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采用怎樣的標準，《在中國發現歷史》甫一出版即大獲成功，好評如潮，兩度被譯成中文，兼有日文、韓文版本，北美、歐洲、東亞中國歷史系學生人手一本。美國圖書館協會書評期刊《選擇》（Choice）將其評為1984-1985年度“杰出學術書籍”。它的教學價值廣受贊譽，康奈爾大學高家龍（Sherman Cochran）評價該書為“優美的教材”。1986年秋天，高家龍寫信給我，說他用《在中國發現歷史》做研究生史學研究課的最后大作業，“要求學生根據本學期的閱讀材料撰寫這本書的書評，然后在最后一節課前互讀書評，課上討論。我教討論課以來，那次是最好的收尾——多虧了你的書”。

柯文著《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林同奇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4月

最能彰顯《在中國發現歷史》在北美中國研究界特殊地位的是，2014年美國亞洲研究協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AAS）75年會組織了一場特別圓桌論壇，紀念此書出版三十周年。據我所知，在美國亞洲研究協會的歷史上，這樣的活動絕無僅有。近些年來，這本書在中國史學家中的影響力也非比尋常。2014年圓桌討論嘉賓李懷印說，中國知網數據庫顯示，1986年到1999年《在中國發現歷史》被116篇中文期刊論文引用，平均每年8篇；2000年至2013年，這一數字達到774篇，每年大約55篇。引用數量井噴的部分原因是中國互聯網數字化興起，但李懷印同時指出，20、21世紀之交，革命范式在中國大陸歷史學界的主導地位受到挑戰，年輕一代歷史學家愈加對地方、區域社會文化史表現出濃厚的興趣，此一轉向與《在中國發現歷史》終章倡導的中國中心觀有深切共鳴，引用數量暴增絕不僅僅是巧合。

盧漢超對《在中國發現歷史》的精彩點評也提及此書對中國歷史學家的影響。但若不是三十多年前我與林同奇的神奇相遇，這一影響可能根本不會出現，至少不會那么快出現。1985年初，林同奇剛從中國來到哈佛，踏進費正清中心我的辦公室時，我并不認識他。他說自己讀過《在中國發現歷史》，認為中國的歷史學家應該看到這本書。他在中國人脈深厚，已與著名出版社、有意出版中譯本的中華書局有書信往來。林同奇英語精湛，來美之前在北京外國語學院（今天的北京外國語大學）任教數十載，他說愿意親自翻譯。一開始我對這個提議并沒有嚴肅對待，因為80年代中期鮮有美國的中國歷史研究學術著作被譯成中文。但林同奇志在必得，于是我們拍馬上陣。

當時計算機遠沒有現在普及。以今天的眼光看，我們的工作流程相當原始。林同奇用老式中文原稿紙手寫譯稿，每譯好一章就交給我，我對照原文檢查。我列一份清單，標明修改意見、問題、建議措辭等，然后我們見面長談幾個小時，討論清單上每一項問題，然后他再提供那一章的修改稿。對我來說，這真是段長見識的經歷！這本書出版后，無數中國同事告訴我，有林同奇這位翻譯，我是三生有幸。我想說的是，這份神兵天降的經歷，例證了后文“無法預知結果”（outcome blindness）的說法，對于這本原意是寫給西方人，尤其是美國讀者的書來說，它的歷史進程被大大地改變了。1989年7月，中譯本出版。

待到此時，中美歷史關系研究學者之間互通有無勢頭良好，我的好朋友、復旦大學的汪熙說，《在中國發現歷史》中譯版尚未發行就已備受矚目。1986年5月，汪熙寫信給我，說已有書評見刊，戲稱自己覺得中國史學界是通過我在中國“發現”歷史的書“發現”了我。林同奇當時正在翻譯此書，寫了一篇關于這本書的英文書評，特地取名“在美國發現歷史學”。我給林同奇看了汪熙信中不謀而合的部分，他覺得十分好笑。

