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路透社、MSNBC等媒體報道了一個匪夷所思且令人憤慨的故事：在2020年大選結束后，正在盡其所能推翻選舉結果的特朗普瞄準了佐治亞州，在他的同黨為此所編造的陰謀論式“證據”中，有一條來自X郡投票站、記錄了一對非裔母女投票點員工點票工作的監控錄像，雖然其所記錄的并無異樣，卻被特朗普一行人解讀為她們在對選票做手腳，幫助民主黨實現選舉舞弊，特朗普私人律師朱利安尼（Rudy Guiliani）公布了這對母女的名字，宣稱執法部門應該問詢她們并搜查她們的住所，特朗普更是在隨后一個被公開的電話對話里18次提到了她們的名字。可想而知，母女二人不僅隨即收到了巨量的騷擾，更是受到了一場精心設計卻又十分荒唐的恐嚇：一個稱自己受“高層人物”指示的陌生人找上二人中母親的家門，逼迫她承認參與了選舉舞弊，否則便很快就會“被判入獄”，甚至在她報警后在警察面前繼續威脅、糾纏。這個“神秘人物”，事實上受雇于特朗普的一名政治同盟。

當地時間2022年6月21日，美國眾議院特別委員會就國會山騷亂調查開啟系列公開聽證會上的謝伊·莫斯在宣誓。

這個故事在當時引起的反響，不僅因為母女二人遭遇的荒唐事，更在于它是一個2020年大選后全國各地基層選舉負責人之遭遇的縮影，這一此前大多數情況下默默無聞卻對每場選舉順利進行至關重要的職位，也被特朗普拉入了自己與2020年大選結果的糾纏中。就在上周二，母女二人中的女兒謝伊·莫斯（Shaye Moss）來到了美國眾議院“1·6國會山動亂調查委員會”的聽證會前，面向全國觀眾講述了自己的遭遇，她的證詞也成為了“1·6委員會”通過這一系列聽證會所講述的一個完整故事的中心部分。

從“大謊言”到“大詐騙”

曾在奧巴馬白宮內擔任通訊主管的政治專家丹·菲弗（Dan Pfeiffer）在分析當下右翼媒體的新書《與“大謊言”斗爭》（Battling The Big Lie）中寫道，從奧巴馬的出生證明到引發暴亂的“選舉舞弊”，近年里許多極其離譜的陰謀論之所以能盛行于極端保守派選民群體間，主要在于在一套由電視、電臺、網絡媒介組成的回聲谷里，人們早已養成了一套不同的事實判斷體系，證據、常理、主流媒體嚴謹報道流程所帶來的可信度等通常指標對他們已經不再有效，而特定意識形態意見領袖——保守派主播拉什·林堡（Rush Limbaugh）、福克斯新聞臺明星卡爾森（Tucker Carlson）和漢尼迪、特朗普——宣傳的那個版本的事實則成了他們做出判斷的唯一標準。

因此，“反向編譯”并“解碼”這種回聲谷的幾種少數可能之一，就是讓這個群體中的大多數普通人看到，這些發號施令的意識形態領導本身也明知自己所講的不符合事實，且是專門以蒙騙、操縱身為追隨者和受眾的自己為目的的——這恰恰是黃金時間的“開場”聽證吸引到足夠多的公眾注意力后，委員會在緊接的第二場中試圖證明的。當晚的首位證人是福克斯新聞的前政治主編克里斯·斯蒂爾沃特（Chris Stirewalt），他復盤了福克斯在2020年選舉夜當晚出乎許多人意料的表現：福克斯不僅沒有像很多人懼怕的一樣煽動對選舉結果的懷疑，反而領先于美聯社和其他電視臺率先數日宣告了拜登在亞利桑那州的勝利，這個決定便是斯蒂爾沃特的團隊所作出的。在聽證會上，他不僅解釋了這個決定背后的計票和數學原理，更解釋了圍繞郵寄選票在每次大選中都會出現的“搖擺”現象：民主黨選民更加傾向于用此法投票，而在許多州內這部分選票只允許在當日現場選票清點完畢后被開始處理，這不僅僅是他、更是所有政治人物都心知肚明的常識。即便特朗普因為“外行人”的身份對此不知情，他的競選團隊也將這個現象本身連同郵寄選票的可靠性數次告知過他。在選舉夜福克斯宣布拜登在亞利桑那州的勝利后，特朗普團隊競選經理、律師、民調專家、高級顧問等一眾成員雖然深感失望，但也都知道這并非來自任何舞弊、作假，也如實將這個事實反饋給了特朗普本人，其女伊萬卡也在證詞中承認了包括自己在內整個白宮都清楚這個事實。

