地有些落寞：“哎呀，真是年紀大了，腦子現在不行了……”

他還有一本“大荔人”頭骨化石的研究專著，拖了好多年。辦公室里，秘書徐欣提醒他差不多可以出版了，他點點頭，頗認同地應著：“是該趕緊弄出來，萬一哪天血栓堵了干不成了，整我的遺稿那更麻煩。”

從辦公室回到家，他干的第一件事兒就是直奔書房打開電腦。電腦旁和辦公室的書桌上一樣，堆滿了各種材料。四周就更夸張：門口，窗臺上，書柜里，七七八八碼著一摞摞書籍。還有一個普通人只有在圖書館才能看見的平板手推車，不仔細看也埋沒在書堆里。

收件箱里躺著四五封標有未讀記號的。字體太小看不清，他就瞇著眼，拿放大鏡一行行掃過去。去年受牛津大學出版社委托，吳新智正在整理一份人類學研究的系統文獻梳理，他自我要求高，準備發表的東西每次都寫好幾稿。

“今天沒想到的，過幾天想到什么要修改，咔咔又改幾個地兒。”徐欣說。郵件的回復效率驚人，徐欣常常“有苦難言”——每次剛發過去，覺得自己能歇兩天了，刷，當天回郵就來了，第二天又得繼續干活兒。

趙凌霞曾勸吳新智放松些：“比如說年輕的時候有些業余愛好，可以撿起來啊。但他說，我現在業余愛好就是這個。”吳新智自己也說：“我這個人，有余力的話不想放在玩兒上，總想做點事情，搞科研。”

其實他最初并不喜歡人類學。小時候他想學醫，考了三次大學才終于如愿以償，進了上海醫學院。畢業后遵從統一分配，到大連醫學院教解剖學。醫生夢破滅，卻在那里遇見了從美國回來的吳汝康教授，從此被帶進了人類學的大門。

可那時他甚至都不怎么了解人類學，只不想虛耗時間，便跟著埋頭苦干。“反正什么事情都是，你好好干就能干出一點小小的成績，一有點成績就有點樂趣，樂趣多了慢慢就喜歡了，時不時還有點小happy，這就越陷越深了。”吳新智說著樂。

出野外考察時，他和同事住老鄉家的谷倉下面，谷倉里爬著老鼠，床板上全是跳蚤，衣服脫光了洗澡都洗不干凈，只好跑去集市上買DDT（注：一種農藥殺蟲劑，可引起中毒），往身上抹。他還有心思逗趣兒：“我說以后我要是因為這個死了的話，可是工傷啊。”

結婚那天，他上午還在帶學生做實驗。結束后跟教授說要結婚，拉著妻子把鋪蓋卷兒從集體宿舍搬到新分的房子，一起吃了頓飯，坐車進城買了一罐糖回來交給工會小組長，讓分給大家，就算完事兒了。

孩子出生后幾年，每周只有星期天休息。他們“分三場”：上午他洗衣服，愛人買菜做飯；下午各干各的專業，孩子也自己去玩和看書；晚上是第三場——安排和第二場一樣。

生活條件好一點之后，別人都買電視機，他第一個買冰箱，第二就買洗衣機。為什么呢？省買菜和洗衣服的時間。省下來干嘛呢？“學習和工作啊！”特別實在。

“你要是不讓他工作，就是對他最大的打擊。”高星總結說。

老伴過世后，如今家里只剩他一人。不去辦公室的日子，吳新智每天上午、下午各工作兩三個小時，間或澆澆花、看看報，勞逸結合。

他說，自己和人類學是“先結婚，后戀愛”。起初是職業，為養家糊口。50歲以后是事業，孩子也大了不需要再考慮錢，動力就是做科研，覺得自己做的事情對社會有所裨益。75歲以后，事業心也淡化了：“科學這東西日新月異的，多重要的成果，說不行就不行了。牛頓那么偉大，但是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一出來，是吧？我這個事業算什么吶。”