柯文與林同奇，攝于2008年

付梓前傳

如果世界是完美的話，剛才描述的這本書，出版社一定樂意發行。但當時此書大獲全勝的結果遠無人預見，世界也遠非完美。1981年初，書稿已經完成。我的前兩本書均由哈佛大學出版社發行，頗受好評，所以我就把這部書稿又給了哈佛。但這個決定的結果十分慘痛，留下的創傷不小。1981年3月，我見了哈佛大學出版社執行編輯艾達·唐納德（Aida Donald）。哈佛把書稿寄給兩位外審，6月初收到外審報告后，我寫信給唐納德回復外審意見，內容大致如下：出版社收到書稿的兩份報告：一份激烈負面，認為我的研究并無裨益；另一份卻大加贊賞，不少建設性建議可供提升書稿質量。僅就兩份報告的行文來說，假如兩份報告說的是同一本書、同一位作者，我不得不承認我感到蘧蘧然若莊周。莊周是中國哲學家，夢為蝴蝶，醒來不知自己是周之夢為蝴蝶，還是蝴蝶之夢為周。

客觀冷靜看待那份負面報告實屬不易。那份報告中滿是情緒用詞，完全不符合學術評價嚴格的實證標準，讓人心生疑竇。考慮到其觀點極為負面，所以用詞奇異、主觀片面或許也屬正常。報告作者對自己的論辯力度自視甚低，抑或過分高看了我，不信的話無須再進一步探究，只需看報告的意見信，里面說雖然“意見非常負面”，堅決反對出版，但“我相信柯文教授的書會出版，可能經哈佛大學出版社”……

我認為關鍵是負面報告的作者一直沒有理解這本書講的是什么。若是另一位出版社外審以及受我邀請看過書稿的六七位學者同事，都不懂這本書的內容的話，我自然提心吊膽。此書不是全面研究中國歷史學這門學科，而是寫得明明白白的，“厘清、分析、批判美國歷史學研究普遍存在的假設”……

說我的分析“薄弱”“有氣無力”的攻擊，我不知如何應答，因為給出意見的這位作者又一次沒從文中找出任何支撐自己言論的實質證據。他認為第二章是“書中最薄弱的”，論證“模糊、令人面赤”，但另一位審稿人卻評價其為“歷史學研究的優秀的入門介紹”；他甚至不吝贊美，說我對約瑟夫·列文森的分析“力透紙背”。對列文森的分析，約占第二章一半內容。

負面報告的作者認為具體指出書中的“偏漏錯誤”純屬浪費他的時間，因為如果我有能力改正的話，絕不會寫出這種書。對此我唯一能說的就是，現在我能理解50年代被抓到眾議院非美活動委員會的人的心情了。

寫到這里，我的幽默感所剩無幾。這位作者扣的另一頂帽子倒值得簡評。他說這本書充滿了“哈佛中心、小團體中心、美國中心”的狹隘偏見。我不知道他說的“哈佛中心”是什么意思。如果是說我博士是在哈佛念的，是費正清中心的研究員，有兩本書是哈佛大學出版社發行的，我認罪。如果是說書中一半以上的學者，職業生涯的一些階段與哈佛緊密相關，我再次認罪。但我要馬上反駁。其一，截至1981年我提交書稿時，哈佛……尤其是在費正清（的指導下），戰后培養的現代中國歷史學家數目遠超美國其他任何一所大學。評價這些年美國的中國歷史學，不可能不深刻反映哈佛的影響。其二，書中分析的哈佛學者在意識形態、治學路徑上千差萬別。其三，書中深刻、尖銳批評了不少哈佛人，如費正清、芮瑪麗，尤其是列文森。這本書可能簡言之是以哈佛為中心的，但絕對不是要為并不存在的“哈佛學派”向人們道歉。

至于“小團體中心”，應該是指作者說的“一小撮兒狐朋狗友”，作者說我只討論了這些人，尤其是只贊賞了這些人。恐怕在這里，這位作者是在扮堂吉訶德，大戰風車。我一向敬重費正清、芮瑪麗、列文森，一向視費正清先生為朋友、同事、導師。但如前所述，這三位在我的研究書稿中都有批判。另外，我并無相與的伯克利畢業生周錫瑞（Joseph Esherick），以及耶魯出身、我幾乎沒打過交道的高家龍，都對此書深表贊賞。

