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美國到底怎么了？特朗普的執政對美國和世界以及中美關系究竟意味著什么？如何理解他就任以來的種種離經叛道之舉？美國的分權制衡體制有沒有約束到特立獨行的特朗普？美國政治到底有沒有“衰敗”？

2017年11月19日，在上海鐘書閣書店芮歐百貨分店舉行的“美國怎么了?——《我所發現的美國》新書分享會”上，同濟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教授王傳興與日本作家加藤嘉一一道，向讀者貢獻了他對上述問題的思考。

加藤嘉一，1984年生于日本伊豆市，2003年入讀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本科，2010年碩士畢業。就讀北大期間為中日平面和電子媒體撰寫大量專欄文章，被譽為“最懂中國的日本人”。2012年8月離開中國，前往美國哈佛大學訪學，歷時三年。2017年11月，新著《我所發現的美國》在中國出版。本書記錄了加藤嘉一在美國訪學三年期間廣泛接觸美國政治、經濟、學術界重要人士以及普通公民后的所思所想。

王傳興教授2001年博士畢業于復旦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主要研究領域包括：美國政治與美國對外戰略、權力變化與國際體系變遷、北極政治與安全。王傳興教授是研究美國當代政治的力作《右翼美國：美國保守派的實力》（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中信出版社，2014[書名易為《右派美國：美國為什么獨一無二》]）一書的譯者。

以下是王傳興教授在本次新書分享會上的發言實錄，由澎湃新聞記者依據現場錄音整理，內容涵蓋主題發言及與主講人、主持人和讀者交流環節，經本人審閱。

加藤嘉一先生的著作《我所發現的美國》，我拜讀了，給我的印象大概有這么兩點：

第一點，加藤先生是以第三方的角度去看問題，不管是看美國的問題、中國的問題，還是中美關系的問題，所以相對來講，就帶有一種打了引號的“超脫”。這種超脫類似于剛才主持人提到的《右翼美國：美國保守派的實力》，那本書的兩個英國作者正好也帶著一種第三方的眼光來看待美國的國內政治。第二點，從這本書里面，我發現加藤先生是一位非常國際化的學者。從他剛才的發言，以及他的那本書中，大家也已經感覺到了，他是一位日本人，但是用中文寫作，中文也講得很好。

特朗普是美國體制的產物

講到美國政治，尤其是特朗普當政以來，或者涉及特朗普當政本身，我覺得有這么幾點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點，剛才加藤先生講到，特朗普作為一位當選總統，他對美國社會和政治造成的影響受到了制約，那么我想從另外一個角度來分享的一個觀點是，特朗普本身，應該說正是美國社會尤其是美國政治架構的一個具體產物，其實他沒有超越大的框架結構。

什么意思？如果你長期觀察美國政治，應該會注意到這樣的現象：美國社會或者是美國政治，它有一個鐘擺效應。就是說，每當右翼（或者左翼）的力量擺到一個程度的時候，它會自然回擺，這種回擺，歸根結底是與美國政治或者美國社會中的相關利益群體的利益變化有密切聯系。就以特朗普當選為例，我想大家從各種媒體，從平面媒體和電子媒體中都可以看到，也有很多文章進行分析。現在美國社會出現的問題是什么？這些問題歸根結底是，美國有人數不少的一部分人，在過去的十年或者二十年的演變或者發展的過程中，他們感覺到自己被社會疏離了，成了落后者，或者用希拉里·克林頓的話說，他們成了losers，失敗者。

那么在這種情況下，特朗普最終當選總統，其實是美國社會基層聲音的一種反映。我們觀察美國政治的時候會發現，特朗普的出現其實不是個案。在美國歷史上，類似特朗普的那種“特立獨行”（這里要打一個引號）、與主流政治有距離的政治人物，雖然不是比比皆是，但還是可以找到的。比如，在1964年共和黨黨內初選過程中，被共和黨主流所接受和認可的是洛克菲勒。但最終結果是什么？是來自南方的戈德華特最終成為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究其根源，這是當時美國南方政治版圖發生變化的結果。（尼爾森·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1908—1979]于1959至1973擔任紐約州州長，1974至1977年擔任副總統。巴里·戈德華特[Barry Goldwater，1909—1998]于1953至1965、1969至1987年擔任國會參議員。——編注）

