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賈雷德·戴蒙德的《第三種黑猩猩》，會不由自主產生一個認識：人類變壞了！于是，“人類是怎么變壞的？”就成了一個值得延伸思考的問題。戴蒙德是我非常喜歡的學者與作家，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所提到的人生抱負，“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戴蒙德可以說是實現了。戴德蒙屬于美國的“英雄一代”，也就是經歷二戰的這一代人。在這代人的成長時期，美國的國家實力達到了巔峰，更重要的可能是，相比現在，那個時代的美國有一種較好的價值觀，所以成就了一批優秀人物。

戴蒙德的家境頗為優越，父親是哈佛大學的教授，母親是語言學家、鋼琴家與教師。他上的是名牌中學，然后就讀于哈佛大學，成績優異，研究生進入英國的劍橋大學讀生理學，一路都是順風順水。青年時代的戴蒙德很有語言天賦，僅用一個月，他靠聽周圍人說話，就把歐洲最難學習的芬蘭語學會了，以至于他想改變人生目標，成為聯合國的同聲傳譯員。其實，這個時候他遭遇了一次學術上的危機，他的動手能力不太好，在實驗研究上遇到了難題，改變志向不過是在逃避問題而已。后來在他父親的勸說下，他還是回到了生理學研究領域。

賈雷德·戴蒙德

最終，戴蒙德成為一名優秀的生理學家。不可思議的是，他轉入大歷史的研究中，縱橫捭闔，完成了一系列的優秀著作，除了《第三種黑猩猩》，還有《槍炮、病菌與鋼鐵》《崩潰》《劇變》等，這些書都譯成了中文，我是這些書的忠實讀者。在這一系列的著作中，戴蒙德其實都有一個核心，那就是對人類命運的關注，他稱之為“人類史”。回顧人類的發展歷程，我們總是會追問：人類還有未來嗎？為什么我們會有這樣的憂慮呢？因為人類的發展歷程似乎告訴我們，人類在不斷變壞！

人類是怎么變壞的？也許我們首先需要確定好壞的標準，我們不會像兒童一樣，認為狼吃小羊就是壞。植物為了防止被動物吃掉，會產生一些有毒的化學物質，萬物相生相克，由此形成大自然，這里面無所謂好壞。但如果一個人或一群人自私傲慢、奢靡無度、殘酷好斗、嗜血成性，無論如何，我們不會將其視作好人。好壞是與道德聯系在一起的，而道德是與人的自我審視能力聯系起來的。審視的標準來自人對歷史的了解、對未來的預期。于是，我們可以說，讓人類迅速走向滅絕的做法肯定不是好的；讓與人類共生的物種都滅絕，同樣也算不上好，因為缺乏生態聯系的人類也難以保全；讓人類的許多群體消失，只留下一個所謂“優秀”的人群，這是同類相殘，怎么能夠說好呢？確定了好壞的標準，我們再來看人類的發展歷程，或許會有不一樣的理解。

在不同社會的神話傳說中，似乎都有一個特別美好的過去，那個時候是人類的“黃金時代”。從考古學的視角來看，還真是如此。大約六七百萬年前，隨著氣候的變遷，人類祖先不得不離開久已適應的熱帶叢林，轉而適應稀樹草原環境。為了防范這里無所不在的捕獵者，他們發展出群體防衛，就像今天我們看到的狒狒群體一樣。當一個狒狒群體穿越開闊地時，強壯的雄性分布在四周，保衛整個群體的安全。在這樣的群體中，好逞能的個體可能會導致群體防線崩潰，個體必須嚴格遵循規則，以整體利益為重。從民族志材料來看，狩獵-采集社會有許多有趣的社會規范與禁忌，比如獵人不能吃自己打到的獵物，否則以后就打不到獵物了；獵物是見者有份，所有食物平均分配，等等。盡管不是每個社會都采用同樣的標準，但是基本原則還是一致的，所以學術界把這種類型的社會稱為平均社會或是原始共產主義社會。

人人平等，人人勞動，沒有剝削與壓迫，沒有等級與強制，這樣的社會在后世人的回憶中成為理想社會的典范。狩獵-采集社會純粹從自然中獲取食物，然而，由于自然界中食物資源分布稀疏且不均，人們需要不斷流動覓食，其人口規模嚴格受制于自然資源的供給，尤其是資源貧乏季節的供給。食物豐足的季節多獲取也沒有多少意義，人們的消費能力有限，儲備能力也有限，同時也缺乏搬運能力，頻繁流動的生活不能有太多需要攜帶的東西。因此，其生產、消費與人口進入一種穩態平衡之中。按照科幻小說《三體》的說法，這樣的社會實際上已經被“鎖死”了。

然而，禁錮總是要被打破的，在狩獵-采集階段的后期，準確地說，就是舊石器時代晚期，我們已經可以看到突破的苗頭，那就是藝術品起源，在現代人的起源地非洲，藝術品的出現可以早到七八萬年前。藝術品中的個人裝飾品是個體對自身身份的強調——我與別人不一樣。這意味著在平均社會里打開了一個突破口，開啟了影響后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組辯證關系：個體與社會——社會發展需要發揮個體的創造性，同時又必須要限制個體對社會整體的破壞。

