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秉琦先生的“滿天星斗”模型可以引出許多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問題。盡管每個文明世界無一例外地都存在著沖突和戰爭，而且不可能完全解決這種矛盾，而中國文明卻有著更明顯的和平傾向以及以和平觀念為基礎的思想體系，或是一種能夠盡量減少沖突的文明。

我們也許可以推想，在眾多文明之間存在著“恰當”距離的滿天星斗時期，人們在理性選擇上更容易傾向于和平交往而非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恰當距離”的形成基于若干自然和歷史條件：地理的廣闊，各處皆有足夠大的安家立業空間，不至于造成生存空間競爭；各地資源都足夠支持一個群體的生存所需，而不至于形成經濟學所謂的資源稀缺所導致的零和博弈；各地的文明發展程度相近而在技術上各有所長，不至于因財富的巨大差距而導致難以抑制的嫉妒；尤其重要的是，各個文明之間的距離不遠也不近，這使得技術傳播與交往成為可能，同時使發動戰爭的成本高于受益。

*文章系《滿天星斗：蘇秉琦論遠古中國》（蘇秉琦 著 趙汀陽 王星 選編 三聯書店2022-6）“選編代序”，作者趙汀陽，標題為編者所擬。

蘇秉琦先生在研究所留影（攝于1977年）

《滿天星斗：蘇秉琦論遠古中國》選編代序

文 | 趙汀陽

王星邀請我一起合作選編這本《滿天星斗》，我深感榮幸。我一直從事哲學研究，既非考古學家，亦非歷史學家，如果說與蘇秉琦先生有一些緣分的話，那就是我從蘇秉琦先生的思想中獲得過許多啟示和教益，而此思想緣分與李澤厚先生的指路直接相關。

20 世紀90 年代后期，我開始以哲學方法去反思“天下”概念，進而又分析“中國”概念，試圖解釋在“天下”和“中國”的歷史性之中所蘊含的哲學意義，此項研究需要參照實證知識，不能僅僅依靠古典文本去理解中國的歷史路徑和格局。李澤厚先生身兼哲學家與歷史學家，實為求學問道之近水樓臺。討論中，李澤厚先生屢屢提及王國維、陳夢家、蘇秉琦、張光直、裘錫圭、徐萍芳、李伯謙等考古學家的成就。雖然時隔已久，我仍然記得李澤厚先生給我的三個態度鮮明的建議：（1）“物之所言比言之所言更有力，所以一定要重視考古學的證據”；（2）“中國文明的初始秘密就藏在新石器時代的物證里”；（3）“要特別注意蘇秉琦的思想”。應該說，前兩點基本上是顯而易見的共識，而第三點卻是一個具有特別意味的方向指示。李澤厚先生對蘇秉琦先生思想的“特別注意”很可能與他的哲學思維有關——他終究同時是或根本上是個哲學家，因此更關注物證所能夠開發的思想，而這也是蘇秉琦先生的學術風格：在實證知識的基礎上，展開幾近哲學的分析和推想。

蘇秉琦先生的“滿天星斗”論點就是一個具有思想性的歷史解釋模型。按照傳統的歷史敘事，中國的政治權力核心或者說政治中心的形成甚至可以追溯到三皇五帝，距今約 5000年前或更早；但根據現代考古學和史學研究表明，那種傳統敘事其實是將后世中央王朝政治制度倒映為遠古格局的想象，是一種基于認祖歸宗的歷史敘事與政治合法性追認。盡管這種現實倒映為歷史的政治追認早已被證明為一個神話，但許多人卻又接受了另一種替代性的文明起源中心的想象，即相信中原自古就是中國文明的核心，黃河中游地區是中國文明的“搖籃”，中原文明代表了自古一直領先發展的中國文明。這種廣為接受的歷史想象并不完全是錯誤，但其中卻包含某種一廂情愿。蘇秉琦先生提出的“滿天星斗”的解釋模型糾正了這種理解偏差，簡單地說，新石器時代的中國，甚至到夏商時期，其實同時存在著發展水平相近的眾多文明，散布在中國的四面八方，猶如天上群星之星羅棋布，而中原文明只是眾星之一，而且并非眾星之核心。滿天星斗時期大約持續了2500—3000年或更長，占去中國文明發展史的一半或一半有余的時間，應該是中國文明的奠基階段。在今天，滿天星斗模型已經廣為人知，應該說是關于中國新石器時期的最優解釋模型，盡管并非沒有異議，但其基本解釋力卻難以撼動。