當然因為那次的競選，因對手是民主黨候選人林登·約翰遜，所以戈德華特大敗，大概是美國總統選舉歷史上拿到選舉人團票最少的兩大政黨候選人之一，我記得只拿到了52票。美國選舉人團的票總共有538張，他只拿到52張，所以說輸得最慘。但是他卻影響了一代人，甚至是影響了美國幾代政治家。他寫過一本薄書，叫《一名保守派的良知》，因為時間關系，這里就不展開了。（《一名保守派的良知》[The Conscience of a Conservative]，初版于1960年。——編注）

把話題拉回來就是說，特朗普是美國體制的一個產物。美國的憲政架構，決定了他這種所謂“特立獨行”的人物是可以冒出來的。這是第一點我想說的。

特朗普不可能根本挑戰美國的現有制度

第二點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特朗普這個現象產生，以及他當成總統以后，必然對美國的內政、外交產生影響。

就對美國的國內政治而言，大家可能已經注意到了，他剛上臺后做的幾件事，一個是下令修墻，另一個是通過總統的行政命令來禁止穆斯林和移民，我們會發現，他這樣的做法是違背美國傳統立國精神的，因為美國實際上是一個移民的國家。說實話，美國發展到今天，兩百多年的歷史里，一直是一代一代外來的移民補充到美國的人口中。這些漂洋過海到美國的人們，其實是在尋求一種更好的生活。這些人能夠走出自己的藩籬，走出自己的鄉土，本身不管是精英還是草根階層，都是我們中國人說的勇于闖世界的一群人。他們是帶有開拓精神的。

但是問題在于為什么？為什么移民和修墻問題會這么突出呢？我覺得與1965年美國的一項移民法有密切關聯。我們知道，1924年美國出了一部移民法，用配額限制非歐洲裔外來移民進入美國。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到1965年的時候，歐洲自身的人口已經在下降，再要有移民前往美國，基本上不可能，所以1965年移民法通過后，等于是移民的來源發生一個根本性的變化。1965年以后，大概有九成以上的外來移民是來自亞洲、拉美或者是非洲。這一次，為什么藍領白人成為處在被遺棄邊緣的群體，與這個人口形勢的大背景有關。否則我們很難理解，美國作為一個移民國家，為什么有限制移民這種事情出現。

特朗普本身是屬于精英階層的，他打著反精英的旗幟，但他自身就是精英。我們說民粹主義，實際上不見得一位民粹主義者本身是屬于草根階層，而是說他能夠抓住草根的力量。為自己上位，就是說當總統，他可以提出一些很激進的主張和觀點，那其實是為政治目的服務的。這是對美國國內政治一方面的影響。

另一方面，對美國兩百多年的制度本身來講，我覺得特朗普要根本性地挑戰美國的現有制度是很難的，因為美國建國時設定的分權制衡結構難以撼動。但同時我也認為（與加藤先生觀點小有不同），美國的憲政架構設計在當代的運行過程中出了一些問題，就是出現所謂的disfunction，功能障礙。我們講的善治，除了要有所謂民主，有參與，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方面是efficiency，就是有效性、效率。這實際上是弗朗西斯·福山先生在《政治秩序的起源》和《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兩部著作中強調的核心觀點之一。

特朗普今后的對華政策會更注重美國的國家利益

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點是特朗普新政府上臺以后的對外戰略。對外戰略這個面太寬了，我只想聚焦一點，就是特朗普的對外戰略對東亞，或者更具體一點，對中美關系的影響。

