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大眾早已有了心理預期，連各地的游行也已經提前宣布過時間地點，美國最高法廢除羅訴韋德案的決定，還是在過去一周帶來了巨大的現實沖擊。作為全世界女權和性別解放運動的核心訴求之一，墮胎權從未在美國全國范圍內以正式立法的形式存在，它的倒退動搖了司法中立的根基，也在美國進步運動中再次撕開一個裂口，讓我們得以再次窺見反墮胎運動背后的恐怖實力。在六月末游行的隊列中，民眾們高舉著最高法院法官托馬斯的頭像加以詛咒，但更多人也意識到，最高法不是一個孤立的、隔絕民意的保守派小圈子， 它背后是整個美國保守主義機器的合力， 展露著草根運動通過中介組織向最高權力機關不斷輸血造勢的能量。

當地時間2022年6月24日，美國舊金山民眾聚集在市政廳前，抗議美聯邦最高法院推翻羅訴韋德案。

墮胎議題的黨派化

在六十年代民權運動時期，墮胎完全不是一個黨派化的議題。 一些有宗教背景的民權運動人士會反對墮胎，而反過來一些保守派人士可能會支持墮胎。七十年代初，紐約州主要推動和反對墮胎自由化的官員都是共和黨人，民主黨內部也撕裂嚴重。而民主黨內則有很多其他經濟文化立場較為激進，但反墮胎的天主教徒。在羅訴韋德案前，天主教徒的身份也被認為是決定墮胎立場最重要的因素，普通清教徒一般會選擇支持墮胎。

1973年前后，由于當時的整體社會輿論并非一邊倒支持墮胎，在保守主義者心目中，這是一小撮進步主義者不顧傳統主義的主流民意，裹挾了美國政權來推動了自己的激進議程。于是，松散的右翼需要聯合起來守衛岌岌可危的國家，需要通過議題重組的方式來建立反墮胎的統一戰線。60年代以來，廣泛的民權斗爭已經讓尼克松得以動員起其所謂的“沉默的大多數”，羅訴韋德案終于成為這些保守力量集結的號角。自1972年開始，預料到羅訴韋德將通過，反墮胎機構在全國的地標周圍展開了游行示威，并用寄送葬禮花圈等行為藝術威脅支持墮胎的地方官員。這和如今的社會狀況形成了詭異的倒置，從進步派的視角看，同樣是一群早就失去主流民意支持的保守派控制了國家機器。

當地時間1984年1月23日，美國華盛頓，包括波蘭活動家在內的反墮胎活動人士抗議美國最高法院11年前對羅訴韋德案的裁決。

不過，這種統一戰線的重組不是一蹴而就的。晚至1976年，隸屬于政治福音派的美南浸信會還公開宣稱支持墮胎，理由是“凡天主教徒支持的我們都要反對”。一個常被人忽略的事實是，在整個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中葉前，支持墮胎的共和黨人比例反而比民主黨人要高，這個趨勢要到1988年才扭轉，比很多人想象的要晚得多。要到了里根任下，天主教徒才大量皈依共和黨，共和黨內的其他宗教人士則開始轉向支持限制墮胎。直到那時，人們今日熟悉的“宗教右翼”才開始建立起穩固的政治聯盟。墮胎議題的政黨化也是民主黨持續劃界的結果。九十年代開始，特別凱西訴計劃生育診所后，高院修改了墮胎限制但是重申了墮胎權，民主黨也開始徹底拒絕反墮胎者參與核心黨派活動。

歷史的悖論在于，恰恰是因為美國社會整體觀念的進步，讓墮胎真正與性別解放掛鉤，它才逐步分野成為一個黨派化的議題。保守派和其內部更極端的右翼條線，才得以拉開整個反墮胎的運動大幕。

反墮胎運動的直接行動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反墮胎運動一直以強悍激進的街頭診所抗議（clinic front activism） 而為人所知。在非暴力一端，右翼激進分子們會用身體和標語牌阻塞去墮胎診所的路和大門，在診所門口散發反墮胎傳單，或是對提供墮胎服務的工作人員和試圖進入機構的客戶進行勸說和警告。在暴力的一側，右翼行動者采取入室破壞、炸彈威脅、化學武器、器械攻擊、跟蹤綁架的方式制造恐慌。1977年到2015年，反墮胎人士共謀殺了8位醫務工作者，制造了42起爆炸，186次縱火。