但當自己注定勝利的幻想無法被這些人所提供的事實所滿足時，特朗普立刻開始尋找新的“信任”對象——以他的私人律師魯迪·朱利安尼（Rudy Guiliani）為首的一小波對使用陰謀論沒有任何顧忌的人。朱利安尼的瘋狂程度，甚至是被其他特朗普團隊的成員所厭惡的，其核心人物、競選經理斯蒂皮恩（Bill Stepien）將他和幾名志同道合者形容為和其他人組成的“Team Normal”相對的“Team Crazy”，并回憶他的酗酒習慣嚴重到在選舉夜當晚也是在醉酒狀態中的；而恰恰是他成為了大選結束兩個多月的時間內特朗普“政變”計劃的中心作者，在當晚不顧包括伊萬卡在內絕大多數人的反對，推動特朗普做了那場史無前例的單方面勝利的演講，并在隨后為他提供了源源不斷的選舉舞弊陰謀論。不止一個白宮、選戰中心人物的證詞顯示，針對每一條朱利安尼和特朗普提出的陰謀論，選戰律師甚至司法部都進行了詳盡調查，并向特朗普反饋了實情：所謂“塞滿行李箱的（被偷運進投票站的假）選票（suitcase full of ballots）”，實際上是工作人員將儲存在安全箱內的選票取出；費城區域所謂“8000張永逝者身份投下的票”也由聯邦檢察官調查后發現沒有任何事實依據；謊言中最“著名”的“多米尼安投票機（Dominion voting system）”更是經多方檢查發現沒有任何異樣。但這些事實顯然沒能讓特朗普改變主意，許多證人都在證詞中回憶到，面對自己擺出的調查結果與證據，特朗普甚至并不會正面反駁，而是立刻將注意力轉移至下一條同樣毫無根據的陰謀論上，從而繼續堅持“選舉舞弊”的說法。

在上文提到的聽證會兩個“任務”中，這一段已經足夠清晰地證明了特朗普有多么自知自己所擴散的一切完全不符合事實，而緊接下來的一組數據更是證明了他們甚至從未真誠對待過自己數量龐大的支持者：和大多數募款行動隨選舉一同收尾的選戰不同，特朗普用成立一個“保衛選舉基金”的名義繼續向支持者募集了高達兩億五千萬美元的捐款，但由于他們所有的司法嘗試都因為太過荒唐而終止在程序初期，這個基金自然也并不存在，無數支持者從日常開銷中節省下來的捐款則流向了由他政治同盟日后分享的競選資金庫、舉辦集會的公司等等，甚至有二十萬被支付給了他的酒店。用委員會成員的話說，在這幾個月里所發生的不僅僅是一場“大謊言”，更是一場對他最忠誠支持者的“大詐騙（The Big Rip-off）”。

