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由二戰，美國全面介入了東亞事務。戰后東亞，成為西方政治學界所謂“美國治下和平”（Pax Americana）的一個組成部分。不過，“美國治下和平”這個詞匯對不同人有不同的含義。

如果說，西半球大體上在美蘇爭霸格局下維持著“冷”戰的狀況，那么同一時代的東亞世界既沒有和平，其戰爭也絕非“冷”的。相反，冷戰東亞是由一系列殘酷的“熱”戰型塑的。這其中最具決定性、影響至今的幾場戰爭，是中國內戰、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

這三場看似在不同時空下發生的沖突，有著很強的內在聯系和一以貫之的脈絡。只不過不同立場的人對脈絡的理解大相徑庭。

美國的主流論述，是把二戰后到蘇聯解體的歷史演進，看作是美國主導的“自由世界”與蘇聯主導的“共產主義世界”的對抗。東亞的戰爭，就是這種兩極對抗的局部表現，因此有不少人認為它們不過是美蘇陣營在東亞進行的“代理人戰爭”。

但從東亞視角出發，這三場戰爭是20世紀全球反殖、反帝、反霸斗爭的組成部分，是東亞各民族尋求獨立自主、建設現代國家的過程。特別是，從1960年代起，中國就不再是蘇聯陣營的一份子，反而視蘇聯為霸權國家，完全超出了簡單的兩極框架。

不同歷史認知混雜于地緣角逐的表象下，就出現了美國歷史學家布魯斯?卡明斯所說的“視差”：冷戰時代美國當政者從來沒有理解東亞熱戰的真正意義。

1949年，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贏得內戰，把國民黨逐出大陸，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幾乎沒有人能夠料到，在二戰結束僅僅4年后，曾經獲得世界所有大國支持的國民黨政權，會敗給一支主要由農民組成的革命武裝。中國在二戰中是美國最堅定的盟友，美國正是以此為前提，來安排戰后東亞秩序的。中國在這么短的時間內倒向社會主義陣營，對美國而言是極大的挫敗。1949年后“誰丟失中國”（Who Lost China）的指責聲浪高漲，成為很長時間內討論中國問題的根本出發點。

在對“共產主義擴張”的恐懼中，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跳出來，大肆宣揚美國政府系統已經被共產黨滲透，并利用眾議院非美委員會等機構，在政府、學界、媒體以及文藝界大搞“忠誠”調查。1950年代的麥卡錫主義成為一場獵巫行動，一場打著愛國旗號，對左翼人士、社會主義同情者、甚至同性戀人士的公開迫害。

在尋找“誰丟失中國”責任人時，許多中國研究者成了替罪羊。其中最突出的一位，是戰時曾擔任蔣介石顧問的歐文?拉鐵摩爾。麥卡錫宣稱這位著名的中國邊疆學家、蒙古學家是“蘇聯安插在美國的頭號間諜”，參議院內部安全委員會對他進行了長達17個月的調查，試圖證明他在中國為蘇聯利益服務。盡管這些莫須有罪名幾年后都被推翻，但造成美國東亞學界普遍的緊張和恐慌。1960年代，拉鐵摩爾離開他工作多年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遠赴英國。

調查中給拉鐵摩爾最大打擊的，是好友卡爾?魏特夫的背叛。魏特夫是德國前共產黨員，他在遭納粹迫害后流亡美國，成了積極的反共人士。根據費正清的猜測，揭發檢舉拉鐵摩爾，是魏特夫不想再次忤逆當權者的意圖。

諷刺的是，魏特夫最著名的觀點，卻是將整個東方的歷史概括為“專制”。冷戰時代，他的“東方專制主義”學說在美國和日本影響巨大。該學說把馬克思“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曲解并極端化，認為農業帝國出于大面積水利灌溉的需要，強化中央集權的官僚體系，造成“東方”國家（比如中國、印度、俄羅斯）無可避免的專制性和停滯性。這個打著“社會科學”旗號，把種族主義與冷戰意識形態巧妙結合的理論，就像李約瑟所言，是“只能與冷戰時期具體情況相聯系才能理解的政治讀物”。

