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漢瓦青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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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袖丹衣舞清風，一聲昆曲驚醉游人夢。白先勇先生曾說過，“昆曲無它，唯一美字”。昆曲之美，是極致之美。宛若孕育它的江南水鄉(xiāng)，因為生長浸潤在江南的氤氳水汽和吳儂軟語中，使它從皮相至骨相都是滿當當?shù)慕巷L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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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石上，牡丹亭下是明眸流轉(zhuǎn)，裙裾飛揚恍若穿越千年的愛戀；朝飛暮卷，云霞翠軒，雨絲風片，煙波畫船是良辰美景也是賞心樂事；裊晴絲吹來閑庭院，搖曳春如線吹來的是杜麗娘如絲線般的少女情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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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曲之美在于曲牌工整，詞章典雅，意韻深遠；昆曲之美也在唱念坐打，藝術(shù)家們用曼妙柔軟的身段于毫厘之間極致演繹；昆曲之美更在于腔調(diào)軟糯細膩，于細流軟磨、綺麗婉轉(zhuǎn)之間勾魂攝魄，就像徐渭在《南調(diào)敘錄》里說的，“昆山腔流麗悠遠，聽之最足蕩人”。昆曲之美在于情真，在于意切，在于詞的綺麗，在于曲的婉轉(zhuǎn)，在于妝的華美，在于舞的嬌柔，美得好似一場夢。一出昆曲，仿佛一場隔世的幻夢。

一、如花美眷—昆曲與蘇州

蘇州是昆曲的發(fā)源地。昆曲豐富的性格和多重面貌，是蘇州賦予的。蘇州孕育了昆曲，見證了昆曲的鼎盛時代，也同樣陪伴了它的如花美眷與似水流年。昆曲的命運與蘇州的命運彷佛三生注定，高低起伏，都合在節(jié)拍上。

宋元時期中國戲劇的格局，北方有雜劇，是被納入官方系統(tǒng)的正聲雅樂；發(fā)源于現(xiàn)今溫州的永嘉南戲在傳播時與當?shù)胤窖悦駱方Y(jié)合，形成四大聲腔——弋陽、海鹽、余姚和昆山，昆山腔出現(xiàn)時間最晚，準確時間不可考，大約在元明之間。直到明嘉靖年間徐渭撰《南詞敘錄》時，昆山腔還“止行于吳中”。

然而自明魏良輔等人的改造后，昆曲于明中期以后成為流行全國的曲種。萬歷年間進入宮廷，并逐漸取代了北雜劇的地位。通過吸納北雜劇曲牌，重新編配伴奏器樂，采用中原音韻，細致打磨聲腔以及一流文士撰寫劇本等。昆曲便脫胎換骨成為官方認定的主旋律，而這一過程基本都是在以蘇州為核心的江南地區(qū)發(fā)生的。

明清蘇州，從劇本創(chuàng)作、伶人表演，乃至服飾、樂器生產(chǎn)，都居于昆曲行業(yè)的核心。社會各階層以不同形式與昆曲發(fā)生關聯(lián)，蘇州民眾熱衷戲曲，而文化精英則通過堂會、家班和曲社等方式影響昆曲審美，推動了昆曲的“雅化”。

昆曲戲臺 蘇州戲曲博物館

明代嘉靖年間，梁辰魚將傳奇《浣紗記》以昆曲形式搬上舞臺，使原來主要用于清唱的昆曲正式進入戲劇表演領域，第一部昆曲誕生。到萬歷年間，昆曲出現(xiàn)爆發(fā)式發(fā)展，涌現(xiàn)了大量優(yōu)秀的劇本，演出也非常繁榮。據(jù)記載，當時僅蘇州一地，昆曲的專業(yè)演員就有好幾千人。那時候，演出的場合也各式各樣：家里、別墅里、草臺鄉(xiāng)間，甚至江南水鄉(xiāng)的樓船上也能演昆曲。