狹隘偏見中的美國中心，我猜是指偏重了美國的歷史學（為什么這樣側重前面已經講過）……

現在簡要說說第二份報告，感覺像宇航員環繞太空許多天后，終于回到了地球。不是因為這份報告里有一些溢美之詞——當然看到這樣的評價令人心滿意足，而是因為它代表了每位學者都希望看到的嚴肅、負責、明辨、具有建設性的審讀。我這里不就每點建議都做評析，只想說每個點都深刻異常，我會在終稿中多加完善，大量采納……

在這封信中我花了大量筆墨反駁第一份報告的意見，沒有細致回應第二份的建議。這深屬遺憾，但恐怕也不可避免。我最想做的是向你們說明這次的負面意見是個意外。這份意見都算不上意見，完全誤解了整本書，其中的攻擊全盤負面，沒有任何實證支撐，更無法分析其優點。更可氣的是，（這份意見的）作者寫完這些還自鳴得意，說這本書出版之時，他會把這份意見“幾乎一字不改”，發做書評。我只能說，我的理由有千萬條，但也希望他得償所愿，越快越好！

我之后獲悉，哈佛大學出版社治理委員會收到我對外審意見的回復后左右為難，決定讓其中一位委員，也是一位社會科學學者讀完書稿，在下次開會時給出意見。聽小道消息說這位委員的意見趨近于負面，我聽從艾達·唐納德的建議撤回了書稿。

下一站是耶魯。我之前認識耶魯大學出版社的查爾斯·格倫奇（Charles Grench）。查爾斯知道我當時與哈佛大學出版社的商討進展不順，鼓勵我如果哈佛不成，不如轉投耶魯。我沒有正式投稿，而是問他能不能先看一下書稿，聽聽他的意見。電話初步交談了之后，我在1981年7月10日寫信給他，說已經另外寄了兩份書稿，信中我試著說明此書的特別之處：

這并不是一部傳統意義上的專著，而是戰后至今美國現代中國研究領域的批判史，因此不可避免地反映了一位歷史學家看待這個領域過去和未來的觀點，而且肯定不是所有人都同意我的觀點。但我確實說明了自己的學術傾向，也努力客觀看待與我路子不同的研究范式。這樣的書該領域前所未有。我認為大多數中國歷史學家和其他研究西方之外歷史的學者，會發現這份付出有益、重要。

信中我提到了看過書稿人士的正面反應，并提及盡管沒有人認為結構上需要大改，但也給出了一些改善的建議，這些建議大多被采納。“至于本書的潛在讀者，”我在信中或許太過樂觀地說，“我想應該是中國研究領域剛入門的人——本科主修生和低年級研究生。”

查爾斯瀏覽了一遍書稿，說很喜歡。“關鍵是最終成品能不能達到出版的水平”，他咨詢幾位同事后寫信給我。他的同事說我探討的這些議題，面向主要讀者的最好方式是寫成期刊論文。他補充的一句話尤其發人深思：“歷史學的問題很難回答，主要人物還健在，還有一些傷疤隱隱作痛。你扮演了法官的角色，但我們擔心，表層下涌動的暗流其實還有很多，現在解決可能價值有限，會觸及私人關系。”我回信給查爾斯說沒能由耶魯出版很是遺憾，并感謝他非比尋常的回復速度和坦率的態度。

此時是1981年夏天，我面前的攔路虎愈加分明。一是哈佛暗示、耶魯明示的，這本書關于歷史學，許多出版社一向不愿觸碰這個話題。二是尤其鑒于這本書中分析的歷史學家，除了列文森外都健在，仍活躍在學界。學術期刊書評里可以對當世學者進行批判，可即便如此，一般也建議沒拿到終身教職的年輕同事謹慎行事（當然我已經獲得終身教職），可寫書不一樣。另一個困難是，至少對于哈佛大學出版社來說，我在第一章大費筆墨，指出以費正清為首的“西方沖擊-中國回應”學說的弱點。有人可能會說，這是否說明了表面下暗藏的玄機呢？此外，費先生一向與哈佛大學出版社關系甚好、互相成就，若真的發行我這本書的話，出版社很可能會難堪。