“誰丟失中國”與將日本“拉回文明”的思維是一致的，其前提即中國和日本都應該是（殖民現代）“文明”的一份子，只不過lost（“丟失”或者“迷失”）了。可是，“只有你曾經擁有過這個東西，才可能談什么丟失”（喬姆斯基語）。“丟失論”與其說是檢討，不如說延續了18世紀以來歐洲思想界對東方的偏見。美國把太平洋戰爭僅看作是自由世界戰勝法西斯主義，卻并未認識到，對中國人來說，這是百年來反抗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一個階段。

也因此，當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美國自然視之為共產主義對自由世界的進攻。朝鮮戰爭在美國常稱為“被遺忘的戰爭”。遺忘，并不是真的忘記了，而毋寧說，對于那場至今沒有結束的慘烈沖突，美國從來沒有理解它的起因，所以更不清楚要如何表述。既然從未了解，又何談記憶？

1945年8月8日，廣島原爆兩天后，蘇聯對日宣戰，紅軍擊潰盤踞中國東北的關東軍，兵鋒直指朝鮮半島。10日，日本通過中立國表示愿接受波茨坦公告。15日，在日本天皇發布終戰詔書當天，美軍迅速擬定了受降方案并提交蘇聯批準。在極為匆忙的情況下，來不及進軍朝鮮的美國，提出以北緯38度線為界，劃定蘇美在半島的受降區。

負責劃分工作的迪恩?臘斯克后來回憶說，他和查爾斯?邦尼斯蒂爾在14日深夜接到任務，當時手上只有《國家地理》雜志上的一張地圖。找不出半島上有什么天然界限，他們便隨手把漢城以北的38度線拿出來作為分割方案。16日，在接到美軍提交的受降方案后僅一天，蘇聯就批準了提議。一般認為，蘇聯之所以在攻勢正猛的情況下同意勒馬三八線，是想換取美國同意由蘇聯接管北海道。但共占日本的提議當時并未行諸文字，后被美國拒絕。

就這樣，作為軸心國的日本基本保全了傳統領土的完整；作為受害國的朝鮮，卻被莫名其妙地分割了。9月，美軍登陸半島，開始了在南方的統治。從一開始，占領軍就沒有把“朝鮮人希望什么”放在考慮范圍內。美國最重要的戰略，是在東亞制衡蘇聯。因此和蘇聯在北方的做法相反，美軍政府拒絕承認朝鮮人自發組織的、主張自決的人民委員會，甚至為了鎮壓（在美國看來）有左翼傾向的人民委員會，大量任用曾為日本殖民機構效力的朝鮮人，并扶植長期在美居住、反共獨裁的李承晚。此舉在南方造成持續內亂。我們可以假想一下：如果在戰后的法國任用納粹扶植的維希政府官員來遏制抵抗組織，或者在中國任用原汪精衛政府的軍警鎮壓抗日一方，會是怎樣一番情景。

就這樣，三八線這條臨時劃定的受降分界線，在戰后四五年里，成了聚合朝鮮兩種敵對力量的政治分水嶺。北方由曾在滿洲從事武裝抗日的民族主義者領導，南方則充斥了曾參與絞殺他們的前日帝鷹犬。兩邊都認定只能以軍事手段統一全國。在朝鮮半島，殖民和反殖民的斗爭沒有隨著日本投降而結束，反而隨著分治而內化、激化。這種對立必然走向內戰，至于是誰開第一槍，根本不是評判是非的關鍵。

6月25日，朝鮮人民軍發動攻勢，迅速攻克南方大部分地區。美國宣稱北方“侵略”，率聯合國軍介入朝鮮內戰，將戰線推到鴨綠江畔。在此后三年中，美軍在朝鮮投下比二戰中更多的炸彈，對平民使用了比二戰殺傷力更大的常規性武器。也是在朝鮮，美軍與中國軍隊正面交戰，卻陷入膠著。1953年，交戰雙方宣布停火（韓國并未在停火協議上簽字），三八線這條日本受降線，逐漸演變成將朝韓正式分裂的國境線，以及朝鮮一方與美韓一方的軍事對峙線。朝鮮戰爭是二戰后美國第一場沒有打贏的戰爭，但它刺激美國軍費猛增，促使國內軍工復合體系成型，成為日后影響美國政治的最大利益集團。

