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隨著羅訴韋德案被最高法院推翻，這一決定可能立即導致墮胎行為在美國22個州被判定為非法，預計將有數以百萬計女性失去接受墮胎服務的途徑。本文收錄了5位作者在阿利托大法官意見草案泄露后，對于最高法院推翻羅訴韋德案的評論。作者們從女性失去生殖自由和墮胎自主權；大法官如何推動了這一進程與最高法院的政治化；愛爾蘭女性失去墮胎權慘痛歷史背后的啟示；共和黨如何壓制少數族裔女性選民的投票權，進一步維護和鞏固其做出的政治決定；共和黨如何與福音派組成同盟，利用了女性的身體換取政治權力這五個方面審視了羅訴韋德案的終結帶來的影響。這一決定帶來的痛苦將對女性造成真實的傷害，而更令人絕望的是，推翻羅訴韋德案很可能并不是保守派的最終目標。本文原載于《紐約書評》，中譯略有刪減。

當地時間2022年5月14日，美國華盛頓特區，當地舉行捍衛保護女性墮胎權法案的游行活動。

抽吸手術（aspiration）

作者：克里斯汀·亨內博格（Christine Henneberg），一位從事婦女健康和計劃生育工作的作家和醫生。

我工作的診所沒有窗戶，走廊上有一排方形的小房間。每個房間里都有一張桌子、一個電腦屏幕、一盒紙巾、兩把椅子，除此之外沒有其他東西。這里是診所顧問會見前來墮胎的病人的地方。

這些小房間里的大部分工作都不需要我的參與。咨詢師們有一套需要詢問每個病人的問題，但對話往往不會按劇本進行。一個女人開始談論她的生活：與伴侶的爭吵，小兒子的哮喘，姐姐下周的婚禮，母親的酗酒。只要她覺得這些事情與手術有關，那這一切就都是有關的。咨詢師以專注的沉默，同情的目光，偶爾的“嗯，啊，我明白了”給出肯定回應。最終，她們會談到最重要的具體問題——病人是否做出了自己的決定，并準備好接受今天的手術？

最終，大多數病人會穿過大廳，來到一個更大的手術室，那里有更臨床的氛圍。手術室配備有檢查臺、腳蹬、電動抽吸裝置、無菌手術設備和一臺超聲波機。我每天大部分時間都待在這些房間里，進行抽吸手術。

抽吸術是一種高效且相對溫和的清空子宮的方式。手術設備包括一個醫用小管。醫生使用手動或電動抽吸，通過手和手腕循環運動來完成手術。今天，幾乎每個醫生都采取這種方法進行早期流產；該方法也被用于處理長時間或復雜流產的情況。

每天有一兩個病人會感到遲疑，這就像診所中小插曲。在她進行手術之前，我會被叫到一個咨詢室，查看她的病例并與她交談。

和多數病人一樣，她來診所是為了墮胎，或至少是為了知道她是否符合墮胎的條件而來。與她們中的大多數人不同，也許她還沒有做出明確的決定。她可能是因為一些癥狀而來：她在流血，可能會流產；她想知道我能告訴她什么，她有什么選擇。也可能是護士在做超聲波檢查時發現子宮里沒有懷孕跡象，這就增加了宮外孕的可能。

在討論了具體情況后，假設她們沒有出現緊急情況（無法控制的出血或宮外孕的癥狀），我會告訴她，我們如何進行手術將取決于她的目標和想法。她是確定要終止妊娠，還是需要更多時間來考慮？如果她已經流產了，她是希望讓身體自行排出組織，還是想要用藥物或抽吸手術來加速這一過程？她是否計劃與伴侶或愛人討論這一切，還是打算獨自決定？

許多女性常常對我們花這么多時間討論這些個人的、非臨床的因素感到驚訝。在她問我：“你有什么建議”的時候，我會告訴她：“在這種情況下，沒有真正的醫學建議依據。我提出的任何選擇都是安全合理的。這是個人的決定。這完全取決于你自己。”

