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輿論場上飛了很久的“換頭術”，在中國哈爾濱醫科大學（下稱哈醫大）落地時，變成了在遺體上進行的“人類第一例頭移植外科模型”。相關英文論文中直譯過來叫“人類頭部移植吻合術”。再往前，任曉平常用的專業術語為“異體頭身重建”。

在變幻的概念背后，這場“遺體換頭”的細節卻一直晦暗不明。

這場一年前進行的手術，讓哈醫大如今陷入了爭議的旋渦，學校在為任曉平組織了一次簡短的見面會后就三緘其口。

幾番努力下，澎湃新聞（www.kxwhcb.com）終于找到哈醫大基礎醫學院的幾位相關學科負責人聊了聊。

他們補充了這場“遺體換頭”手術的一些細節：用于手術的兩具遺體捐獻來的時間相差了一個多月；手術在解剖學實驗室進行，這里不具備無菌條件，但任曉平團隊自帶設備，模擬在手術室無菌環境中操作。

對于遺體使用，他們強調，根據規定，遺體在捐獻之前就征得家屬同意，將用于科研、教學，但之后的具體用途家屬不再追問，“我們怎么利用，他們（家屬）就不管了。”

專注于醫學倫理學研究的北京協和醫學院人文和社會科學學院教授張新慶告訴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基于家屬和遺體接受機構之間的信任關系，遺體捐獻完成后，在“醫學教育”和“醫學研究”中，科研單位使用相關遺體一般不需要再次征求家屬的同意。

但他認為，鑒于“換頭術”研究的高度倫理爭議性和技術復雜性，假如使用遺體開展“換頭術”研究，則應當征求遺體捐獻者家屬的再次同意。

“換頭”用的兩具遺體“都是得病死亡”

從2016年夏天開始，任曉平團隊就開始做準備，一旦有了符合要求的兩具人類遺體，他們隨時開始實驗。

前述哈醫大基礎醫學院相關學科負責人楊明（化名）說，根據學校及任曉平的要求，哈醫大解剖學教研室開始尋找兩具體形相似的年輕男性遺體，“其實是等待。”

楊明稱，先是一具中等身高的男性遺體被捐獻到哈醫大解剖學教研室，頓時覺得“就是他了！”大概一個半月后，另一個中等身高、年齡相近的男性遺體也被捐獻過來了。

楊明表示，“同時來兩具合乎要求的新鮮遺體是最理想的情況。新鮮遺體跟人類的活體比較相像。最后，任曉平實驗用的兩具遺體（捐獻來的時間）相差了一個多月。”

哈醫大登記遺體捐獻的一位工作人員也證實這兩具遺體捐獻來的時間相差了一個多月，“都是得病死亡。”

去年11月，任曉平團隊進行了“遺體換頭”的手術，在解剖學館的實驗室完成了相關操作。

楊明介紹，解剖學實驗室不具備無菌條件，但任曉平團隊攜帶手術臺、無影燈等設備，模擬在手術室無菌環境中操作。手術后撤下來的兩具遺體是完整的，局部還可以給學生繼續使用。

哈醫大基礎醫學院相關學科另一位負責人趙琦（化名）也證實，任曉平團隊就在解剖學館的三樓進行的遺體換頭，“我們就提供場地，別的細節我都不清楚。”

他表示，解剖學實驗室器械沒有那么全，有些設備是任曉平團隊自己帶過來的，“他們可能模仿手術那一套……必要的手術器械、儀器他們帶。” 做完之后，遺體還留存在解剖學館，“他們不能帶走”，學生可以繼續使用。

對于此次遺體換頭是否經過了家屬的專門同意或授權，趙琦表示不知道，“我不是管理這些的。”

但他認為，其實也不用通知家屬，因為捐獻后家屬就已經認可全權交給學校，不用每次都得告訴，“至于我們怎么利用，他們（家屬）就不管了，因為我們這個科研、教學都可以，都是為了醫學。”