農業起源最終給舊石器時代畫上了句號，人類歷史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不過，在戴蒙德看來，農業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人類演化史上的重大失誤，農業改變了人類與自然的關系，也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關系，并重塑了社會。農業的特點是控制動植物的繁育，從而擴大產量。農業極大地提高了單位面積土地所能支持人口的密度，是狩獵-采集所能支持的二三十倍。農業起源之后，人口暴增，人口增加之后又需要更多的土地，需要不斷開墾山林、排干沼澤、控制河流。谷物種植需要人們時時看護，以避免鳥獸的破壞，還需要灌溉、除草等活動，人類由此不得不定居下來，土地的所有權隨之更加清晰；暴增的人口也需要人們定居下來，以避免土地的爭奪。

定居的結果是，所有的生活垃圾都只能留在人類居住地附近，水源污染，蚊蟲滋生，高密度的人口導致傳染病可以流行開來。定居生活與農業出現之后，人類的活動范圍減少，食物類型較之狩獵-采集時代更單調。相比于狩獵-采集，農業是更高強度的勞動，勞動的形式也更單調。從考古證據來看，轉向農業生活之后，因為跑步更少，人類股骨的骨壁變薄；又由于長年累月彎腰勞作、背負重物以及躬身研磨食物，腰椎病變多；食物單調，淀粉成分高，導致齲齒顯著增加……簡言之，農業讓人類的健康狀況惡化了。

除了人類身體健康狀況受損之外，更糟糕的是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惡化，有的人成了支配他人的人，他們開始有了高貴的血統。如果有人不服從的話，就會遭到暴力對待。農業本身就是一種控制性的活動，控制動植物、控制土地、控制環境，當然，它也需要控制勞動力（人），畢竟勞動力是農業生產活動的關鍵變量。控制了人，也就控制了農業活動所需要的其他一切因素。從這個角度說，農業社會出現支配權是一種必然。

社會等級的產生還與人口規模密切相關，并不是說狩獵-采集社會就完全沒有權力、等級、暴力，而是農業起源之后，社會等級顯著增強了。現在有研究說狩獵-采集時代的人類可能更加暴力，因為暴力導致的人口損失可能比20世紀還要高，這種說法的前提是狩獵-采集社會的人口基數太小。而農業帶來高密度的人口使得成規模的暴力成為可能，也就是戰爭的出現。農業能夠產生更多的生產剩余，能夠供養職業化的軍隊，專業化的生產武器的工匠，以及專門的管理階層。農業就像一個放大器，把一切都放大了二三十倍。

人類與環境的關系也大幅度地惡化。狩獵-采集社會的人同樣干預自然，尤其是掌握用火技術之后。如澳大利亞的土著頻頻放火，焚燒土地，他們用火來控制植被，清理垃圾，不過規模都很小。還有研究者注意到，南美叢林的狩獵-采集者每到一地，都會砍伐樹木，建立營地，幾天或幾個星期后他們離開，吃剩下的果核與其他垃圾混在一起，砍伐后留出來的空地接受陽光的照射，有利于果核發芽，最后可能長成果樹。如果這樣的干預持續幾千年，叢林中就會長出許多有利于人類生存的植物來。在這個意義上，狩獵-采集者就是“流動的生產者”。但是跟農業群體相比，他們的環境影響能力有限得多。農業社會是要控制環境，徹底地控制。只要一個地方變成田地，天然植被就會完全被取代或破壞。隨著人口不斷增加，農業人群不斷擴張，從只利用肥沃的土地，到開始利用農業邊緣環境的土地，比如土地瘠薄的草原，這類環境的生態極為脆弱，一旦植被遭到破壞，就可能導致沙化。再比如小型的海島，其生態容量有限，一旦破壞，就可能造成災難性的后果。戴蒙德曾經描述過的復活節島，就是一個經典的悲劇。人口增長，導致資源緊張，群體之間惡性競爭，修建巨人像，最終耗盡森林，引發連鎖反應，出現人吃人的慘劇。

人類變壞了嗎？從部分結果上看好像是的，不過，從另外一個方面來看，在農業時代，我們又看到人類的進步大大加速，出現了文明，有了文字、金屬冶煉、城市。從傳統農業社會到近現代工商業社會，我們看到了類似的進步，以及類似的問題，包括環境污染、人的異化，等等。回顧人類全部的歷史，不難看出，自從人類有了文化之后，就像游戲中開了外掛一般，人類的能力有了倍增器，從偶爾成功捕獵，到后來利用弓箭可以輕松捕獵，再到后來徹底控制動物，如今人類甚至掌握了可以瞬間毀滅自己的核武器。文化的進步極大地擴展了人類的能力，不論是好的方面還是壞的方面，都有了“乘數效應”。因此，對人類而言，當掌握了超強能力之后，需要對自身的能力有高度的節制，就像中國古人所說的，“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這樣人類的福祉才能長久。

古往今來，人類一直在文化發展的道路上飛速前進，文化是人類的本質特征，因為文化帶來的問題而懷疑文化本身，無疑是因噎廢食。當代人類社會科技能力日新月異，人文的發展能夠讓我們更謙虛謹慎。“人類變壞了”更像是盛世危言，的確，文化發展帶來了許多問題，而且風險似乎越來越大，在這個時候，聽一點如戴蒙德這般的警醒之言，無疑是非常有意義的！

本文為新版《第三種黑猩猩：人類的身世與未來》的推薦序，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

《第三種黑猩猩：人類的身世與未來》，【英】賈雷德·戴蒙德/著 王道還/譯，中信出版集團，2022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