在廣漢由陳顯丹介紹三星堆出土的器物（攝于1987 年）

蘇秉琦模型中比較容易引起異議的是他關于中原文明是“次生型文明”這個不符合傳統情感的論斷。其實蘇秉琦先生的論點在實質上并沒有“次生型文明”這個說法顯得那么激進，他并沒有否定中原文明有其本地根源，而只是指出，中原文明的形成具有明顯的合成性質，有著來自東西南北各個方向的文化因素，尤其是來自北方“原生型文明”的影響，其中，北方文明的南下影響形成一個 Y型通道，即遼西文明和內蒙古高原河套文明通過山西晉地到達晉南的通道，這個 Y型路徑被認為是中華文明多根系中的關鍵性“直根”。蘇秉琦先生的論點自有其說服力，我是這樣理解的：把遠古中原文明看作是農耕文明，其實也是一種把后世情形倒映為遠古情形的想象。盡管商周以后的中原文明越來越具有農耕文明的風格，但在此前的數千年間，牛耕和鐵犁尚未出現或尚未廣泛使用，農耕的生產力有限，不足以形成農業為本的經濟生活，中國各地的生活都是漁獵、游牧和農耕三合一的混合經濟生活，尚未分化為后來所謂的農耕部族和游牧部族，就是說，后來所謂的胡漢之分，在分化之前原本是同類人。在早期中國，從內蒙古、遼西到中原，人們的生活技藝大體相似而各有所長，在實用知識和技術上互相學習也是自然而然的。古代傳說中的黃帝對中原核心地位的形成有著決定性的作用，而黃帝部族就是漁獵、游牧和農耕三合一的典型，歷史記載，黃帝部族流動地移營而居，看起來更接近蒙古高原南部地區的生活方式。假如把黃帝理解為一個象征性符號，那么，以黃帝為代表的早期中國人很可能就是后世的北方游牧族群和中原族群的共祖，或者說，是 Y型通道所形成的中國核心文明的共祖。

蘇秉琦先生手繪“三岔口示意圖”（繪于1982 年8 月）

滿天星斗模型可以引出許多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問題。盡管每個文明世界無一例外地都存在著沖突和戰爭，而且不可能完全解決這種矛盾，而中國文明卻有著更明顯的和平傾向以及以和平觀念為基礎的思想體系，或是一種能夠盡量減少沖突的文明。不過，和平思想是形成中國文明格局的“第二步”，而并非最初之“第一步”。中國何以能夠形成以和平原則為基礎的文明？這是一個尚未得到充分解釋的問題，而這應該是發生于滿天星斗時期的事情（西周時期的和平觀念已經非常成熟）。我們也許可以推想，在眾多文明之間存在著“恰當”距離的滿天星斗時期，人們在理性選擇上更容易傾向于和平交往而非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恰當距離”的形成基于若干自然和歷史條件：地理的廣闊，各處皆有足夠大的安家立業空間，不至于造成生存空間競爭；各地資源都足夠支持一個群體的生存所需，而不至于形成經濟學所謂的資源稀缺所導致的零和博弈；各地的文明發展程度相近而在技術上各有所長，不至于因財富的巨大差距而導致難以抑制的嫉妒；尤其重要的是，各個文明之間的距離不遠也不近，這使得技術傳播與交往成為可能，同時使發動戰爭的成本高于受益，因此，除非出現怒不可遏的偶然仇怨，戰爭的積極性通常低于和平交往和互相學習的吸引力。

在琉璃河遺址（攝于1983 年11 月）

基于滿天星斗格局，假如確實存在著各個文明地點之間的“恰當距離”，那么，商周之前早期中國的各地文明之間對技術學習的興趣大于戰爭就應該是合情合理的。古人相信遠古是個“競于道德”的時代，看來也并非無稽之談。當然，即使在“競于道德”的時代，戰爭也時有發生，比如炎帝、黃帝與蚩尤之戰，我只想說，在眾多文明之間有著恰當距離的滿天星斗時期，戰爭并非謀生的最優策略。在遠古時期，發動遠距離戰爭或大規模戰爭恐怕非常困難，在擁有車馬之前，以步行去發動遠距離或大規模作戰，后勤補給、通訊和組織都是不堪重負之事。因此，在很長時期里，遠距離的大規模征服是無比艱難的事情，而與之相較，遠距離的文明交往卻能夠通過無數聚落之間跳板式的逐步傳遞而得以實現。可以想象，文明交往優于戰爭的和平模式維持的時間如此之長，或許有助于形成和平主義的思維定式。許宏先生的《大都無城》一書說明了早期中國眾多方國的都城尚未發展出作為戰爭防御功能的城墻，這似乎意味著那時各地部族有著基本的安全感，并非處于時刻備戰的緊張狀態，因此也暗示著當時并不經常發生致命的部族決戰或大規模戰爭。總之，各地文明之間存在著恰當距離的滿天星斗格局使得知識和文化學習交流的誘惑大于戰爭的沖動，這有可能是中國文明得以形成和平主義基因的一個客觀條件。當然，另一個決定性因素是中國文明沒有發展出一神教，因此沒有理由去制造不共戴天的文化敵人，也難以形成文明的沖突，因而傾向于多元合作；于是，古代中國的權力追求是世俗權力，而不是有我無他的精神獨裁。這一點不知與滿天星斗格局是否有某種關系，但滿天星斗格局持續了數千年，這個長時段很可能是中國文明形成其多元性質的有利條件，至少肯定不是發展一神教的有利條件。

這里只是些許續貂猜想，是否合理，還有待專家明鑒。是為代序。

2016年7月2日

于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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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天星斗：蘇秉琦論遠古中國

蘇秉琦 著 趙汀陽 王星 選編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22-6

ISBN：9787108073136

原標題：《趙汀陽：“滿天星斗”模型與文明之間的“恰當距離” | 蘇秉琦先生逝世25周年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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