特朗普的政變企圖

在委員會播放的證詞中，有相當大一部分是來自時任司法部長威廉·巴爾（William Barr）的。他可以說是對特朗普最為“忠誠”的內閣部長之一，因本身就長期相信擴大總統行政權力、削弱其他分支的監督功能而與特朗普一拍即合，并幫助當時面臨“通俄門”調查的特朗普阻撓甚至歪曲特別檢察官穆勒的工作。在2020年大選結束、特朗普敗局已定后，他也并非沒有動搖結果的心思，希望特朗普有針對性地挑戰幾個搖擺州內最為脆弱的選區，復制類似2000年“布什訴戈爾（Bush v. Gore）”的結果：在當時，布什的團隊成功通過訴訟叫停了佛羅里達州的計票，從而在得票低于戈爾的情況下依然贏得了佛州選舉人并隨后贏得了大選。但當特朗普開始全盤聽信“Team Crazy”的提議以后，情況也很快超出了巴爾的控制，特朗普不僅不信服他手下聯邦檢察官和FBI的調查結果，更向他施壓、希望他代表司法部為選舉舞弊的謊言公開表態背書。在“1·6委員會”前的證詞中，巴爾近十次地重復了“瘋狂”、“胡扯（Bullsh*t）”等表述來形容特朗普的要求和心理狀態。

所以，在身為司法部長的最后一次公開表態中，巴爾在未與白宮提前溝通的情況下肯定了選舉結果的公正并稱“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存在舞弊”，并在隨后搶在特朗普將他解雇前選擇了辭職。但特朗普并沒有由此放棄“政變”的第一步——對聯邦司法部施壓，希望其能成為自己政變行動的司法牙齒。在完全違反了司法部工作程序的情況下，特朗普在幾名極右翼眾議員的連線下見到了一名司法部中級部門主管杰弗里·克拉克（Jeffrey Clark），并被他所醞釀的一系列瘋狂理論所吸引：以司法部的名義向佐治亞州選舉負責人員撰寫一封稱“已經定位到可觀的可疑情況”的信，從而逼后者宣布作廢全州范圍內的合法選舉結果；宣布任命一名“調查選舉舞弊”、從而可以捏造“可疑情況”的特別檢察官；扣押投票機器并銷毀合法選票……當一眾司法部領導和白宮法律顧問都表示這些方案不僅毫無可行性甚至已經涉及違法犯罪、因此拒絕執行時，特朗普一度計劃將克拉克任命為臨時部長，并在整個司法部高層集體辭職的威脅下才作罷，避免了全世界權力最大的執法機關成為政變執行者的危險結局。

與向司法部施壓“平行”進行的政變的另一步，是向幾個拜登取勝的搖擺州內各級別的選舉負責官員施壓。由于美國歷史的特殊性，選舉結果從投票日當晚的統計數字到在華府塵埃落定，中間會經歷一系列如被地方級選舉委員會認證、州議會與政府指派本州選舉人等程序，雖然它們向來更多是儀式性的，但還是被特朗普不遺余力地試圖用來從地方級別作廢選舉結果。

當地時間2022年6月21日，美國華盛頓，眾議院特別委員會公布調查1月6日美國國會大廈襲擊事件的調查結果市，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的照片顯示在大屏幕上。

在“1·6委員會”前作證的，就有許多遭到各種形式施壓的當事人，其中不乏有數十年履歷的資深保守派。亞利桑那州時任議長保維爾斯（Rusty Bowers）回憶道，特朗普的律師要求自己宣布在眾議院內舉辦圍繞選舉舞弊的聽證會，并用支持特朗普的候選人取代民意選出的候選人，他多次詢問對方所說的“舞弊”是否有實際證據，卻并未收到分毫，他在因此拒絕了白宮方面的要求以后，子女和妻子隨即便遭到了大量的威脅，州議會更是被特朗普支持者在年底時非法闖入，其中不乏參加了不久后“1·6”暴亂的成員；佐治亞州務卿布萊恩·坎普（Brian Kamp）也作證談及了自己被特朗普親自以被起訴作為后果威脅找出他所需要的選票數的電話。