話繞一圈回來，如今還是為了樂趣。吳新智說，前半生坎坷，現在過得越來越好，總要多享受幾年工作樂趣，才比較值得。

“說違心的話，我做不到的”

1958年，“反右”之風傳到中科院。正在讀研究生的吳新智，被人翻出了“大鳴大放”時小組討論記錄中的一句話：“教授治校，可以試試。”這可嚴重了，不讓黨委治校，不是反黨么？一頂大帽子壓下來，每天晚上開會批斗。

吳新智反反復復辯解。上海解放時，他還是上海醫學院的學生，住在親戚家，頭天夜里聽到槍響，第二天一早就往學校跑。經過重慶南路時看到解放軍睡在人行道上，那瞬間的心理震動，他記了一輩子：“真是人民軍隊。解放前（國民黨統治時期）那個壓抑，你很難想象，看到他們馬上想法不同了。”

就沖這，“反黨”這一條，他死活都不肯認：“當時不知道會給我怎么處分，壓力很大。但是你要讓我爭取‘態度好’、處分輕，去說違心的話，我做不到的。”那時愛人不在身邊，他一個人走在路上，看著來往的汽車，一度想撞上去。想想家里的老婆孩子，最終忍耐下來。

“這以后我就夾著尾巴啊。”他笑笑。文革期間，盡管也挨了兩張大字報，但沒出什么大事，吳新智覺得自己挺幸運：“要不是之前挨整的經歷，按照我原來的個性，不知道得罪多少人了。”

歲月磨去了他的鋒芒，只留下骨子里的倔強。

2010年，《科學》雜志發表文章，指出現代人基因里有1% - 4% 來自尼安德特人。這意味著尼安德特人與智人有過雜交。2012年，對丹尼索瓦人的基因組測序實驗結果顯示，部分現代人基因組中有多至5%來自丹尼索瓦人。

這些都無法從根本上推翻“起源非洲說”，卻讓吳新智更有信心，越戰越勇。在他看來，新理論和技術手段出現了，卻有未盡嚴謹、值得商榷之處，也無法解決他既有的疑問，自己的理論就一定有進一步研究的價值。

高星有考古學背景，吳新智常去找他討論，一來二去，他開始思考：人類學化石很少，考古學的材料更多，東亞地區的人類文化遺存（石器）顯示出恒定、緩慢發展的特征，沒有像非洲或歐洲西部一樣經歷階段性甚至更替性發展。“從這個角度梳理證據是有完整體系的，即使你不喜歡也不能忽略。”高星說。盡管沒有師承關系，他卻在學術上逐漸靠攏，成為吳新智理論的擁護者和傳播者。

作為吳新智的院士推薦人，古脊椎動物學家張彌曼對吳新智的工作保持絕對肯定：“無論是否存在不同意見，或者未來人類起源的研究結論是什么，都沒關系，這不影響他做了大量的、好的實際工作，值得所有人參考。”張彌曼與吳新智相識逾50載，曾于80年代與他共同出任中科院古脊椎與古人類研究所所長、副所長。

人類學尤其是起源問題的特殊性，使吳新智一度被嘲諷為“狹隘的民族主義者”。果殼網關于“許昌人”研究的文章下，有網友留言，群嘲似的反諷：“華夏文明又可以向前提了”“有人，和有文明是兩回事”“關鍵是廣大忠于華夏文明的網友們不知道啊”

吳新智沒想過那么復雜。真正被問起為何堅持“多地區進化假說”時，他偏偏頭，神情坦然而天真：“因為我研究這個，有責任讓大家了解、澄清。”

“他一直想要搞明白，為什么同一件事搞出兩個觀點。但他沒有自大的想法，說我提出來的就一定是對的”，崔婭銘說。她眼中的老師是個“毫無包袱”的人：“我覺得如果以后出現了無可辯駁的新材料（能證明非洲起源說），他也很愿意承認自己以前的想法是錯的。”