我們看到，特朗普對傳統美國的一些價值和理念并不是說不重視，而是說現在有個特點：特朗普是打著民粹主義的旗號上臺，而民粹主義所蘊含的價值理念，其實與美國長期以來所堅持的主流價值是相背的。基于這方面的原因，我們大概可以通過特朗普這次訪問中國作出這樣的判斷：美國這一屆政府以后的對華政策，在有關價值觀的問題上，具體來講就是在人權問題上，對中國的施壓程度會降低。但是相應的，反過來講就是，美國對華政策會更加重視national interest，就是國家利益，對實利的東西變得重視了。從這個意義上講，我覺得特朗普當政的這幾年，中美關系還是會基本維持穩定。

盡管有學者認為，未來的中美之爭實際上是制度競爭，但是就特朗普當政這幾年，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他應該會想辦法作交易，這是特朗普這一屆政府更愿意與中國做的。至于說價值層面的爭議和制度層面的競爭，不是他不重視，但是要排位的話，他還是首先會把國家利益放在重要位置。訂單能夠拿到多少，是2300億美元還是2500億美元？這是這屆政府最關心的。

美國最初的制度設計在現實政治運作中有脫節

說到美國有哪些方面的制度正在失效，我想從一個宏觀的層面來談。人類歷史上，有很多類型的制度。從最宏觀的層面上講，有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這樣的更替，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從比較微觀的層面，在比如資本主義內部，某一階段會發生一些改革或者變化，在我看來這是正常的現象。就是說，任何一種制度都是源于當時的人們應對現實的需求，而設計出來的。

問題在于什么？我們說生活是常新的，基于邏輯，過去的觀念、過去的制度與現實總是存在一些不匹配的地方。尤其是，在政治世界里，我們發現有這樣的現象出現，就是當初制度的設計者，它的關注點可能在這個方面，但是未來的社會生活會有新的內容出來。這樣，可能原先不重要的某方面，成為未來社會需要人們重點關注的方面。也就是說，最初針對當時的生活設計的制度有當時的關注和聚焦點，可能與當代有脫節的地方。

具體到美國政治制度的設計，熟悉美國政治的人對美國政治進行大力贊揚的時候，會說美國實行了分權制衡的制度，這是它好的方面。但是另一方面，我們發現，在美國政治發展的過程中，本來是要防止出現“多數的暴政”或者“少數的暴政”的機制，在現當代美國政治中存在失效的情形，因為在美國政治里還有利益集團。隨著利益集團的力量變得越來越強大，有時候我們發現，美國原先的政治設計，恰恰成為利益集團綁架美國政治的切入口。這就是美國政治的所謂“灰色地帶”。更具體的內容我覺得不必展開，這里只講一個大的框架。

生活常新，“歷史終結論”殊難成立

關于亨廷頓與福山師徒，第一點，福山與亨廷頓作為一對師徒關系，我覺得他們應該是有共性。第二點，當然他們也是有差異。

就共性而言，我們先說亨廷頓。關注政治學領域的讀者應該知道，亨廷頓在西方政治學界可以說縱橫三四十年，留下許多傳世之作，不管是剛才提到的《我們是誰？》（這是關于美國國內政治的）還是《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上世紀九十年代這部書洛陽紙貴），更早有研究民主化浪潮的《第三波》，還有最近在中國大陸出版的《軍人與國家》。他的著作中，幾乎每一本都可以成為政治學領域的傳世之作，尤其是《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當時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

亨廷頓與福山相似的地方首先在于，他們本身對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信念是堅定不移的。還有一點相同的地方是，不論是“文明沖突論”還是“歷史終結論”，都在全世界范圍引發了爭議和批判，這比較有意思。中國也專門出版過討論“文明沖突論”的論文集。

兩人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們的立論。對“文明沖突論”的批判角度可以有很多，比如說這個立論本身是不成立的，但是到今天，又有人說這個理論符合今天的現實。