我看到她的眼神，像是在說：你在開玩笑吧，由我決定？有時那是一種恐懼的眼神，至少一開始是這樣。但它最終將不可避免地轉化成其他的東西，一種探究的凝視。她在我面前，進入了內心非常私密的地方。我無法進入其中一探究竟，但我給予了她鼓勵，讓她傾聽自己的聲音——讓她暫時遠離醫生、遠離朋友和家人的判斷和偏見、遠離停車場里抗議者的喊叫聲。這是我在工作中最喜歡的部分之一：看著她走進內心深處，然后做出一個決定，一個完全屬于她的決定。

她是來墮胎的，而她得到的，或者說她首先得到的，是對“墮胎自主權”的了解，以及她對自己未來的設想。隨著羅訴韋德案的推翻，這些權利將不復存在。那些在沒有窗戶的房間里的私人談話與抽吸手術都將消失不見。

當地時間2022年6月24日，美國得克薩斯州圣安東尼奧，一名工作人員在聽到最高法院推翻了羅伊訴韋德案的消息后感到不可置信， 阿拉莫婦女生殖服務中心關閉了墮胎服務。

無所顧忌的多數派

作者：大衛·科爾（David Cole），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的國家法律主任；喬治敦大學法律中心，喬治·米切爾（George J. Mitchell）法律與公共政策教授。

傳統的觀點認為，人們不能通過最高法院法官在最初幾年的表現來評判他或她，因為他們尚未意識到自己所擁有的可怕的權力和責任。新上任的大法官通常需要一段時間來適應自己的位置，并在適應過程中謹慎行事。

然而，對于特朗普任命的三位大法官：艾米·康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布雷特·卡瓦諾（Brett Kavanaugh）和尼爾·戈薩奇（Neil Gorsuch）來說，情況并非如此，他們已經在最高法院分別工作了一年、三年和五年。如果塞繆爾·阿利托（Samuel Alito）大法官在多布斯訴杰克遜婦女健康組織案（Dobbs v. Jackson Women’s Health Organization）中泄露的意見草案成立，那么這三位大法官將共同推翻最高法院的決定。正是這一維持了半個多世紀的決定，保護了婦女控制自己身體和命運的基本權利。

新任的大法官有許多理由去暫緩支持這一激進的決定。五十年來，最高法院的大多數法官都申請并重申了羅訴韋德案。30年前，最高法院拒絕了推翻該案件判決的明確要求，強調遵守先例的特別重要性，以及獲得墮胎機會對婦女平等地位的核心意義。唐納德·特朗普總統承諾任命能夠推翻羅訴韋德案件判決的法官的做法也值得反思。這種試金石式的測試將最高法院變得政治化，而法院的合法性則取決于它能否超越特朗普所青睞的，赤裸裸的政治手段。

這些只是法理上的問題。人們還認為，法官應該慎重考慮這個“將給國內一半的人民帶來災難性后果”的決定，因為女性將失去個人可以做出的最重要決定之一，即是否要孩子的權利（事實上，男性同樣會因為能夠和伴侶計劃是否以及何時生孩子而受益）。雖然所有女性都將失去憲法賦予的權利，但我們社會中最弱勢的群體：沒有經濟來源的年輕女性，家庭狀況困難的女性，以及有色人種女性將立即感受到這種傷害。

阿利托大法官的草案堅持認為，推翻憲法先例沒有什么錯，因為最高法院一些最著名的意見都是這樣做的。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推翻了58年前普萊西訴弗格森案（Plessy v. Ferguson）中宣布的“隔離但平等”（separate but equal）原則。阿利托總共引用了約30項法院推翻先例的裁決。但最引人注目的是，絕大多數的決定都擴大了權利。少數裁決淡化了對權利的保護，但沒有任何一項裁決完全取消了一項權利。最終，阿利托的冗長清單只能證明如果最高法院消除一個長期公認的權利，將會是多么“史無前例”。