80年代主要的反墮胎組織之一“救援行動”（Operation Rescue）的口號充滿著預兆性政治的意味：“如果你認為墮胎是謀殺，那就按照這是謀殺來實施行動”。“救援行動”擅長借用民權運動時期公開靜坐的方式包抄診所，禁止任何人進出，以逼停其營業。80年代中下旬，“救援行動”經常故意沖撞診所和其他大型集會，導致大批成員被捕，通過這種方式來獲得媒體的關注。當時還有很多獨立的地方性組織以“救援行動”的名義自行發動抗議。以“西部救援行動”自稱的組織在1988和1989年兩年間，就組織了近400次診所圍堵行動。換言之，2000年后才為無政府主義陣營所推崇的“直接行動”、“去中心”話語和策略，在當時的反墮胎運動中就有極致的體現。

面對右翼激進的街頭戰術，進步派們卻走了并不那么高明的一步：他們試圖通過立法手段來給右翼施加行動限制。比如以全國婦女組織（NOW）為代表的自由派利用了聯邦的反敲詐勒索法案，試圖讓法律禁止搗亂的右翼人士進入診所范圍。右翼當然不甘示弱，以萬能的言論自由為依據，拒不執行命令并開展反向訴訟。最終，無數的案件雪花片一樣被打到了最高法。

1993年，婦科醫生戴維·岡恩被反墮胎分子在他佛羅里達的診所外槍殺，克林頓政府于次年通過了法案禁止圍堵醫療機構，但其他抗議行為依然被允許。2000年，在希爾訴科羅拉多州案中，自由派主導的最高法終于以6比3認定，任何人處在包含墮胎診所在內的任何醫療機構附近時，不能在未經他人同意的情況下，在其周邊的八英尺范圍內進行抗議、教育、分發資料和咨詢。這個判例禁止了任何超近距離的街頭診所抗議，較有效地遏制了右翼通過激進街頭戰爭的方式傳播運動理念。但這一刻距離反墮胎運動集結已經至少過去了二十年，右翼已經通過診所動員積累了大量進步派未能獲取的經驗，也為他們之后行動的變體打下了基礎。右翼的診所動員也并未銷聲匿跡，過去20年，他們不停在各州發動草根動員，試圖讓高法推翻希爾訴科羅拉多州案。

2014年，在麥克庫倫訴考克利一案中，最高法9-0判決馬薩諸塞州計劃生育診所外強制設立抗議緩沖區（protest buffer zone）違憲，宣告了右翼街頭診所策略的復燃。過去兩年由于疫情，墮胎診所外護送病人、報告暴力行徑的志愿者人數有所減少，這也導致2021年診所暴力出現了劇烈反彈。

進步派與宗教右翼的運動，經常互相作用與影響。如果說在種族、移民等別的社會運動領域，保守主義者經常采用反應性（reactionary）的動員，即以反對進步主義為綱領，那在墮胎領域，進步和保守的軸線是顛倒的，是宗教保守主義者在主動出擊吸納有生力量，包括年輕人的參與。在已經成為社會運動領域經典讀物的《生命權運動家的生成》中，社會學者齊亞德·蒙森（Ziad Munson）展示了反墮胎運動的動員過程是如何一步步強化年輕人的保守立場的。高密度的社群活動，基于關系的一對一邀請和說服，讓年輕大學生更容易加入反墮胎而非墮胎權的陣營。在作者接觸到的反墮胎行動者中，絕大部分人在接觸這個運動的時候，并沒有強烈的反墮胎立場，甚至大都是支持墮胎權的。

正如政治學者約書亞·威爾森（Joshua C Wilson）所總結的，墮胎權利運動一直以來都被保守派牽著鼻子走而處在被動防守的位置上，未能提出清晰的社會運動訴求。拿抗議緩沖區作為例子，主流自由派在堅持緩沖區立法合理的情況下，實際上也在自縛手腳，限制了進步陣營還擊右翼極端行為的能力。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等組織也一直反對采用抗議緩沖區來保護墮胎診所，這使得墮胎權運動內部分裂更甚。