我必須馬上指出，這種想法根本不符合費先生的所做所想。多年前，費先生讀過收錄在詹姆斯·克勞利（James Crowley）主編的一本論文集中的我對“西方沖擊-中國回應”學說的初步批判，還發給我手寫的便條（沒有日期，用費式簡寫寫的）：“你那篇收錄在克勞利論文集中的文章非常好，見解高超，中國重心向內，外國影響接觸遠屬邊緣偶發因素，外國人不可想。李約瑟收集資料來說明‘西學中源’。世界史的思考方法日新月異。”

柯文在上海演講，右為復旦大學經濟史家汪熙，攝于2003年11月

師與生：無法被超越的費正清

此處最適合按下出書之事不表，轉而說說費正清先生最大的特點：他的為師之道。前文已經提及，無論何時我把自己的文章寄給費先生，永遠能很快收到他的詳細點評，且一般是令人如沐春風的鼓勵。幾周、幾個月甚至數年后，我往往會收到他給別人信函的復印件，他在信中仍不吝溢美之詞，盛贊我的文章，提醒別人去讀。這些信是鼓舞人心、彰顯巧思的寫作模板，反映了真心以學生成就為榮、慷慨大度的導師精神。所以對我來說，導師費先生最重要的一點是他包容所有異于自己的觀點和學說。他也是個固執的人，不會輕易改弦易轍，覺得愚蠢無知的學術想法，他能在紙上將其批得體無完膚。費先生明白，就算在學術殿堂，也一定會有前浪后浪。“不站在前人肩膀上，踩在前人臉上，人類怎能進步？”他有次用費式簡明扼要的風格寫道。但如果學生不理解的話，他從來不會停止傾聽，放棄這位學生，不與他講話，或者不再去函。即使是在生命的最后時光，費先生也與嚴厲批評他長達數年的人保持頻繁交流。

另外一個說明費先生慷慨大度的例子是，我的書在耶魯大學出版社遭到冷遇之后，經過很久的內心掙扎，我決定在找下一家出版社時，不如完全避開大學出版社。馬上映入腦海的是自由出版社（Free Press）。自由出版社的專長是出版嚴肅非虛構作品，而且當時正在策劃出版由西北大學中國歷史教授薛立敦（James Sheridan）主編的“轉型中的現代中國”叢書。我致信薛立敦，大概介紹了我書稿的內容，另外給他寄去序言、緒論和目錄。11月初，他打電話說很欣賞已經收到的部分，希望閱讀全文。我隨即寄給他全稿。12月初，薛立敦打電話，說這本書“十分精彩”，論證清晰有力，紙質版一旦出版，一定大賣，并適合作為課程書目。他還說不覺得我對書中涉及的學者有狹隘偏見。他已與自由出版社商討，提供了外審推薦名單，出版社會把書稿交給其中的一位。

此時是1981年底，很久之前我已把書稿給費先生看過，跟他講了尋求出版過程中的艱難險阻。費先生在圣誕節前主動給薛立敦寫信，把信的復印件也寄給了我。他寫道：我現在才看完柯文的“美國現代中國研究歷史學”書稿，我認為這本書極為精彩——分析脈絡清晰，風格審慎中立。研究中國史的學者應把書稿中提及的書目悉數研讀，學生也會對大部分內容感興趣。關鍵是柯文把所有書納入一個框架，除去自陳觀點之時，其余不含任何偏見，這使讀者能迅速了解歷史分析的三大學說；而且翔實程度無人能比。這本書說的是史學實質，是現代中國史領域的歷史，是其中每位成員都需要的自我認同。

換言之，這部書稿展現了幾大學說之間的互相補充，提升了我們歷史學家的成熟度。對于老一輩，這是個看待這些學說問題更清晰、更堅定的機會。而對于年輕一輩，這本書彌補了近世史研究的盲點。近世史太近，難以以歷史手法記錄，又離年輕人個人經歷太遠，難以回憶。這本書使新老幾代都能受益良多，深受啟發，從而找到自己的定位。信末，費先生說希望自由出版社將這本書作為叢書中的一本出版；還說到當時他正和費維愷合編《劍橋中國史》第13卷，在該書導論中，他們“希望引用這本書”。