此外，阿利托推理產生的影響并非僅限于墮胎。他堅持認為，只有當這些權利“植根于這個國家的歷史和傳統”時，法院才應該保護憲法中沒有明確規定的權利。但事實上，我們今天享有的“幾乎所有憲法權利”都超出了“歷史和傳統”所承認的范圍。事實上，制憲者使用了諸如“自由”、“正當程序”和“平等保護”這樣的開放式術語來允許甚至鼓勵這種演變。

如果我們把權利縮減到1791年通過《權利法案》時人們享有的權利，甚至縮減到19世紀末增加《內戰修正案》時人們享有的權利，許多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權利就會受到威脅。《平等保護條款》在1868年被批準時并沒有禁止性別歧視或種族隔離。受正當程序條款保護的“自由”也不包括“使用避孕措施”或“不受性別或種族的限制，自由選擇性伴侶或配偶”的權利。

阿利托說，墮胎不同于其他的“自由”，因為它“摧毀了……‘潛在的生命’”。但這種區別與他的推理沒有邏輯上的聯系。他宣布的規則是，憲法中沒有特別提到的權利，只有在根植于歷史和傳統的情況下才會得到承認，而不是只有“阻礙潛在生命的權利”才會受到限制。

最后，阿利托輕率地評估了裁決對女性產生的影響。他否認了廢除墮胎法將違反平等保護的說法，指出并非所有女性都懷孕了。但根據這一理論，一部規定不適用于患有鐮狀細胞貧血癥（該病多發生在黑人群體中）病人的法律也不會構成種族歧視。他還表示，我們無法知道女性是否依靠羅訴韋德案件中宣布的權利來規劃她們的生活、家庭和事業，而這一事實顯然是不可否認的。

該決定不是最終決定。但如果法院堅持這一結果，這將是真正激進的多數派所為，無異于粗暴地行使權力，從一半的民眾手中奪走她們最重要的權利之一。

愛爾蘭的痛苦經歷

作者：安·恩萊特（Anne Enright），都柏林大學創意寫作教授。

2018年，在一個陽光明媚的日子里，當愛爾蘭的墮胎禁令最終被廢除時，愛爾蘭女性在都柏林城堡的場地上跳舞、唱歌、歡呼。我不在那里，我沒有跳舞，我呆在家里，對著我的電腦鍵盤流淚，考慮著我的孩子們的未來。爭取身體自主權的斗爭時間太長，帶來的傷害太大，而我在這方面做得遠遠不夠。

1983年，愛爾蘭全民公投通過了《愛爾蘭憲法第八修正案》，該修正案承認“承認未出生的胎兒生命同樣擁有權利。在適當考慮懷孕母親平等生命權利并在可行的狀況下，法律將保證和捍衛這些權利”。最終，所有需要墮胎的愛爾蘭婦女，無論出于什么原因，包括醫療原因，都必須前往英格蘭接受手術。

許多年后，我才對“母親”一詞是否應該作為一個法律術語提出質疑。“母親”不就是一種關系嗎？那么“懷孕的人”呢？也許我們可以從使用這個詞開始，而非選擇“母親”，這個在英語中最具約束力的詞。

在1983年投票之后的許多爭論中，人們談論強奸的受害者，亂倫強奸的受害者，法定強奸的受害者；關于有學習困難的婦女、昏迷中的婦女、患有可治療癌癥的婦女、懷有致命畸形胎兒的婦女、流產時伴有死亡危險的婦女。這些婦女都被愛爾蘭憲法和天主教會稱為“母親”，而她們的痛苦處境不是重點。“生命權”條款與社會環境無關，它與關于醫療的實際情況無關。它甚至與個人的同意無關，因為心理學是無關緊要的。懷孕是對自我的一種抹殺。通過懷孕，一個人竟能同時被視為“奇跡”和“毫無權利的肉體”。