而如果說這些人的地位、聲望和收入還能賦予他們足夠的保護，讓他們得以尋求充分的司法支持，那么更為基層的選舉運營者就是這些謊言最脆弱的受害者。佐治亞州務卿辦公室內的首席選舉運營官斯特林（Gabriel Sterling），雖然已經身為共和黨人長達數十年，但當看到自己手下一名年輕技術員的工作被陰謀論者擴散并受到人身威脅時，終于開始脫離共和黨的官方立場，召開了一場新聞發布會，公開批評了共和黨領導甚至總統本人縱容謊言的行為。

整個系列聽證會給人最強烈情緒的證詞，來自開頭所提到的投票點工作人員莫斯和她的母親露比·弗里曼（Ruby Freeman）。每逢大選在投票站工作，是莫斯堅持了多年的習慣，因2020年大選時疫情正在肆虐而人手缺乏，她還叫上了母親一起。她們均是本地社區經營小生意的業主，沒有任何民選職位和顯赫的背景，因此，當自己正常工作的視頻被曲解，毫無事實依據的指控和私人信息更是突如其來地被朱利安尼擴散到全國時，她們可想而知地迎來了讓自己生活天翻地覆的災難。除去開頭提到的荒唐經歷以外，母女二人的家都被多次破壞、闖入，她們和莫斯年少的兒子都收到了無數威脅，其中不乏諸如“你應該為如今是2020年而不是（非裔美國人會被私刑的）1920年慶幸”等帶有嚴重種族主義色彩的語言。

不幸中的萬幸是，到此為止，特朗普推翻選舉結果的嘗試幾乎并沒有取得任何實質性進展。因此，他找到了另一位完全屬于“Team Crazy”的律師約翰·伊斯特曼（John Eastman），并聽取了后者一個更加離譜的計劃：逼迫時任副總統彭斯在1月6日的選舉結果正式認證儀式上，單方面拒絕各州提交的合法選舉結果，將它們“退回”各州重新認證。在聽證會上作證來講述這一部分的，是幾名彭斯接到這個要求時咨詢自己可行選擇的保守派法律專家，他們都無一例外地表示這絕對不可行，不僅沒有任何法律依據，更會讓美國直接陷入憲法危機。面對彭斯的拒絕，特朗普的回應除了對話中的語言侮辱，還有在1月6日來臨前和當天的多次號召支持者向彭斯施壓，也從而直接導致了暴亂的發生，甚至當許多新聞媒體已經報道國會山被非法闖入、彭斯和兩院成員身處險境時，特朗普還發出了不止一條暗示彭斯的處境是“自找”的推文。換句話說，被呈現在全世界公眾面前的暴亂，其實也是蔓延了數月的一系列相對隱蔽卻同樣危險的奪權嘗試的一個分支。

不割席的共和黨

總結一下人們從這一系列聽證會中得知的事情發展：一個身居全世界擁有最大權力職位的人，在輸掉一場民主選舉后，依次試圖動用聯邦政府機器、執法機關和支持者組成的暴力團體來作廢民意、分權制衡系統和整個國家的民主根基，這怎么看也更像是即便發生在一個常年動亂的國家也會引起足夠多國際關切的事件。

更可怕的一點是，特朗普政變嘗試的失敗遠非是必然的，在其中起到關鍵作用的也并非制度性的監督與制衡機制，而是一些個體——搖擺州州務卿，司法部官員，副總統彭斯——在最后一刻作出的堅持原則的選擇；一旦其中的一個或幾個屈服于壓力做出了相反的決定，今天的美國與世界所面對的極有可能是完全不同的黑暗情景。