《劍橋中國史》第13卷即《劍橋中華民國史（1912-1949年）》下卷，1986年出版。費先生提到的導論是《導論：近代中國歷史的透視》，由費先生、費維愷、獨立學者冉玫鑠合寫。費先生一諾千金，1984年3月，《在中國發現歷史》終于出版后，他特意寫信給我，說因為最終有太多人參與寫作上述導論，他們很難寫就所有人都同意的文本。“很明顯我們需要求助一位‘史學大師’，”他在信中說，“所以我們希望你能幫忙。請幫我們看一下。我們感激不盡。”仔細審讀了這篇導論后，我寫信給費先生說，這篇文章“有所有類似超級導論的共性……超出了導論的范疇，加入的新材料、新觀點太多，侵占了該卷的后續內容。這篇導論寫得確實非常好，可問題是怎樣連貫起來。”他對我這一封長長的建議信表示真摯感謝。

費先生還有兩次求助于我。1981年12月費先生致信薛立敦幾天后，邀請我去他家共進午餐。他和賴肖爾這兩位著名兩卷本教科書《東亞文明史》（霍頓·米夫林出版公司，1958、1960）的作者，感到該書大體基于20世紀50年代的研究，需要更新重寫。他想知道我愿不愿意參與他負責的明朝以來這部分章節的寫作。初步計劃是，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阿爾伯特·克雷格（Albert Craig）重寫原書日本的部分，當時在耶魯執教的余英時（是我1962年到1963年在密大的同事）重寫遠古到明朝部分。我對此有所保留，自覺不擅長寫教科書，而且70年代我的大部分精力用在了《在中國發現歷史》以及同石約翰（John Schrecker）合編的19世紀改革工作坊叢書，因此急切想回歸基礎科研。同時，對重寫他人著作的想法我也十分抗拒。在我表達自己的矛盾心情之后，費先生說不用馬上做決定，可以多花時間考慮一下。深深糾結近三個月后，我最終決定不參與，并在1982年3月20日寫信給費先生告知他。一周后收到他的便條：“我能理解。我們會想念你，但你做得對。”我不清楚后來發生了什么，只知道重寫《東亞文明史》教科書的計劃最終沒有實現，費先生最后自己寫了一本。

說到第二次，那是1991年5月20日清晨，費先生84歲壽辰來臨之際，他往我家中打電話，說他正在坎布里奇的奧本山醫院（Mount Auburn Hospital）治療，心悸越來越嚴重，自己“一向持重”，如果病情惡化，希望有人接管他的《中國新史》（China: A New History）的成書、出版工作。我已經受他邀請審閱過兩次書稿——上次是這次打電話前幾個月以信件回復的——一向很支持他的工作。他問我愿不愿意接管這件事，我們聊了一會兒，我提到自己也年近60（當時是馬上57歲），因此也有些焦慮，盡管現在記不起是為什么而焦慮了。費先生嘆氣，感慨地反駁多愿自己也才60歲。這聲長嘆起了作用，過去我幾次回絕，這次我帶著惶惶不安的心情，對他說“好”。

費正清

這次的惶惶不安不是由于背后需要負擔的工作。雖然我一向秉承他在六十大壽時對承恩蒙澤的學生立下的規矩——“不用回饋我，傳遞給別人”——但這次有更加直接表示感激的機會，我很高興。然而我不安的是，自己之前公開表示對他的一些立場持保留意見，結果卻要在書中披上他的外衣，采取與自己大相徑庭的立場。結果我的煩惱是杞人憂天。費先生又堅持數月，即使住院在床，依然繼續修改、草擬書稿的尾聲部分，充實文中欠缺的內容，還指揮在我看來是一支小型正規軍的學者團隊，這些人或多或少都參與了此書撰寫。1991年9月12日，他和妻子費慰梅去哈佛大學出版社遞交《中國新史》完整打印本，幾小時后心臟病發作，兩天后離世。他逝世第二天，慰梅打電話給我，說費先生的死于他是幸事（指他在心力衰竭前努力寫完書稿，這對他來說壓力過大），但“于我們是壞事”，感嘆他時間卡得正好。