然而，爭論是必要的，也仍在繼續：生命權是一種理念，但人體不是一個抽象的空間。1992年，愛爾蘭舉行了又一次公投，以澄清“母親的平等生命權利”。當時，一個被強奸后懷孕的14歲女孩在國家的照顧下產生了自殺傾向，一項將她帶到英國進行墮胎的計劃被提交到愛爾蘭最高法院。愛爾蘭最高法院允許她進行旅行，但在判決后不久，她流產了。然而這個案件引發了一系列問題，愛爾蘭人民最終直面了這些問題。“自我毀滅的風險”能否被算作允許墮胎的理由？愛爾蘭人民看到了該問題的殘酷性，65%的人投票表示可以。

你能想象在一張紙選票上留下你的標記，要求你梳理出被強奸的孩子難以結束自己生命背后存在的問題，那是什么感覺嗎？我感到非常惡心，我的手在顫抖。我感到被完全打敗了，雖然我投了票，但我沒有去游行、爭論、發言或抗議。在1992年，我無法從這場爭論中找到出路，部分原因是這個由另一方制定的爭論是沒有出路的。

為什么要爭論呢？中產階級婦女都會選擇通過旅行來獲得墮胎服務。2001年，事后避孕藥出現了，盡管女性不得不付錢給醫生，并讓經歷難堪才能買到它。盡管如此，女性仍然默默地承受著痛苦，甚至無人知曉她們的姓名。一些女性死去了，法院審理了一些棘手的案件，但她們的姓名被A、C、X所取代，并附上相關的法律證詞。

2012年，薩維塔·哈拉帕納瓦爾（Savita Halappanavar）死在戈爾韋（Galway）的一家醫院里，當時她因流產沒有得到適當的護理，因為院方關心的只有注定無法存活的胎兒。她的丈夫普拉文（Praveen）問:“他們為什么不把目光投向成人的生命？”這個問題是如此正常，如此不證自明，以至于使得“未出生者”的平等權利看起來像是一個令人絕望的抽象概念。對于在印度長大的普拉文而言，他難以理解的事實是——天主教的愛爾蘭對生命有一個很大的“認識”，他的妻子為此犧牲了。

愛爾蘭的墮胎禁令在醫學上和實踐上都是失敗的。這一禁令讓人們的生活變得更加困難和危險。但是，導致該法案被廢除的公眾輿論轉變并非來自于法律、道德或宗教爭論；轉變的發生是因為薩維塔·哈拉帕納瓦爾的名字為人所知，她的照片出現在新聞以及標語牌上——愿她安息。之后，活著的婦女把她們的名字寫進了關于墮胎的故事里，一個強有力的禁忌被打破了。2018年，超過四分之三的愛爾蘭選民表示，媒體或熟人講述的關于墮胎的個人故事對他們產生了影響。

然而，當愛爾蘭人民最終投票贊成允許墮胎時，我的感受并不簡單，這一切都太有毒了。我需要對那些艱難的歲月表示哀悼。我18歲的女兒不知道我為什么哭。對她來說，這些問題再清晰不過了。她很興奮，因為她可以投票，而且她的第一次投票就投給了勝利的一方。

當地時間2022年6月25日，美國華盛頓，墮胎權利活動家在最高法院外抗議。美國最高法院允許各州監管墮胎的裁決，在全美引發了一場瘋狂的旅行熱潮，人們紛紛將患者引導到仍允許墮胎的州。

偷取皇冠上的明珠

作者：雪莉琳·伊菲爾（Sherrilyn Ifill），民權律師和學者。

對美國婦女而言，羅訴韋德案和計劃生育協會訴凱西案（Planned Parenthood v. Casey）的終結是災難性的。然而，在多布斯訴杰克遜婦女健康組織一案中，阿利托法官在其意見草案的結尾處，對裁決的潛在影響做出了看似樂觀，實則冷酷無情的預測。他沒有直接論述法院的裁決將造成的痛苦，而是將其作為對各州女性選民的“仁慈”恩賜。他表示這將“把墮胎問題交還給立法機構”，并允許“對于墮胎問題持不同立場的婦女去影響立法進程”。為了強調這一點，他提醒我們，“女性并非沒有選舉權或政治權力。”