我們從未進步過？

羅訴韋德案掀起的司法爭議，也弱化了其他因素對懷孕個體墮胎自由的削弱。 如果我們去檢視美國過去十到二十年墮胎服務提供者遭遇的危機，就會發現把目前的司法倒退看作唯一的文化戰爭分水嶺是極為不合適的。

有研究估計，全國墮胎權下放到各州后，大概會有四分之一的計劃生育診所要被迫關閉。但墮胎服務下行的趨勢，其實是過去幾十年的常態。在美國主要有三類機構提供墮胎服務：私人墮胎診所、計劃生育診所和普通醫院，其中近六成的墮胎是在私人診所進行，三成多在計劃生育診所，只有不到百分之三在普通醫院。根據非政府組織墮胎關懷網絡（Abortion Care Network）的統計，2012年到2020年，私人墮胎診所已經縮減了三分之一。墮胎服務機構關閉也不僅發生在保守州。比如俄勒岡是美國墮胎政策最為自由友好的地區之一，2017年的生育健康平等法案專門確立墮胎權和免費墮胎服務，但是自80年代以來，州內墮胎機構數量已經減少了四分之三。

與墮胎診所縮減并行的，則是全國性反墮胎醫療機構，往往自稱懷孕危機中心（Crisis Pregnancy Center，CPC）的地毯式擴張（數據庫：https://crisispregnancycentermap.com/）。截止2020年，全美范圍至少有2500多家懷孕危機中心，它們往往由各個族裔的宗教保守派創辦，而最集中的創建時間恰恰是九十年代甚至兩千年之后。這些危機中心在官網上一般不會表露自己的宗教背景，營造出一種能為意外懷孕的低收入婦女提供免費醫療服務的形象。由于財政實力雄厚，他們也確實可以提供免費咨詢熱線、嬰兒尿布、超聲檢查、專車接送等服務。等客戶抵達診所尋求幫助，員工會大肆宣揚墮胎的不良后果，恐嚇客戶一旦墮胎就容易得乳腺癌，抑郁癥，終生不育和猝死。

除了從富裕宗教人士和保守派基金會獲得援助外，這些形形色色的反墮胎醫療機構還有不少“創新”的經費來源。多方媒體智庫的深度報道顯示，至少有俄亥俄、印第安納、密歇根等十個州政府打著支持貧困婦女的旗號，挪用聯邦貧困家庭臨時援助（TANF）來贊助所謂的“墮胎另類選擇（A2A）”項目，而這些項目一般外包給懷孕危機中心來運營。最著名的A2A項目“真正的替代選擇（https://www.realalternatives.org/）”源于賓州，使用TANF經費來勸阻意外懷孕的婦女墮胎，目前已經成為跨州的反墮胎資金網絡。而賓州也是最早挪用扶貧基金用作反墮胎宣傳的州，相關的操作已經進行了20多年。

另一塊經費則是在州法律的允許下，售賣“選擇生命”定制車牌的利潤。“生命肯定”、“選擇生命”等是經典的反墮胎標語。2000年，在保守派組織“選擇生命”的政治操作下，佛羅里達成為第一個允許銷售此類車牌的州。此后，“選擇生命”不斷炮制相似操作，截止2019年底，全美共有33個州可以購買反墮胎車牌，還有很多州正在等待上線，而每個地區都有單獨的募款和行動小組。機構表示僅僅通過車牌就已經獲得2800萬美金資助。反觀墮胎權一方，目前只有四個州有“支持選擇”，也就是支持墮胎的定制車牌，且銷售業績不佳。

當地時間2022年6月24日，美國得克薩斯州圣安東尼奧，阿拉莫婦女生殖服務中心的等候室是空的，就在一小時前，最高法院推翻了羅伊訴韋德案，阿拉莫婦女生殖服務中心關閉了墮胎服務。