蘇州戲曲博物館藏昆曲戲服

《葉天寥自撰年譜》中有崇禎五年（１６３２年）蘇州演劇場景的記載：“壬申五月，正青苗插種之時，城市競相媚五方賢圣，各處設臺演戲。郡中最有名之梨園畢集吾邑，北則外場書院前，南則垂虹亭、華嚴寺，西則西門門外，東則蕩上。一日齋筵及梨園供給價錢費三四十金不止，總計諸處一日百五六十金矣。”明末江南，正是中國經(jīng)濟最繁盛、文化最昌明、消費欲望最強烈的地區(qū)。繁華風流總是與歌舞升平、冶游享樂聯(lián)系在一起的，尤其是“太平盛時，人易為樂”。唐寅詩《閶門即事》在描述蘇州的繁華時說：“世間樂土是吳中，中有閶門更擅雄。翠袖三千樓上下，黃金百萬水西東。”戲曲在奢侈消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江南世風奢靡與昆曲流行同時發(fā)生，并非巧合。

二、天時地利—虎丘與昆曲

昆曲于明清之際盛行，不僅按定例出現(xiàn)在官方慶典、游神賽會、家族祭祀、婚慶壽誕等儀式性場合，更在于它出現(xiàn)在市民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酒館、茶肆、飯館、廳堂都可變作舞臺，最別致的舞臺是游船，清人顧公燮在《消夏閑記》中寫道：“蘇郡向年款神宴客，每于虎丘山塘卷梢大船頭上演戲。船中為戲房，船尾備菜。觀戲者另喚沙飛、牛舌等船列其旁。”演員與觀眾都在水上，一眾小船簇擁大船，晚到的來客可叫“蕩河船送至山塘”。

于是在這種社會背景下誕生了蘇州獨有的文化奇觀——萬人齊唱昆曲的“虎丘曲會”，出現(xiàn)了“萬余人齊聲吶喊”的盛況，就如同現(xiàn)在的巨星演唱會一樣。在虎丘曲會中，除了粉墨演出之外，不分年齡、職業(yè)、階層，人人都可以參與昆曲清唱，構(gòu)成了一道蔚為壯觀的文化現(xiàn)象。

明 仇英《虎丘圖》，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虎丘位于蘇州城西北隅，泉石幽奇，名勝古跡眾多，虎丘素有“吳中第一名勝”的美稱，“山林而在塵市，非有彎谷高巖、深林幽澗而名遍寰區(qū)者，吾郡虎丘山而已”（褚逢椿《桐橋倚棹錄》）。虎丘距蘇州府城較近，所以向來是蘇州市民休閑娛樂活動的絕佳場所。

而吳人好游的傳統(tǒng)也是淵源已久的。《吳縣志》載：吳人好游，以有游地、有游具、有游伴也。游地，則山水園亭多于他郡；游具，則旨酒嘉肴，畫船蕭鼓，咄嗟而辦；游伴，則選伎聲歌，盡態(tài)極妍。也就是說吳人游玩不僅要山水園林、畫船蕭鼓，更要聲歌艷姬相伴。江盈科的《游虎丘記》，“甲午之秋，七月既望，郡守盧公、別駕黃公行部虎丘。……畫船鱗次，管弦如沸，都人士女，靚妝麗服，各持酒肴，彈棋博陸。”

清 焦秉貞《南巡蘇州虎丘行宮圖》（局部），故宮博物院藏

虎丘曲會之所以成為市民游樂的核心內(nèi)容，與吳人悠久的歌舞傳統(tǒng)及昆山腔的興起有很大的關系。《虞鄉(xiāng)志略》卷八“風俗”載：“吳儂善謳，競艷新聲，竹肉相間，怡人觀聽。”昆山腔興起以后，蘇州人更是把唱昆曲看作是普通百姓的尋常本領。《姑蘇竹枝詞》記：“家歌戶唱尋常事，三歲孩童識戲文。”昆曲藝術(shù)作為一種凝聚吳地文化傳統(tǒng)，帶有濃郁鄉(xiāng)土色彩，能夠令蘇州百姓備感親切的藝術(shù)，足令當?shù)厝死玫锰飒毢竦泥l(xiāng)語方音優(yōu)勢，以婉轉(zhuǎn)纏綿、悅耳動聽的歌聲唱出內(nèi)心的喜怒哀樂。可以說，昆曲藝術(shù)是聯(lián)結(jié)吳地文化和蘇州百姓的血緣臍帶。