兩黨中的許多人會傾向于贊同這一宣言，而且確實有一些州的婦女能夠調集她們的選舉力量來保護墮胎權利。但在許多州，尤其是在南方，情況并非如此：那里仍然居住著大量黑人女性。因此，在閱讀該意見草案時，我們必須考慮最高法院具有破壞性的投票權判例及其對黑人女性選舉權帶來的影響。

最高法院在2013年謝爾比縣訴霍爾德案（Shelby County v. Holder）中的裁決取消了《投票權法案》中第4條規定的關鍵保護措施，并推翻了該法案第5條規定的預先批準公式，該公式規定有投票歧視歷史的司法管轄區必須在頒布之前，將擬議的選舉變化提交聯邦當局批準。這一條款使《投票權法案》成為民權立法的皇冠上的明珠，因為它建立了一個制度，阻止了歧視性行為成為法律的可能。在謝爾比案中，法院駁回了預先批準公式的使用，此舉可能是試圖通過強調黑人選民在歧視性選舉法頒布后仍可自由挑戰這些法律，他們可以根據《投票權法案》的第2條規定，對削弱或剝奪少數族裔投票權的選舉法和歧視性做法提出申訴，從而將損害降至最低。

從那時起，黑人婦女不得不克服一系列不斷加速且日益復雜的選民壓制計劃，這些計劃以驚人的速度激增。即使在多布斯草案流傳的同時，由于佐治亞州、德克薩斯州和佛羅里達州通過了壓制選民的法律，黑人和拉丁裔婦女的投票能力（以及她們的選票能否被計算在內）都面臨威脅。這些法律在訴訟中受到了民權組織的挑戰，但是這些問題在今年的國會和州中期選舉之前不太可能得到完全解決。

黑人女性選民表現出了令人難以置信的韌性，在2020年總統選舉和2021年喬治亞州特別選舉中，她們在民主黨的選民中達成了創紀錄的投票率。在2020年總統初選期間，黑人選民在佐治亞州富爾頓縣排了9個小時的隊投票，當時正值大流行情況最嚴重的時期。這些選民的愛國主義行為和決心得到了佐治亞州共和黨的“重點獎勵”，共和黨制定了一套新的選民壓制法，其中一個條款規定，“向排隊的選民提供水或茶點”將被定為犯罪。

人們可以根據《投票權法案》第2條對這條法律和新頒布的壓制選民法律中的其他內容提起訴訟。但是，這些訴訟將不會采用過去40多年來，“根據第2條提出的申訴的審查標準”進行評估。因為在2021年夏天，在布爾諾維奇訴民主黨全國委員會（Brnovich v. Democratic National Committee）一案中，阿利托大法官親自宣布了一個新的、限制性更強的測試，以評估根據第2條提出的申訴，它無視了國會明確提出的、下級法院幾十年來使用的有效標準。大法官埃琳娜·卡根（Elena Kagan）在反對意見中寫道，阿利托的多數意見簡直是“無法地帶”。但后者似乎并不在意。就在一個月前，法院允許一個公然的種族主義選區（Gerrymander，美國的政治術語，指以不公平的選區邊界劃分方法操縱選舉，致使投票結果有利于某方）參加今年的中期選舉，阿拉巴馬州的一個聯邦審判法院在一份長達 234 頁的決定中煞費苦心地詳細解釋了這一選區的種族主義特征。法院宣布了關于“影子裁決”（shadow docket）的決定，指不經過完整審理程序，缺少最高法院充分意見以及當事各方充分通報或口頭辯論的情況下，針對緊迫事件迅速做出的判決。

這些決定都使得黑人女性更難以行使選舉權，而按照阿利托的說法，選舉權是女性獲得墮胎權的手段。但是，當阿利托聲稱將墮胎的未來掌握在女性選民手中時，他卻否認了法院助長的對黑人和拉丁裔婦女的政治剝奪。那么，他口中掌握選舉權的女性究竟指誰？該意見草案的成立，意味著法院將限制黑人婦女的基本隱私權，同時將拆除我們保護自己政治權力的工具。

