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成就離不開精神支撐

薪火不熄，初心不改

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上，一代又一代科學家心系祖國和人民，不畏艱難，無私奉獻，為科學技術進步、人民生活改善、中華民族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新時代更需要繼承發揚以國家民族命運為己任的愛國主義精神，更需要繼續發揚以愛國主義為底色的科學家精神。

人物簡介

中國光學玻璃與激光玻璃的奠基人

干福熹(1933— )，光學和材料學科學家、非晶態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1956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副院長、中國科學院上海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所長。中國光學和激光材料、非晶態物理以及光電子技術領域的主要開拓者。

干福熹院士，是新中國培養出來的第一批大學畢業生，正是由于選擇了國家的需要，從跨進中國科學院的那天起，他就與玻璃打了一輩子交道。

科學家故事

不求名利，

一心只為國家科技事業

“到西北艱苦的邊疆、到東北我國重工業基地，哪里需要就去哪里建設國家，這就是我最大的愿望。”1952年，為了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需要，干福熹大學提前畢業后，并沒有跟多數同學一樣在杭州市找一個穩定的工作，留戀南方的生活條件和好環境。他主動報名來到了設在吉林省長春市的中國科學院儀器館。被分配到東北地區的干福熹很快開始了第一堝光學玻璃的生產。

“要在一個空空的新廠房里建成光學玻璃熔煉車間，大家都沒有經驗。我在大學里也沒有學過有關課程，之所以能很快地搞起來，全靠大家一股干勁和‘為祖國需要，做什么學什么’的決心。”干福熹激動地談道，“很多次坩堝在焙燒過程中出現破裂情況，但沒有一個人退卻和逃避，大家都冒著熔爐的高溫進行搶險，許多人汗流浹背，面部和手臂被爐火烤得發燙，大家仍情緒高昂。”

1953年的農歷除夕，300立升大坩堝K-8牌號的光學玻璃成功熔化制成。參加工作后的干福熹第一次不在家人身邊過春節，難免有些想家，但看到眼前的玻璃又倍感欣慰。儀器館后來還把中國第一堝光學玻璃誕生的事跡，作為光學玻璃廠教育培養年輕一代的范例。

科學家故事

堅守初心，

推動激光研究走向世界

1978年6月，干福熹被上海市和中科院領導任命為中科院上海分院和上海科學院副院長，兼任中國科學院上海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所長、黨委委員。經歷“文革”的十年動蕩，干福熹并沒有因此喪失斗志，反而錘煉出了堅韌的品格。“這次我又被推到領導崗位，深感擔子重，壓力大。上海分院要我分管數學、物理和信息領域的工作。為了更好地謀劃中國激光事業，我還是欣然接受了。”

當時干福熹分管的很多工作都處于百廢待興的狀態，他邀請了王之江（中科院院士，1991）和鄧錫銘（中科院院士，1993）兩位老同事擔任副所長，重新確立了上海光機所的研究方向：從以輻射武器為牽引的高能釹玻璃激光器轉到以激光核聚變為目標的高功率釹玻璃激光器。

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激光研究還處于自封閉狀態，了解國外激光動態主要依靠國外公開的期刊報道。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召開后，中國的科學技術研究開始復蘇，激光科學技術研究對外交流也活躍起來。

干福熹擔任上海光機所所長期間全面主持科技外事活動。“我主要努力做成了兩件事，一是提議中科院主動組織激光代表團出訪國外；二是在國內舉辦國際激光會議，促使中國激光研究走向世界。”十多年間，干福熹帶隊出訪美國、英國、日本等近10個國家，參與了幾十場報告會，參觀了50多個與激光有關的研究室、組，接觸到上百位博士學者，在國際會議舞臺上與各個國家同行進行廣泛交流，為我國激光科研工作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20世紀80年代末，我國已派遣了不少訪問學者出國進修，并開始送年輕的博士出國做博士后。同時，中國也開始接受外國的進修生，中國激光研究已經走向世界。

科學家故事

急流勇退，

潛心鉆研學科交叉融合

1984年8月，干福熹正式離開行政領導崗位，并陸續辭去多個政治活動職務，開始嘗試把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相融合，開展科技考古研究。“我多次想提出辭職，原因有四點：一是我認為自己并不適合做領導工作，還是適合做學術研究工作，這是我對自己的認識；二是‘十年動亂’使我失去了許多科研工作的時間，我想加把勁彌補回來，同時希望在科學上開創一些新的領域；三是當時我才50多歲，想把更多精力放在業務發展上，多寫點文章留給后人；四是想帶領和培養一批有為的青年人開創新的學科領域。”

干福熹早在1959年蘇聯學習期間就萌生了對科技考古的興趣，當時拜訪白俄羅斯共和國明斯克大學的拜斯勃羅多夫教授時便想對中國古代玻璃進行研究，后來他專門在主持召開的“國際玻璃大會”上設立了“玻璃考古”分會場，為中外從事古代玻璃研究的愛好者創造了交流的平臺。近十年來的科技考古工作，使干福熹越來越感受到，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在學科上要交叉和融合，在工作上要合作和配合，在思想上要交流和互學。他牽頭邀請多個單位的專家和學者，針對科技和考古等主題召開了多場交流研討會，極大地推動了我國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交叉融合，使科技和考古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兩三年中，干福熹圍繞越王勾踐自用寶劍、元青花四愛圖梅瓶等館藏文物進行考證工作，赴吉林集安“高句麗遺址”、陽江“南海1號”、紅山文化遺址等多地進行考察，撰寫了《關于加強我國文物保護科技工作的建議》上報國家有關部門，為我國的文物保護工作作出重要貢獻。

一生四處“奔波”，也許就是出于對國家科技和人文事業發展的一種責任感、一種理想信念。干福熹的老朋友黃振發出于善意經常提醒干福熹要保重身體，干福熹常常莞爾一笑：“對于自己一生的追求和選擇，我由衷地感到無怨無悔！”

原標題：《干福熹：哪里需要就去哪里建設國家，這就是我最大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