從5月電話到9月他逝世之間的幾個月，費先生和我一直就此書事宜頻繁聯系。有時他會打電話談談自己最近讀的書，想聽聽我的看法（他讀書比我快得多，一般我都無從發言），也分享自己的想法。有時我會告訴他自己在讀什么，推薦他也看看。下次聊天時，他不僅已經精讀了這本書，如果作者觀點有說服力，他還會努力把這本書塞進自己的書稿。

費先生最后一次心臟病發作的前幾天，我午飯后去辦公室拜訪他，想告訴他自己關于書稿最新一版問題突出的一章的想法。（結果他已經又擬了一版，問題已被有效解決了，無須我的點評。）他著急的時候，一定要快點兒看才能跟上。他辦公室的門半掩著，我敲門時一開始無人應答，然后聽到他的聲音：“進來。”原來是我打攪了費先生無人不知的飯后午睡。他馬上坐起身開始討論書稿，好像剛才一直躺著在思考這本書，抑或是在夢中思考？他說幾周后書稿就要交付清樣了，他擔心不能納入“17本新書”的成果，而這17本書在遞交清樣和書出版之間一定會問世的。我的思緒回到這么多年，聽聞費先生耍各種把戲，從不情不愿的作者手中奪來他們書稿的故事。我自己都沒意識到，就開始按費先生的風格教育費先生，苦口婆心說新書永遠都會有，而學者的著作里納入尚未出版的書不現實，所以要知道何時收手停止修改，接受業已完成的事實，等等。他笑了，笑容一如往常諱莫如深。他知道我說得對，但他也知道，歸根結底，他說得也對，因為這是他最后一本書，書問世時，他很可能就不在了。他真的很想確保一切無虞，才能放心離去。

在費先生生命的最后幾個月，除了與他頻繁交流之外，我還應哈佛大學出版社時任助理社長、總編輯艾達·唐納德邀請，擔任書稿外審。費先生去世后，我積極參與了此書出版需要的編輯工作，就著作里的插圖材料咨詢了慰梅，并仔細審閱了清樣，盡力將成書錯誤降到最低。我甚至重寫了關于晚清農業經濟人多地少問題影響的一段。最后能參與成書我很高興，這是對這位自己虧欠良多的人明確表達我深切的感激之情。

仍須努力

結果我的書在自由出版社也是功敗垂成。大概是費先生給薛立敦寫信的時候（1981年12月），薛立敦給我寫了一封思慮縝密的批評長信，指出一些他認為書中需要加強的薄弱之處。他的一些觀點我認同，回信說一定修改。我不知道外審的意見是什么，也不知道到底有沒有外審。1982年2月我接到自由出版社歷史編輯喬伊斯·塞爾澤（Joyce Seltzer）的電話，被告知出版社將不予考慮此書，理由是這本書不符合“大規模作為教材”使用的設想。她說我的文筆很好，然而——多么似曾相識的說法！——歷史學著作一般只有其他歷史學家感興趣，由大學出版社接手更好。她在隨后的簡短信件中重申，對于自由出版社來說，這本書“讀者應該不多，商業價值低”。幾天后，薛立敦打來電話，表示自己對出版社的決定憤懣不已，并依然堅持認為這是本好書，會極力出言支持出版。

書稿自首次交給出版社已經一整年，結果離被接受還長路漫漫。我依然堅信這本書的價值，認為它對北美中國歷史學界是有益的貢獻。但讓我費解的是，雖然有許多支持這本書的聲音，兩家大學出版社和一家以出版學術作品見長的商業出版社卻都潑了冷水。這是我出版前兩本書時完全沒有經歷的，那兩本都是提交哈佛大學出版社幾個月后就立項了。若說就此絕望跳下布魯克林大橋倒還不至于，但我確實很受傷。

另外還有一家商業出版社我覺得可能值得聯系，那就是萬神殿出版社（Pantheon Books）。這家出版社一直對亞洲相關的圖書青睞有加，尤其是那些批判思考美國對亞洲看法的類型。我的書雖然只關注亞洲的一個區域，但顯然也屬于批判思考的類型。我跟萬神殿亞洲書籍主編湯姆·恩格爾哈特（Tom Engelhardt）打過交道，于是1982年8月給他寫了封信，附上書稿序言、緒論和目錄。之后我收到他的簡短回復，說只憑緒論無法決定，需要看完全稿。當時他明確說，從緒論來看，“感覺這本書更適合大學出版社，不太適合萬神殿這種商業出版社”。此時看來，投萬神殿明顯不太可能成功。我回信感謝他愿意瀏覽全稿，希望以后還能有機會在他們社出版，但我感覺如他所言，找大學出版社前景更加光明一些，我想再試試這條路。