虎丘山上千人石位置優(yōu)越，面積寬廣，境界開闊，氣勢雄偉，最適于人群聚集。于是虎丘千人石理所當然的成為蘇州市民狂歡唱曲的天然大舞臺，由此也成就了百年來虎丘曲會的宏大盛事。一年一度的虎丘中秋曲會主要就是在千人石上舉行的。袁宏道寫有《虎丘二首》：“一片千人石，瑩晶若有神。劍光銷不盡，留與醉花人。”“問此石上歌，何如生公說？石若解點頭，聞歌亦當徹。”生公石的美麗傳說，以及虎丘醉人的自然風光所營造的氣氛與環(huán)境，使吳地百姓能夠?qū)夂竦呐d趣和深切的情感盡情揮灑在屬于自己的文化盛典中。

三、萬人空巷——虎丘曲會

每到中秋節(jié)前后，當?shù)孛癖娮园l(fā)地聚集在“吳中第一名勝”虎丘賞月，竟夜在音樂伴奏下歡唱，《吳郡志》記載：“中秋，傾城士女游虎丘看月，笙歌徹夜。”虎丘曲會參加人員之眾，唱曲水平之高，氣氛之熱烈，場面之火爆達到萬人空巷的程度。

虎丘曲會是以何種方式展開？明末張岱的《陶庵夢憶》一書中有明確的記載。“虎丘八月半，土著流寓、士夫眷屬、女樂聲伎、曲中名妓戲婆、民間少婦好女……無不鮮集。自生公臺、千人石、鶴澗、劍池、申文定祠下，至試劍石、一二山門，皆鋪氈席地坐，登高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鋪江上。”在張岱文中，虎丘的千人石上，不分貴賤高低，土著流寓還是老少青壯，人山人海，如雁落平沙，霞鋪江上，景象壯觀，盛況空前。這在中國文化史上實屬難得一見的文化盛宴。

在大會開始后，在多種樂器的伴奏下，人們開始同聲合唱。《浣紗記·打圍》中【普天樂】是每年虎丘中秋曲會的必唱之曲：“錦帆開，牙旗動；百花洲，清波涌。蘭舟渡，萬紫千紅；鬧花枝，浪蝶狂蜂。”《浣紗記》是吳人梁辰魚，選取吳地題材，以吳地新聲昆山腔譜寫的最成功的傳奇作品，也是蘇州市民家喻戶曉、耳熟能詳?shù)慕?jīng)典劇目。“天暝月上，鼓吹百十處，大吹大擂，十番鎐缽，漁陽摻撾，動地翻天，雷轟鼎沸，呼叫不聞。”此時萬人齊唱，聲如潮涌，山為雷動，場面蔚為壯觀。

大會的合唱要一直進行到深夜二更時分，參加者在體力不濟，而減少到三四名左右。到了三更，多數(shù)聽眾散去，只剩百余位聽眾，氣量最佳的唱者較量唱技。

昆曲曲譜 蘇州戲曲博物館藏

唱曲水平最高者純以清唱，沒有任何樂器伴奏，“高坐石上，不蕭不拍，聲出如絲，裂石穿云，串度抑揚，一字一刻。”充分展現(xiàn)自己高超的歌唱技藝，使得“聽者尋入針芥，心血為枯，不敢擊節(jié)，惟有點頭”。昆山腔對人體器官發(fā)聲要求相當高，講究字清、腔純，尤其注重發(fā)音、吐字、行腔、收聲、歸韻的各種字音處理技巧，還充分利用裝飾音潤腔，使之柔美嫻靜、流麗悠遠、宛轉(zhuǎn)纏綿。再加上清唱本身難度較大，所以虎丘曲會上最后的勝者乃是一無憑借，純粹依靠高超的唱腔技巧脫穎而出的。水平最高者足以嘯傲群雄，令人嘆為觀止，心儀神往。