相比因為新冠疫情而陷入財政緊張的墮胎診所，懷孕危機中心數量近些年來穩中有升。紐約時報的多次深度調查就發現，對于美國亞裔外的大部分少數族裔來說，她們住址附近懷孕危機中心數量都超過了計劃生育診所。即使在自由化程度極高的紐約州，這些反墮胎診所的數量也超過了墮胎診所的數量。

除去交通住宿和診所內的花費，墮胎還包含一系列的醫保不涵蓋的隱形成本。計劃生育診所和私人診所稀少，預約等待時間較久，醫療人員工作負擔重，服務態度差，周邊無配套日托中心等因素，也是一些沒有醫保的工人階級女性選擇去懷孕危機中心碰運氣的原因。諷刺的是，在筆者所在的美國費城，市內懷孕危機中心的谷歌評分要顯著高于其他墮胎診所。因此，即使在法律得到承認的年代，即使在傳統上所謂的藍州藍城，工人階級少數族裔能夠免費低價獲得墮胎服務依然是一種奢侈。

并線的文化戰爭

很多分析及時地指出，高院對墮胎權力的打壓背后是全面的文化戰爭，試圖以法律原教旨主義駁回已有的一切靠隱私權得以成立的平等法案，特別是同性婚姻。一個保守化的高院背后，是一套成熟的保守派法律精英培養體系。以聯邦黨人學會（The Federalist Society）為主導的保守派法律人圈子自80年代至今向地方和最高法輸送了無數的法律精英，包括現任的六位高院法官。前任大法官斯卡利亞也為無數案件撰寫過反墮胎的意見書，其生前一度表示自己非常看重聯邦黨人學會成員對自己從業的看法，包括這些成員們怎么在午餐會中談論自己。

誕生于耶魯哈佛芝加哥法學院的聯邦黨人學會在美國高校中有超強的滲透力，有法學院的高校基本都有其學生分部，為學生提供社交活動、實習機會和職業生涯發展建議。其學生組織和從業律師組織網絡是動員結構中最重要的社群，是法律學生向保守司法精英步步進階過程中的兩類中介機構。

在州級地方層面，對跨性別權利的打擊方式，越來越接近反墮胎運動的模式。出臺反跨性別和反墮胎法案的州高度重合，為跨性別群體提供醫療服務的醫生和診所受到頻繁威脅。那些同時支持跨性別和非二元墮胎權的墮胎診所則受到了兩面夾擊。在診所動員的策略上，反跨運動也在復制反墮胎運動的經驗。比如反墮胎運動常常會把支持墮胎的診所和醫生照片掛在網站上方便人騷擾，這也是延續自90年代右翼分子把墮胎醫生照片貼在街頭的策略。如今，反跨運動家同樣收集了全美境內的跨性別診所和從業人員信息，并做成了地圖可視化項目。

從全國到地方層面的新右翼最為關注的，恰恰是文化宗教維度上的保守主義。反而在經濟和勞工層面，右翼會和傳統的左派有更多共識。左右的分歧從是否支持普通工人的權益，轉變成支持哪種身份群體的勞工權益。貧困婦女、少數族裔和性少數的經濟權益需要被犧牲，來增加白人男性工人階級的福利。

這也呼應了為何如今的極端右翼組織越來越多出現在線下性別運動的現場。6月初，白人至上主義組織“愛國者前線”（Patroit Front）的三十多位成員在全副武裝后，從十多個州趕到愛達華州試圖攻擊當地的年度酷兒驕傲游行。同期，“驕傲男孩”則在加州阿拉米達縣騷擾了一次跨性別青少年的活動。在這些極端右翼看來，只有傳統白人家庭的價值才能維系美國的國際地位，“強大的家庭造就強大的國家”也成為抗議里常用的右翼口號。 支持持槍的極端右翼往往囤積大量軍火，對手無寸鐵的進步派集會造成很大的安全隱患。

重拾墮胎權的社會運動維度

由于羅訴韋德案的奠基性地位和其與隱私權略微牽強的勾連，美國關于墮胎的討論，相當強調法理和程序性，也不太汲取別國的經驗，這與東歐和拉美通過街頭運動和跨國網絡爭取文化改變的模式截然不同。比如在墨西哥，不僅有相當多的女性訴諸于非正規墮胎渠道，在部分地區墮胎逐步合法，國家層面墮胎非罪化后，女權運動家們也一直在用街頭宣傳、客廳會議等多樣化的方式，推動普通人觀念的更新。而在阿根廷，多年的性別運動推動下，2020年國會終于通過了墮胎自由化的法案，而且是以尊重女性和性少數生殖自由的方式定義墮胎行為，比美國的司法判例更進步。