楊明也表示，遺體在捐獻之前就征得家屬同意，之后再做什么實驗家屬都認可的，只要是跟醫學有關系的。遺體捐贈條例寫的都很清楚，家屬在捐獻之后不再過問。

楊明表示自己跟任曉平打交道不多，但通過這次人類遺體換頭的手術，“我覺得，他是個執著的人。手術進行了一天（任曉平發表的論文稱全程18個小時），團隊里其他人可以輪流上，他一直在做。科研就是要由這樣執著的人來做。”

外界對任曉平倡導的“換頭術”質疑重重。今年10月，世界神經外科協會發出反對聲明，稱“在人類有能力實現離斷脊髓神經完整再生之前，頭顱移植不僅在倫理學上不可接受，在科學層面，也毫無意義。從倫理角度講，任何組織和協會的外科醫生，都必須拒絕進行任何對患者無益的手術操作。”

但趙琦認為，從長遠看任曉平的研究還是有進步意義的，他可以提供一個基礎，“可能以后萬一有什么技術突破，你有這個基礎了，知道具體怎么操作。”

楊明雖然認同換頭術目前看來遙遙無期，但同時表示，如果要真的進行這樣的手術，那么事先在人類遺體上進行類似任曉平團隊現在的模擬、排練必不可少，“是繞不過的一關”，所以不是對人類遺體資源的浪費。

和學校的其他歷史建筑一樣，哈醫大的解剖學館也是大屋頂、紅柱子的中式風格，這是梁思成的設計風。

解剖學館地面上有三層，解剖學教研室的辦公室都在一樓，而實驗室則分散在各個樓層。

一樓正對門口的是遺體和眼角膜捐獻的登記處，這里的工作人員手機被要求經常保持暢通。據相關人員介紹，每年大約有1000人在這里登記，表達捐獻遺體的意向，但最終只能完成40多例捐獻。

解剖學館的走廊里布滿了示教用品，一樓是人體器官和骨骼的圖片，二樓有一些人體器官的模型，三樓是病理樣本的實體。

幾乎每個解剖學實驗室里都懸掛著一到兩具人體骷髏標本。其中一個實驗室門外高高樹立的的藍色底板上非常醒目地布著人體的206塊骨骼。

解剖學館大樓的地下還有一層，系冷存遺體等的冷庫。

“庫存的遺體連教學用都挺緊張的，好在科研上申請用的少。”楊明表示，遺體資源屬于學校，解剖學教研室僅是接收、儲存和提供這些生物材料。科研團隊如果要使用遺體資源，需要首先接受倫理審查。

具體的申請程序是，科研團隊填寫倫理審查申請書，是個一頁紙的表格。

倫理審查申請書首先要提交給科研團隊所在的學院，由學院遞交給哈醫大醫學倫理專家委員會。

該委員會成員每年會舉行集體會議，批量處理來自各學院的申請：大動物實驗，如狗、猴子；小動物實驗，如小白鼠；臨床病理材料；遺體或部分遺體……

如果倫理委員會同意科研團隊的相關研究申請，而且科研團隊申請使用的還是人類遺體，那么，申請人還要向哈醫大科研處等部門申請，需要主管副校長簽字同意。

如果獲得批準，哈醫大教務部門會將相關審查意見和請求傳達給基礎醫學院或解剖學教研室。

楊明認為，任曉平尸體換頭的手術肯定通過了哈醫大醫學倫理專家委員會的批準，因為他們多次接到了校方要求提供遺體以支持該研究的指示。

楊明告訴澎湃新聞，2016年夏季，解剖學教研室先后多次接到哈醫大一位副校長、哈醫大教務部門負責人的指示，要求支持任曉平的研究、提供遺體。“他們（任曉平團隊）早就想做這件事了，但是條件不具備，等待的時間比較長。”

哈醫大的一位教授告訴澎湃新聞，校長楊寶峰很支持任曉平關于人類頭顱移植的研究，學校管理層都比較支持該研究，認為這是一項前沿研究項目。

遺體捐獻后家屬一般無權干涉用途

解剖學教研室有捐獻者的全套資料：姓名、年齡、死亡證明等。

楊明稱，在捐獻登記表上，已經標明該遺體用于醫學教育、醫學研究等。遺體捐獻后，患者家屬不能再來看這具遺體，或者干涉其用途。哈醫大或解剖學教研室也不會通知患者家屬該遺體的具體使用情況。