關于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就像我剛剛一開始就提到的，生活是常青的。因為生活是常青的，所以，如果從邏輯上去推論，歷史就是永遠不會終結的。所謂歷史永遠不會終結，意思是，政治的東西、價值的東西、文化的東西等等，隨著時代都在變化。不能說我們現在生活在21世紀的人們的價值、信念，與兩千多年前秦始皇時代還是一模一樣的。這從邏輯上是說不通的。因為，兩千多年前的社會生活的內容，與我們今天社會生活的內容，兩者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福山是一位思想家，一位研究國際政治的思想家，他所寫的東西，所說的話，是對現當代生活的一個回應。這就注定了他立論的基礎即“歷史終結論”是不成立的。作為學者的福山其實隱隱約約承認了這種挑戰，這體現在他后來寫作的有關政治秩序的兩部著作中。當然我上面也說了，他對西方民主政治的信念是沒有變的，但是不是說，現代西方的民主政治就是人類政治發展的最終階段？恐怕沒有人敢下這樣的定論。

就像我剛才講的，假如我生活在秦始皇時代（當時是戰國亂世，七國紛爭，民不聊生，秦始皇統一全國之后起碼形成了一個穩定的政治架構），我是一個思想家，我當時說，這樣的政治挺好的，帝國建立了，從此人們可以過上太平生活了，所以歷史就在這里終結了。這樣說似乎有道理，但是從歷史發展的脈絡來看，如果我講的是兩千年前的福山，生活在那個時候，我們會發現他這個論斷是有問題的。因為生活是常新的，所以永遠會有新的思想出來，永遠會有新的理念和新的價值出來，還有新的制度出來。

福山提供的教訓

亨廷頓與福山相同的地方，還有一點是，“文明沖突論”和“歷史終結論”都是在冷戰結束、西方的“自由主義”（這里要加一個引號）大獲全勝這樣一個相同的大背景之下提出的。當時除了“文明沖突論”、“歷史終結論”，還有“民主和平論”等各種理論。

這對我們做研究的人提出了一個警示。什么樣的警示呢？就是依據歷史上的短時段來作出涉及整個人類歷史的判斷，要慎之又慎。福山這個案例值得給大家提供。這是第一點。第二，福山，我也確實佩服這位學者，起碼從勇于修正自己觀點這個角度來看（盡管修改幅度有限），他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剛才加藤先生也講到，中國這個案例迫使福山要修正之前的提法。我還想把加藤先生的說法往前推一下，什么意思呢？假定沒有中國的案例，也會有其他的案例讓福山必須修改他的觀點。為什么？剛才說了，我的觀點是，他立論的起點就有問題。因為歷史終結這個判斷本身，從思想發展的源流來講，就是有問題的。

中西方社會有不同的韌性

剛才加藤先生說到日本和美國社會的“慢”，我是這樣看的，就是任何一個社會當中都有一種韌性在里面。像中國這種社會，持續幾千年，它的韌性讓人不由得思考，維系這種韌性的東西是什么呢？

加藤先生中文這么好，不知你有沒有讀過一位中國著名政治學者在1988年寫的一篇有關中國政治文化的文章？

這位作者在這篇文章中提出，有一種文化結構在維系中國的韌性，而在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可能更多是制度結構在起作用。就中國傳統社會來講，傳統主要是一種文化結構，那么其中有沒有一個制度結構的演進呢？這篇文章的作者認為，文化結構主導也好，制度結構作為支撐也罷，基本上不存在優劣好壞之分，但必須考慮你所在社會的適應性，才能判斷出哪一種結構更加適合。

中國仍要向包括美國在內的別國學習

上面這篇文章的作者實際上認為，未來中國的政治發展，實際上是文化結構和制度結構的統一。從這個角度切入的話，我覺得，向美國學習（我們不是要推動政治體制改革，要強調政治制度的完善嗎？）不是說我們要對自身的政治制度進行根本性改變，而是說我們可以在日常的生活中，在具體操作層面更制度化，這可能會對我們未來中國的發展更有意義。

這其實可以體現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也就是說，要按制度辦事，而不是過于人情化。中國社會是人情社會，當然不是說美國人不講人情。關鍵是，在制度建立后，該依據制度處理的事情還得需要依據制度。不能以人情代替制度，否則一切都會亂套。在這一方面，美國值得我們學習。例如，在美國違規，是有誠信代價的；而誠信問題是一個人的終身污點。

（邢英莉女士對文字整理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