這時是1982年9月末，沒有更努力去敲開萬神殿大門的原因是發生了意料之外的不相干的事情，最終解決了問題。關鍵人物是多蘿西·博格（Dorothy Borg），她寫有多本研究美國東亞關系的重要著作，包括《美國和遠東危機，1933-1938年》（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1933-1938，哈佛大學出版社，1964），并憑此書獲得1965年哥倫比亞大學美國歷史研究班克羅夫特獎（Bancroft Prize in American History）。博格博士20世紀40年代是太平洋國際學會（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美國分會會員，在中國生活過兩年。幾年后，太平洋國際學會被約瑟夫·麥卡錫參議員組織的人士攻擊，稱要為“把中國輸給了”共產黨負責，她暫停學術生涯幾年，幫助維護備受攻擊的歐文·拉鐵摩爾等同事。

我結識博格是在1982年夏天，當時她是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我的朋友、中國政治學者沙樂思（Lawrence Sullivan）剛搬到紐約附近，他熟悉我這本書，知道我還在找出版社，就向博格提及了書稿。博格此前正在整理思路，籌備一本講美國的中國史、東亞史研究的短篇論文集，于是7月給我打了電話。接下來的長談我覺得有一個多小時，可以想象，我很緊張，又有防備，但感到這其實是一次面試。聽到她做記錄的鉛筆沙沙作響，想到自己在接受面試，我還是感到很榮幸的。博格之后很快要北上波士頓開會，我們8月6日共進了時長不短的午餐，當天晚些時候我把書稿交給她，加了一張便條，說可以給她在哥大的同事、中國政治研究學者黎安友（Andrew Nathan）看看，他應該感興趣。

8月末我收到多蘿西（午餐后我們就互稱名字了）的信，筆道瘦削，如同打印字體，她的朋友們應該都很熟悉。她在信中提及這部書稿令她“非常不安”，因為她想寫的這里很多都寫了，若是從出版的書第一次看到，“一定是平地驚雷”。她深深感謝了我處理這種情況“非常友善、大度的方式”，說這對她“意味深重”。我當然馬上回信，讓她放心，雖然我和她或許大致觀點相近，可我一定寫不出她那種作品——她的目標讀者是美國研究學者，我的不是；她關注的是美國東亞關系史，我在書稿中并沒有涉及。

回到紐約后，多蘿西把書稿給了黎安友，他9月末給我寄來評點的長信。黎安友幾年前受托寫過20世紀中國政治研究綜述，所以對這方面的挑戰心知肚明。“所有這些問題，”他有些自嘲地說，“你做出了超凡回答而且行文如此優雅，也只有我這樣真正努力過但失敗了的人，才能理解這份成就的巨大意義。”他對書稿有兩個主要的擔心，一是現在熟知的讀者群體問題。有多少人會買、會讀？他說自己也不知道答案，但是“任何考慮出版這本書的公司一定會就此輾轉反側，請求外審決斷”。他然后就如何既不改變全書主旨，又能提升吸引力提出許多真知灼見。他第二個擔心的是公允問題。我為支撐自己的論點，是不是對費正清、列文森的分析過于浮皮潦草？這里他的觀點尤為深刻，也十分有說服力，促使我重寫了序言部分的內容。這部分現在是這樣的：

公允問題對我而言至關重要，撰寫這本書時，我一直憂心忡忡。做出判斷時，我力求不偏不倚，在指出一位學者的著作、一個大的學術取向的不足時，我盡量說清批評的前提依據。但用別人的著作印證自己的分析角度時，難免有一定程度的歪曲。人們的觀點隨時間起伏變化，勢必有所流失；學者的著作總是紛繁復雜，其中融洽對位的主題、主題的限定條件，甚至亦有可取之處的些許矛盾，都會從視野之中消失。因此，我把費正清、列文森當作20世紀50-60年代美國歷史學主要取向的代表人物時，很容易忽視費先生學術生涯悠悠五十余載，治學中國有多個角度，但他任何情況下都沒有忽略過異于自己學說的學術論文，反而是張開雙臂。列文森雖然1969年不幸去世，無法回應當時漸次出現的新學說，但他目光如炬、思路精細，從來沒有把自己束縛在任何學說的框架之中。