在這些人的證詞中談及當時行事動機的部分，除了看到身邊其他人成為這些陰謀論的受害者以外，自己的“就職宣誓”（oath of office）——對法律、憲法和民主具有最高忠誠——同樣是一個出現頻率極高的回答。換句話說，盡管他們中許多人在過去的四年里已經容忍甚至協助了許多特朗普的威權、破壞法制的行為，作為美國政治傳統的一部分，通過投票結果所體現出的民意依然是一個足夠神圣的紅線，讓他們選擇止步于此。但“1·6暴亂”一個最危險的影響，就是很大程度上擦去了選票不可逾越的神圣性：承認選舉結果、和平權力交接不僅不再是絕大多數美國人的共識，許多共和黨選民在初選中選擇候選人的唯一標準甚至已經只有表態質疑選舉結果、并承諾會推翻民主黨未來勝利，這也自然會讓上文中這些在最后一刻不愿逾越紅線的共和黨人不再具備在2020年大選后決定了美國民主生死的權力和籌碼。

美國民主上一次遭到如此嚴重的威脅，還是在“水門事件”中的一系列丑聞。在當時讓尼克松意識到自己已經走投無路、除辭職以外別無選擇的，是共和黨“不會容忍、包庇‘自己人’”的立場，其中最著名的一個時刻，是尼克松直接下令妨礙司法的錄音帶被公布后，兩院共和黨領導來到白宮，向尼克松表明自己所代表的共和黨不會在彈劾程序中支持他，在做出最終決定的參議院中他甚至只有十名左右成員的支持。但今天的共和黨作出的選擇則完全相反：許多在“1·6暴亂”前堅持了原則的共和黨人，也因懼怕丟掉特朗普忠實支持者的選票從而失去黨內初選，而在之后多多少少地擁抱了選舉謊言，以州長和州務卿頂住了特朗普施壓的佐治亞州為例，州共和黨人雖然在當時的表態中都反復強調了當次選舉的順利，卻還是在隨后的2021年通過了全國最為臭名昭著的一部壓制投票權立法，其中的措施包括了裁撤投票箱、投票點，縮短提前投票時期，提高投票門檻，給予黨派官員更大的認證選舉權力，甚至禁止給投票站隊伍中選民發放飲用水等；在聽證會前作證的福克斯新聞編輯斯蒂爾沃特，也因為選舉夜上堅持原則的行為在隨后被福克斯解雇。《紐約時報》在一篇報道中分析了已經舉行的共和黨初選，發現有157名不同形式參與了推翻選舉甚至暴亂的共和黨人正在橫跨四個搖擺州的州議會競選，在州務卿、郡書記員（county clerk）等直接涉及選舉運營的職位上，有許多勝利潛能極大的候選人都在宣稱自己將會調查或“取消認證”2020年選舉結果、拒絕認證未來民主黨的勝利等，有些人甚至有圍繞“1·6暴亂”相關的公訴在身。這些人在中期選舉中取勝的后果，從近日發生在新墨西哥州的一起事件就已經可見一斑：在一個民主黨候選人在一場本地選舉中取勝以后，當地由共和黨成員控制的選舉委員會拒絕認證她的勝利，并拒絕為此給出任何實質性證據，僅僅因為投票系統是由處于陰謀論中心的多米尼安公司提供，后在法院的要求下才作罷。