“遺體在捐獻給我們之前，工作人員都跟患者及其家屬說的很清楚，捐了之后，只要是為醫學事業做貢獻，他們（家屬）就不能再過問了。所以，捐獻者的家屬是不會（對這項研究）有異議的。”

對于遺體的使用，黑龍江有個約束性規定。2010年3月起施行《黑龍江省遺體和眼角膜捐獻條例》規定，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改變遺體的用途，不得以任何形式買賣捐獻的遺體，不得將捐獻的遺體用于商業活動；利用完畢的遺體，由接受機構負責送殯葬單位火化后妥善處理。

澎湃新聞在哈醫大的《黑龍江省遺體（眼角膜）捐獻志愿者登記表》上看到，該登記表包括“申請表”“近親屬同意”“執行人意見”三大部分內容，包括了申請人的照片、個人戶籍信息等。

“申請表”中的文字包括“我志愿將自己的遺體（眼角膜）無償捐獻給醫學事業，為醫學教育、醫學研究和人類健康貢獻自己最后一份力量。請親屬支持執行人實現我的遺愿。”

楊明表示，執行人必須是患者親屬中“說得上話，能做決定的人”，比如大兒子或直系親屬。曾經有患者來解剖學館的解剖學實驗室參觀之后，才決定捐獻自己的遺體。

“登記之前，有到教學區看的人，看我們怎么使用，怎么教學，怎么樣研究。看完之后，就放心了，決定把遺體交給我們。有的教學場景是會令人難受，有些捐獻者受不了，有的人比較坦然。我們盡量避開那些教學場景。”

遺體捐獻完成后，捐獻者的名字會被刻到捐獻者紀念碑上，患者家屬會獲得紀念證書——黑龍江省紅十字會、黑龍江省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的榮譽證書，并蓋有黑龍江紅十字會和接受機構的紅色印章。

楊明說，在哈爾濱市，遺體捐獻的比例不高，哈醫大庫存遺體資源也比較緊張。

雖然哈醫大校方對任曉平的頭移植研究項目非常支持，認為是前沿創新研究，但楊明也注意到了社會輿論上對此項目的重重質疑。

楊明擔心，公眾因為對該項目的質疑，或者不當的宣傳，會消減公眾對遺體捐獻事業的熱情。“就怕社會上尚未捐獻（遺體）的人，別人在這兒瞎說，他們心里可能會很不舒服，從而放棄捐獻。”

專注于醫學倫理學研究的北京協和醫學院人文和社會科學學院教授張新慶告訴澎湃新聞，根據各省的《遺體捐獻條例》，遺體捐獻前，遺體的接受機構要與捐獻者本人或其親屬簽訂知情同意書，即捐獻登記表，并告知他們該遺體未來的使用情況：“醫學教育”、“醫學研究”、“為人類健康做貢獻”。

相關條例寫明，“捐獻人捐獻行為、人格尊嚴以及遺體受社會尊重和法律保護。”

對于捐獻登記表中“我志愿將自己的遺體（眼角膜）無償捐獻給醫學事業，為醫學教育、醫學研究和人類健康貢獻自己最后一份力量”的表述，張新慶表示，遺體接受機構需要對“醫學教育”、“醫學研究”進行更多地界定和解釋，以便捐獻者本人或其親屬更充分地了解遺體未來可能的使用情況。

他說，基于家屬和遺體接受機構之間的信任關系，遺體捐獻完成后，在“醫學教育”和“醫學研究”中，科研單位使用相關遺體一般不需要再次征求家屬的同意。

但張新慶認為，鑒于“換頭術”研究的高度倫理爭議性和技術復雜性，假如使用遺體開展“換頭術”研究，則應當征求遺體捐獻者家屬的再次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