從1950年代后期直到1990年代初，美國在韓國部署核武，朝鮮人在核陰影下生活了三十多年。我們當然應該反對今天朝鮮的核實驗，但正如卡明斯所說，這個國家的行為并非毫無理性、不可理解。世界上很少有地方像朝鮮半島那樣，被一層疊一層早該解決卻并未解決的歷史問題糾結纏繞，同時展示著殖民、冷戰、后冷戰三個時代遺留的困境。直到今天，這場“被遺忘的戰爭”仍然被“遺忘”，甚至不僅僅是被美國人遺忘。

中國內戰和朝鮮戰爭，刺激了美國擔憂東亞“赤化”的神經。美國從此改變對日政策，將日本由敵人改造成東亞冷戰的排頭兵。華盛頓與東京簽署安保條約，建立了維持至今的區域安全機制；同時扶植在臺灣和東南亞的反共勢力，構筑圍堵中國的包圍圈。也正是為防范共產主義南下，美國的越南政策發生變化：盡管羅斯福總統曾表示不支持法國繼續殖民印度支那，但從杜魯門到尼克松，美國積極干涉越南的反殖抗爭，最終給越南（以及自己）帶來深重的創痛。

1945年，在二戰中曾受美國支持的越南獨立同盟發動八月革命，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國。胡志明撰寫的《獨立宣言》，開篇即引用了美國《獨立宣言》和法國《人權宣言》，宣告越南人民和所有人一樣享有獨立自主的權利。但法、美卻似乎不認為越南人有權實踐法、美創制的公理，他們扶植日占時期的傀儡保大皇帝，先后軍事干涉越南的獨立運動。法國戰敗后，美國又復制在朝鮮的做法，在南越支持腐敗獨裁的天主教極端主義者吳庭琰，激化了南北矛盾。在蘇聯和中國的全力支援下，越盟在北方進行艱苦卓絕的抵抗，越盟支持的南方游擊隊也在農村展開人民戰爭，不斷打擊美軍和南越軍。

南越政府屢遭政變、虛弱不堪，于是美國親自上陣，逐步升級越戰，將自己拖入曠日持久的戰爭泥沼。美軍在南越開展“反叛亂作戰”，幾乎是在借鑒日寇對付華北游擊隊的戰術，為切斷游擊隊與地方的聯系，制造了多起震驚世界的屠殺。為了破壞作為南北運輸線的“胡志明小道”，美軍將戰火燃燒到毗鄰的柬埔寨和老撾。美軍還使用化學武器，在叢林和農田中撒下落葉劑（橙劑），其對人體和土壤的毒害至今難以消除。

以遏制共產主義為名的帝國擴張，最終讓美國在國內外的道義形象破產。1960年代后期，反戰運動全球涌動，在美國國內更與民權運動相呼應，促使越戰一代年輕人重新檢視美國20世紀以來的對外政策，強烈抨擊本國政府對亞洲人民的漠視。借由民權和反越戰運動，美國戰后進步主義力量取得長足發展。1973年，美軍撤出越南。越戰成為美國歷史上最為徹底的一次軍事和政治雙重失敗。正是為了擺脫這種困境，尼克松政府最終選擇了對華接觸。

中國內戰、朝鮮戰爭、越南戰爭、中蘇由同盟走向分裂，以及中美走向和解，大致勾勒出東亞介入冷戰的方式。中國內戰促發美國將遏制戰略引入東亞，中美在朝鮮直接交戰，在越南間接對抗。中美與中蘇的博弈、而非美蘇間博弈，恐怕才是東亞冷戰的主線。中國與美蘇的博弈并不純是意識形態沖突，也不是純是國家利益的爭奪，而是19世紀以來的殖民與反殖民、霸權與反霸抗爭的深化。1949年后中國國家建設的艱難和曲折、日韓臺經濟的借勢起飛，也只有放置在長期熱戰的背景下，才能被充分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