當地時間2021年1月6日，美國華盛頓特區，國會大廈發生騷亂。

不過，最新的跡象表明，“1·6委員會”的工作似乎真的開始對現實政治產生足夠實際的影響。Ipsos的一項相關民調顯示，高達58%的美國人已經相信特朗普應該因為圍繞2020大選的一系列行為被起訴，更是有60%的美國人認為“1·6委員會”的調查工作是公正客觀、不帶偏私的。作為聽證會中最為有力量的部分，已經有越來越多共和黨傾向的選民表示自己被兩名佐治亞州選舉工作人員的證詞所打動，并為她們的遭遇感到同情和憤慨。更關鍵的是，盡管搭建起保守派回聲谷的媒體已經盡全力忽視、抹黑委員會的工作，但許多平日里只接觸這個回聲谷內信息的選民依然有被無處不在的相關報道、討論所影響到。民調專家薩拉·朗威爾（Sarah Longwell）近期所組織的一系列由特朗普支持者選民組成的座談小組（focus group），發現他們雖然依舊不支持委員會的工作，卻也能多多少少意識到聽證會所揭露信息的嚴重性，因此也開始為特朗普的行為需要多少的額外辯護感到疲憊甚至厭煩。同時，在第四、第五場聽證會所進行的過去一周里，最高法院先后作出了兩個爆炸性的判決，推翻了紐約州要求隱蔽持槍者持證的法律，并廢除了近五十年來保障了女性墮胎權的“羅伊訴韋德”判例，而這幾乎完全是特朗普任命的三名保守派大法官的結果。結合聽證會所公布的信息，共和黨如何極端地敵視民主和民權的形象第一次開始較為輪廓清晰地呈現于公眾面前，也因此，在民調網站538的追蹤中，民主黨在中期選舉中的全國總體民調值（generic ballot）終于在近一年的低迷后以三個百分點的微弱優勢領先了共和黨。

委員會工作的長遠意義

事實上，除了為2022、2024年大選帶來潛在影響以外，“1·6委員會”的工作還有另一個更為長遠時間尺度上的意義：當下高度政治極化的一個實際后果，就是“求同存異”這一民主社會不可或缺的形式變得越來越不可能，每個方向坐標深處的人們都開始愈發將可以探討和妥協的議題和觀點上升至原則性，并視意見不同者具有道德層面上的缺陷；與之相反，“1·6委員會”的工作則展示了一眾觀念、政策取向完全不同的人何以定位真正不容妥協的原則，并為此在與上述不同共存的情況下緊密合作。

委員會九名成員可以說遍布整個政治光譜：主席湯普森是在民權運動時期成長起來的深南部非裔政治人物，眾議員杰米·拉斯金（Jamie Raskin）屬于“國會進步黨團”，來自佛羅里達州的第一位越南裔民主黨眾議員斯蒂芬妮·墨菲（Stephanie Murphy）則屬于以不在意識形態上死板、而以實用主義政策著名的“新民主黨人團（New Democrats）”，當然還有在委員會工作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兩位共和黨人利茲·切尼（Liz Cheney）和亞當·金辛格（Adam Kinzinger）。甚至就在委員會成立以來，這些成員在其他事項上還有并不算不激烈的爭執，切尼依然在諸如反恐政策等方面激烈批評過民主黨的政策，墨菲更是圍繞拜登政府的國內支出政策最著名的黨內異見者之一。所及，即便在這些顯著分歧存在的情況下，他們依然在極其順利的合作下完成著調查工作，這也體現在這一系列聽證會中，所有熟悉華府國會聽證會的人都談到自己清晰感覺到的區別：即便許多聽證會所關注的議題并不具有過強的黨派性，它們的常態也往往是輪流發言的兩黨議員互相打斷甚至削弱對方的質詢思路，導致觀眾很難在事后對圍繞所涉主題接收到一個完整的敘事；而在1·6聽證會上，不僅交替質詢者的提問都是互補的，四場聽證會過去，1·6暴亂前整兩個月內特朗普在各級別推翻選舉的政變嘗試以及它們如何與暴亂本身相關這個原本只被對華府政治專注超長的關注者所碎片化熟悉的故事，已經被分層次、時間地清晰串起并講給全美民眾。這種合作精神甚至已經一定程度上蔓延至了其他領域：對于在尤爾瓦迪校園槍擊案發生后在國會醞釀的控槍法案，在眾議院中為其投票的14名共和黨人中就有切尼和金辛格二人。

所以，雖然今天看來這個情景還希望渺茫，但在最理想的情況下，當“1·6委員會”的調查真的擊敗了這股對美國民主制度和國家根基的威脅以后，他們的工作還能為尋找良性政治模版的人們提供一個最為方便、直接可用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