沈?qū)櫧棥抖惹氈酚涊d：皤然老翁，危坐啟調(diào)，其排腔則古樸而無媚巧，其運喉則頹澀而少清脆，然出口精確、良為絕勝。復有女郎唱“瑤琴鎮(zhèn)日”之曲，見其發(fā)調(diào)高華，出口雅麗，吐字歸音，各各絕頂。這些普普通通的人群之中，就有諸多像老翁女子這樣“吐字歸音，各各絕頂”的業(yè)余曲家。他們與那些清唱水平一般的市民一同構(gòu)成了虎丘曲會的主體。

從演唱氛圍來看，虎丘曲會清唱活動不是一人臺上主唱，而是歌者與觀者互動，或眾口同聲，或一唱眾隨，人人平等且忘我地投入其中，有時難以分辨誰是歌者，誰是觀者。這種所有人平等共享昆曲動人魅力的藝術(shù)活動實為古今中外藝術(shù)史之奇觀。

虎丘曲會 蘇州園林局

虎丘曲會作為當時的曲壇盛事，不僅直接提高群眾整體性的唱曲水平，同時也為業(yè)余和專業(yè)唱曲家角逐唱曲伎藝、迅速揚名提供了平臺。如馬佶人《荷花蕩》載：如今虎丘石上看看得數(shù)，那些在行的人，頗頗聞名，年來生意竟不得空。也就是說，能夠在虎丘曲會上成名的串客，之后串戲的機會就很多，“年來生意竟不得空”。

就算是已經(jīng)成名的清曲家，一般也需先到虎丘曲會打打擂臺，為觀眾普遍認可之后，才可以在曲界揚名立足。吳偉業(yè)《楚兩生行并序》記載了明清之際的著名清曲大師蘇昆生在虎丘曲會的演出情況。“蘇生則于陰陽抗墜，分刌比度，如昆刀之切玉，扣之栗然，非時世所為工也。”形容蘇昆生曲聲仿若陸子剛昆吾刀切玉，清厲高亢，正所謂“鳳凰玉碎昆山叫，芙蓉泣露香蘭笑”。

虎丘曲會不僅是市民階層的盛會，士大夫階層同樣熱心參與。明末清初，士大夫蓄養(yǎng)家班成風，比如申時行、張岱等都有自己的家班。著名的有阮大鋮家班、長洲尤桐家班等。眾多家班前來表演獻技，以劇會友，顯示出虎丘曲會在全國的地位和影響。呂天成評《冬青記》：“擒李屠憲副于中秋夕帥家優(yōu)于虎丘千人石上演此，觀者萬人，多泣下者。”描繪了當時士大夫家班在虎丘曲會表演的情形。

作為一項群眾自發(fā)性的唱曲活動，虎丘曲會自嘉靖年間有記載，到晚明勃發(fā)，一發(fā)而不可收，前后持續(xù)三百年。

三百年間，無論風云變幻、朝代更迭，虎丘曲會從未間斷，其煥發(fā)出的強盛生命力長久地滋潤慰藉著蘇州市民的精神家園，并已在代代相傳的集體無意識中接脈生根，化為蘇州市民生命中獨一無二的文化基因，幻化為滋養(yǎng)他們靈魂的春雨與芬芳。

昆曲與蘇州，仿佛三生之約，６００余年的輾轉(zhuǎn)流傳，一次次場景變換，一年年的人物變遷。時至今日，萬人齊唱的虎丘曲會早已成為歷史的遺響，然那婉轉(zhuǎn)軟糯的腔調(diào)依然隱約回蕩，只要人們愿意走進它，就會驚呼：不到園林，怎知春色如許！

參考文獻

1. 鄭錦燕，《昆曲與明清江南文人生活》，蘇州大學，2010年

2. [韓]鄭元祉，《明清時期蘇州“虎丘曲會”演劇史的考察》，《中華戲曲》第21輯

3. 劉召明，《晚明虎丘曲會摭談》，《中華戲曲》第38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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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tǒng)籌：吳文化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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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文化盛典虎丘曲會——昆曲與蘇州的百年綺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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