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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桌|在社交媒體和自媒體的時代,更需真正嚴肅的藝術評論
11月27日,斯里蘭卡藝術評論家Jyoti Dhar憑借《Chandragupta Thenuwara:GLITCH+》斬獲在上海民生美術館頒發的第四屆國際藝術評論獎(IAAC)大獎,來自中國的劉加強憑《展覽的幽靈——關于出版物》和Sean Ashton《Natural Selection》分獲二等獎。頒獎典禮后,在其后的“藝術評論的力量與未來”和“關于‘回看’的當代立場與方法”兩場討論會,上海當代藝術界與藝術評論界相關人士就藝術評論的現場、對象與寫作距離,藝術評論與新聞寫作、社交媒體、重訪歷史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探討,“澎湃新聞·藝術評論”特選刊其中部分發言。

“藝術評論的力量與未來”討論會
藝術評論與新聞寫作不同,它是為了促進藝術的精進
龔彥(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館長):
評論文章是有預設讀者的,對我來說首先第一個讀者是作品的創作者,某種程度上他是最需要一個客觀的聲音在旁邊告訴他下一步可以怎么走。新聞稿和其他文章,更多面向的是一個無法去限定的所謂的大眾,目標是促進更多的文化的消費。我覺得這可能是最大的差別,一個是要促進藝術本身的精進,另外一個是為了消費的目的。
費大為(藝術評論家、策劃人):
批評的文章當然要和作品保持距離,產生一個有距離的批判性的觀看。同時,批評者要非常懂作品,需要發現作品里的特別品質和尋找到作品的創造性。同時,批評者需要帶領讀者進入作品的內部去觀察,去思考。這應該是一個比較有意義的工作。
而新聞報道是沒有這樣的功能,它還是以紀實為主的,是把事實說出來。藝術批評更多的要表達自己的立場和分析的能力。對于讀者、一般的觀眾、藝術的觀眾和讀者、和對藝術家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

藝術評論的現場、對象與寫作距離正在發生變化
李龍雨(藝術史學家、教育家、評論家和策展人):
中國美術學院發布了一些數據:三年前只有3%的參觀者會看宣傳的手冊,十年前則有7%。這個數字告訴我們什么?展覽的性質和展覽的參觀者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所以使得大家對于當代藝術的理解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現在這些參觀者不單單是被動的接受者,他們是主動參與其中的藝術消費者。所以我們必須要了解,在當代藝術世界當中,我們現在所面對的這些觀眾,他們是怎么樣的一群人。觀眾其實更希望通過講故事和看故事的方式來看一個展覽,所以這樣一種講故事的吸引眼球的方式,在全世界都行得通。
龔彥:
美術館的觀眾在哪里,對我們來說是無解。傳統的媒體,包括電視、廣播這些也已經找不到曾經的那些觀眾、聽眾。相反可以準確定位的觀眾,是在我們更為廣泛使用的網絡媒體上和自媒體上。藝術評論的現場到底在哪里?它原來的現場是在紙面上,是在我們比較公認的學術環境里面。但是今天我們的傳播方式、交流方式改變了,應該出現一個對藝術更有效的現場。看一個展覽,每個展覽都會印很多導覽冊,做得非常精細,放在入口,但是每個人都會拿一張,出門就扔掉。相反,如果是出現在作品旁邊的解釋或者是一段前言,再枯燥也會有人站在前面把它看完。好像某種程度上現在的藝術評論,哪怕是藝術解釋,都變成了非常講求實效的文字,它需要人們在非常短的時間里找到答案,所以你必須把答案和答案闡釋的對象并置在一起,這才是相對有效的。
費大為:
我覺得藝術批評之所以存在,還是要跟浮躁的趨勢拉開距離,不能向快速消費這種狀態投降,去迎合他們。
當然,一些文章的呈現方式是可以變化的,但是文章本身的內容、結構、文字本身的性質,應該保持嚴肅的批評態度,這是這個時代非常欠缺的。我不主張在內容的構成上去迎合快速消費的心態,應該保持更加堅決的、更加純粹的態度去做藝術批評的文章。越是迎合市場的需求去寫,越是沒市場,別人也越看不起你。