當地時間2022年6月24日，美國華盛頓，墮胎權的支持者在華盛頓國會山上的聯邦最高法院外舉行示威活動。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推翻近半個世紀前在聯邦層面確立墮胎權的判例“羅訴韋德案”，這意味著女性墮胎權將不再受美國憲法保護。

六月在美國多地爆發的示威游行，號召參與者選擇綠色著裝，也是受到阿根廷墮胎抗議的啟發。2003年，阿根廷的“全國合法、安全、免費墮胎運動”（the Campa?a Nacional por el Derecho al Aborto）借鑒了70年代的一場運動中白絲巾的傳統，將白色改成綠色象征健康與希望，這個抗議標志很快傳遍了拉美的女權運動。目前，全世界主要地區的墮胎權運動，都已經采用綠色作為象征顏色。在羅伊訴韋德廢除消息走漏的時候，就有美國的運動家指出，自己應當放下資本主義帝國中心的傲慢，更多學習拉美等地水滴石穿的運動經驗。目前，經歷新一次左翼粉紅浪潮的拉美，也是全世界墮胎權進步最快的地區。2022年初，哥倫比亞的墮胎權也有了質的飛躍。

一個逐步極端化的共和黨，已經再次把爭取墮胎的運動拖入了草根動員和街頭戰爭。一部分左翼正在將墮胎權的斗爭和更廣泛的種族解放聯系起來。美國歷史上曾以優生學的借口強制絕育少數族裔和原住民女性，而保守主義也經常利用這種墮胎和種族主義藕斷絲連的關系。反墮胎人士聲稱為了保護弱勢黑人的生育率和家庭，自由墮胎不能被允許。然而，歷史的另一面也同樣鮮明。奴隸制時期，黑人女性通過墮胎甚至殺嬰來不讓后代繼續受到奴役，就是一種絕望中弱者的反抗。而19世紀中葉有記錄最早的一波反墮胎運動，就是關于如何提升白人女性低迷的生育率。文化戰爭背后的種族根源決定了只要精準劃定狗哨的范圍，墮胎和反墮胎，避孕和反避孕勢力就是同根同源的白人至上。盡管過去十年美國的反墮胎運動一直都很注意和白人至上主義者做名義上的切割，但煽動白人種族被有色人種替代的“大置換”陰謀論，一直都是其運作的暗線。

另一些左翼則已經加入對等的線下游擊戰。六月至今，全國多地的懷孕危機中心都遭到涂鴉和砸窗等騷擾，部分地區的警車被破壞，主干道被路障阻斷。線下伏擊難以達成建設性的教育，但卻帶來痛苦的警示：這場持續的文化戰爭中，沒有絕對安全和性別友善的藍州藍城和藍色堡壘，每一個社區都值得去好好動員和捍衛，資源豐富的社區也需要持續擴大根基，來應對未來每一次政治災難。除了推動墮胎權在全國真正獲得獨立立法，墮胎權的街頭運動導向，也是獨立而不可被耽誤的維度。

參考文獻：

Fetner, Tina. 2008. How the Religious Right Shaped Lesbian and Gay Activ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Hollis-Brusky, Amanda. 2015. Ideas with Consequences: The Federalist Society and the Conservative Counterrevolu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ewis, Andrew R. 2017. The Rights Turn in Conservative Christian Politics: How Abortion Transformed the Culture Wa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unson, Ziad W. 2009. The Making of Pro-Life Activists: How Social Movement Mobilization Work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Wilde, Melissa J. 2019. Birth Control Battles: How Race and Class Divided American Relig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ilson, Joshua C. 2013. The Street Politics of Abortion: Speech, Violence, and America’s Culture Wars.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Law Books.

Ziegler, Mary. 2015. After Roe: The Lost History of the Abortion Debat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