吳新智自己則幾番強調，他并不反對基因研究的手段，但覺得對手的邏輯推論存在問題。現代人起源問題復雜，化石證據雖有，但始終稀缺，解釋思路也各有不同。他相信未來化石研究會越來越多，DNA的研究也會越來越多，原則上應該越來越接近真相。

“但也有可能觀點越來越多，更沒法互相說服。我希望中間能有些協調，視角不一樣、證據不一樣，但是總有一天我們都看到同樣的東西吧。”他說。

“對普羅大眾，要滿足這個好奇心”

辦公室有兩個書柜，一個里面擺滿頭骨化石模型，另一個塞滿了書。吳新智從書堆里抽出一本《探秘遠古人類》：“喏，這本就是科普書。”

這是他2002年應邀主編的科普讀物“解讀生命叢書”中，自己撰寫的一本《人類進化足跡》，于2008年改版，2014年再版，2015年增補內容并改名為《探秘遠古人類》。家里還放著這套叢書所獲的獎狀。

做科普，他是有求必應。每逢有各種古生物愛好者發來郵件，吳新智都一一回復。若是平信，還要自己寫好倒貼郵票給寄回去。有一次，有人拿“蛇蛋化石”過來，非要讓他給鑒定一下。徐欣忍不住吐槽：“看照片就不是蛇蛋，我都知道！就是個鵝卵石。”但吳新智說，非要來就來吧，還讓徐欣帶去找所里研究蛇的同事，給對方吃個定心丸。

他的邏輯很簡單：古生物是冷門學科，更多人關心，學科才更容易發展。

錢是一方面。他調侃自己的專業：不能供人吃飯穿衣，只是增添生活色彩的“胡椒面”。資金是國家撥的，國家的錢是納稅人交的，自己有這部分知識，滿足人家的好奇心是本分。

也有“私心”。20世紀50年代，他去野外考察，都要先問老鄉哪里有山洞，或去藥材公司找龍骨。“（化石）都挖了當龍骨，好多都給吃掉了。你能怪農民嗎？他也要掙錢呢。問題就是他們都不了解人類起源和進化的知識，不知道‘龍骨’在科學上的價值。”吳新智絮叨著。他說，科研是未知的東西，搭上多少時間都不一定有用；科普卻是立竿見影的事兒，那能搭的時間就都盡量搭進去。

后輩們能看到他的拳拳之心。學科小，資源上不可避免受到擠壓，吳新智常勸后輩，看開一些，看長遠一些，盡量把精力投入在學術上，不要在別的地方分心；遇事要隱忍，不要人為制造不愉快，盡量使學科發展順遂一些。

“我們這個學科缺人，出國了都不回來，這是他的心病。”高星說。當年他在國外讀完博士，猶豫要不要回國。吳新智知道了，找到他導師聊，拐著彎鼓勵他回來。“這個領域真正有影響力的人物對你的認可和寄予的希望，還是很重要的。”高星說。

最近他去吳新智辦公室，總被“扣住”出不來，一聊起學術就是大半天。說起來高星笑，卻又很快肅正了臉色：“你能感受到他的危機感，就想在有生之年給我們多講一點，想推動學科發展，希望后來者能夠挑起大梁。”

爭了大半輩子，歸根結底，除了對錯輸贏，吳新智眼中還有這門學科存在的更大意義：

“地球起源、山川變化，生命怎么發展，還有人這個很特別的東西啊，是從哪兒來的，這就是好奇心。對普羅大眾，你要滿足這個好奇心。

世界觀是怎么形成的，人的起源是其中一部分。我們這代人是受唯物主義教育的，古人類學是辯證唯物主義的自然科學基礎的一部分。它有哲學的意義。

當然，還有對我自己。每當覺得自己有點學術感悟的時候就高興，一高興就分泌內啡肽和多巴胺，那就對身體有好處啊，自己能長壽。”他笑瞇瞇又把話繞回來，表情誠懇，目光卻透著點狡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