評論文或應回到古典時期、撼動特定人群
龔彥:
每個展覽都是對一個特定的、假想的人群去策劃的,所以我覺得評論文章某種程度也應該回到它的古典時期,它應該有非常強烈的針對性,它應該是有一種明確的目標,它要去改變或者撼動某一個特定的人群。因為只有通過這樣一個很小的人群,掌握話語權,掌握一些有權力的人,才可能讓這個歷史推進。歷史不是靠大眾往前走的,而往往要靠非常小的群體往前變更。譬如剛讀完馬克思《資本論》的貝克特說要為馬克思寫一篇文章。某種程度上寫評論文章也是這樣,為一個真正的高手去寫東西,然后還能撼動他,我覺得這是一個評論文章的意義和它的力量所在。
處在社交媒體和自媒體時代,轉型中的藝術評論并沒有死亡
李龍雨:
現在的藝術評論是死了還是還活著,處在什么樣的境界?我很同意的一點是,藝術批評當然沒有死亡,但是它在轉型,它已經成為了多元的形式。例如在美術館中,每時每刻都有藝術評論的發生,現在已經變成一種每日報告的形式了。
博客里,有一些文章的質量是不錯的,有時候也會發現一些高素質、高質量的批評家。這其實是一個反向參與,觀眾反向參與到藝術評論當中。他們并不是立志成為一個嚴肅的職業藝術批評家,但是他們想要表達自己參展和看展的想法。我們需要傾聽大家的聲音,因為藝術評論再也不是閉門寫作,而是一個非常生動的每時每刻都在產生的現實生活中的批評。
Henry Meyric-Hughes(獨立策展人、藝術顧問、評論家、作家及編輯):
皮埃爾是一個非常有名的法國電影批評家,他說在未來沒有一個所謂的藝術評論這樣的職業,而是應該橫跨社會的各個方面。我們當然不是生活在烏托邦,所以一定會有像博客、社交媒體這些新鮮的血液加入到這個世界當中。但是,在藝術批評這方面,還是要有嚴肅的高質量的藝術評論寫作。
“關于‘回看’的當代立場與方法”討論會
重返歷史引導藝術走向更加清晰的未來
朱青生(北京大學教授、國際藝術史學會主席):
文獻整理對于我們的意義,就是我們在檢驗當時的評價是否有道理,當時的評論是否改變了這些展覽的意義,以至于對我們現在是否還發生影響。
在70年代改革開放的初期,如果有一個人打破了媒體的界限和封鎖,給我們帶來了一個消息,他會不會改變整個的社會情況?我們說起來是在看藝術,實際上是在看一個突然從外面闖入的新藝術,繼而怎么影響社會和觀念的變化。我們今天舉辦展覽的時候就會問三個問題,第一,它真的帶來變化了嗎?第二,它帶來的是什么樣的變化?第三,我們今天可以怎么反過來評價這個變化?這其實是為我們將要做的新事情提供了一個坐標。
我們感覺到今天的新媒體和新技術正在帶來社會的巨大變化,而這個變化會引導我們走向一個更為清晰和光明的未來。藝術展覽揭示的問題是事實不能揭示的,它是一種潛在的心態和飄蕩的思潮,這些東西在任何事實中間都看不見,只有通過藝術展覽,它才會展現出來。所以我們在回顧的時候,實際上是整理自己的思路,然后有機會進一步做判斷。

王春辰(策展人、藝術批評家、中央美院美術館副館長):
無論中國的現實是如何的緊迫,就像冬天多么的寒冷。但是藝術還有它的意義。我對藝術抱有非常強烈的信心,盡管我們有很多的批評和懷疑。
在今天這樣一個多元化、商業化和都市化的社會里,藝術到底扮演什么角色,明確定位我們才知道批評是什么。我把藝術當做批評看待,把策展看作姿態的表達。
在現實面前我們有很多不可回避的問題,同時也有很多藝術的處理和藝術家的姿態。藝術家給我們勾畫了我們看不到的現實的緊迫性,這一點上,今天的中國藝術家還是有很大的創造力,我們無需懷疑他們的努力。另外一個就是中國的現實和傳統有著巨大的隔閡和聯系,所以為什么會講到重訪歷史,就是現實當中我們看到歷史的喪失、改變或者消失,所以我們在建構當下的現代化國家的時候,我們需要回到歷史當中,才能看清未來,這是我的構思和策展的理念。“重返”,就好像我們要回到我們失去的東西中,回到我們還沒有很好的滋養理念和態度中去。“重返”不僅僅是回到歷史,其實是通過歷史關愛今天,就像今天發生的事情跟我們以往所做過的或者經歷的三十年的變化相關,與很多不配套或者不完整的政策和方式相關。
藝術幫助我們認識世界,也幫助我們去理解世界。當然,它具體的對于世界的關系的措施,藝術家不能給出一個完整的或具體的方案,但至少可以喚醒人們,讓人們警覺這個世界,成為人們表達的一種態度。

王春辰:
其實今天我們看藝術,并不是僅僅看到藝術的審美主義,我們看到更廣泛的和社會的關聯。重返是和當下關聯的切近,我們往往將歷史看作是今天的寫照,這也是中國的以史為鑒、以史為鏡的反映。
在中國有大量的藝術家在做真正的他們應該做的事,這一點恰恰是重返歷史中我們所發現的。我們需要重新發現,也是為了發現一個真實的中國,也許未來的中國就是這樣被書寫和建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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