在墮落之前

作者：蘇·哈爾珀恩（Sue Halpern），《紐約客》特約撰稿人，《紐約評論》定期撰稿人。美國明德學院常駐學者。

在塞繆爾·阿利托那份“倒退式”的最高法院草案意見遭到泄露的前一天，我碰巧在飛機上看《塔米·費伊的眼睛》(The Eyes of Tammy Faye)，這部2021年的電影虛構了美國最重要的福音派基督教夫婦之一塔米·費伊和吉姆·巴克（Jim Bakker）的起起落落。

在一個1985年的場景中，杰里·法爾維爾（Jerry Falwell），一位年長的、更成熟的、政治上更精明的電視布道者被帶到南卡羅來納州的米爾堡，吉姆·巴克正在那里建造一個基督教主題公園。當他們坐著吉普車一路顛簸時，法爾維爾對巴克說：“布什副總統指望我們在1988年像過去幫助里根那樣幫助他。沒有我們，共和黨就贏不了。你需要明白，在這場為我們國家的靈魂而戰的戰斗中，我們是多么強大。”

在影片中，法爾維爾口中的“為國家靈魂而戰”指的是反對同性戀和艾滋病。他堅稱“這種‘同性戀癌癥’正在影響我們的國家和我們的家庭”。事實上，這場斗爭早在1979年就開始了，法爾維爾被說服利用墮胎來為共和黨輸送白人福音派教徒。

當時，福音派基本上是不關心政治的；他們也不會作為一個有組織的集團來投票。宗教學者蘭德爾·巴爾默（Randall ballmer）指出，即使到了1976年，也就是羅訴韋德案通過的三年后，南方浸信會也重申了1971年首次通過的一項決議，敦促其成員爭取立法，允許在出現強奸、亂倫、有明顯的胎兒畸形證據、在確認有可能損害母親的情感、精神和身體健康的證據等情況下墮胎。

但共和黨戰略家保羅·韋里奇（Paul Weyrich）明白，只要牢牢攥住福音派，就可以把總統寶座交給羅納德·里根，并鞏固共和黨的未來。

到20世紀70年代末，正如我所記錄的那樣：法爾維爾擔心民主黨人會取消白人專屬學院的免稅地位，其中包括他自己在弗吉尼亞州林奇堡的學院。這些白人專屬學院是20世紀60和70年代為響應聯邦政府強制廢除種族隔離而在南方建立的福音派學院。正如巴爾默所認為的那樣：韋里奇知道，共和黨人需要呼吁一些比種族主義更容易被社會接受的東西。圍繞“殺死嬰兒”的爭論，成為了吸引選民和延續種族歧視的狡猾伎倆。

在共和黨與福音派組成聯盟之前，共和黨人總體上并不反對墮胎。1967年，作為州長，里根簽署了《加州治療性墮胎法》，這是當時美國最自由的墮胎法之一。五年后，一項蓋洛普民意調查發現，近70%的共和黨人表示，只有女性和她的醫生，而不是政府，才應該參與終止妊娠的決定。但是，在韋里奇與福音派建立聯系后，共和黨選民，連同里根和喬治·H·W·布什等著名的共和黨政治家，成為了公開的反墮胎支持者。他們利用了女性的身體換取政治權力。

此時此刻，距離最高法院通過羅訴韋德案確立了女性的隱私權和身體完整權近半個世紀之后，出現了本末倒置般的轉變——福音派已經將共和黨納入其中，后者煽動著憤怒，在許多州通過法律，使選民（尤其是有色人種選民）更難以投票。這一做法使右翼的少數人比多數人擁有更多的政治權力，最高法院堆滿了為追求基督教議程而被任命的大法官。這就像多米諾骨牌一般，許多人沒有意識到的是，羅訴韋德案的推翻很可能并非這場游戲的終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