柯文在紐約與四位子女參加慶祝他姐姐芭芭拉九十大壽的聚會，攝于2017年9月

意想不到

說回黎安友的信之前，我想在此補充幾句關于約瑟夫·列文森的話。1969年4月6日，列文森在加利福尼亞州俄羅斯河（Russian River）因劃艇事故溺亡。我大約在他逝世六七年前認識他，十分敬服他為學、為人的風度。他去世時，我深受打擊。在我的腦海中，他的死也與當時發生的另一件事緊密相連。1969年4月初，我收到著名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Arnold Toynbee）于當年3月29日發出的信，邀請我為他編輯的東亞論文集寫一篇文章。文集最終定名為《世界的一半：中日歷史文化》（Half the World: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China and Japan,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73）。格拉斯哥大學的伊懋可（Mark Elvin）推薦了我。我深感榮耀，寫信給湯因比博士說撰寫此章是我的榮幸，章題為《歐游東方：西方對中國、日本的第一次沖擊》（Europe Goes East: The First Impact of the West on China and Japan）。我在4月8日的信中陳述了一些自己傾向于如何著手的細節，湯因比5月14日回復說收到回信很高興，我怎樣詮釋都可以。他認為我提到的觀點對那一章來說，可以“大大增加其價值、意義”。他隨信附上了文集的作者名單，還提到列文森英年早逝的消息，問我除了負責那章之外，能不能考慮寫本來由列文森撰寫的“西方的第二次沖擊”那章。我5月21日回信說當時忙于完成《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亦有其他事由，恕難從命。我冒昧推薦了幾位我相信能寫好列文森那章的學者。6月2日，湯因比回信說完全理解，并感謝我推薦人選。

哥大喜訊

1982年9月底，黎安友在信中還指出了一些小的缺點，建議我多加考慮，之后表示樂意與多蘿西·博格一起向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推薦此書，希望他們能“審慎、惜才”。他也表示出版社做決定前應該會請一位外審。我回信感謝安友對書稿的評價，也感謝他幫忙與出版社溝通。同時，多蘿西已經把書稿寄給哥大出版社執行編輯伯納德·格羅納特（Bernard Gronert），10月6日格羅納特打電話，說剛花了一個小時瀏覽書稿，很欣賞我的文筆和直接介紹此書、融入個人立場的方式。他提到哥大出版社即將出一本致敬多蘿西·博格的歷史學文集，由孔華潤（Warren Cohen）主編，他認為跟我這本書很適合作為一套。他問我既然前兩本書都是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為何這本書遭到冷遇。我和盤托出，猜測說是因外審報告觀點極為相左，哈佛又與費先生有密切的聯系，管理層可能因此決定放棄。格羅納特說會馬上把書稿交給外審。

此時多蘿西·博格已然放下之前任何個人利益，愿意為我的書稿出版貢獻所有力量。除了書稿交到出版社時寫的贊揚信之外，11月初她給我寫便條，說一旦知道消息馬上告訴她。“我感覺一定一切順利，”她的語氣一如既往地充滿鼓勵，“也希望一切盡快。”

感恩節那個周末，多蘿西非常有心，在家給我打了個電話，興奮地給我讀她已經收到但我還未收到的外審報告的片段。一兩天后，我也收到了報告全文和格羅納特的手寫便條，他說這本書“如若有光”。“有了外審的報告以及安友、多蘿西的支持信，”他說，“12月15日我把這個項目在院系出版會上提出，一定會一呼百應。”

外審報告開篇就解決了各家出版社最關心的問題：這本書誰會看？報告作者（后來我發現是易社強）說：

有人會問，這本書“對中國研究學者來說是必讀書嗎？”我的答案只有一個字：是！這本書會是學術研討會、歷史學課程、高水平中國“近世史”研究綜述的起點，柯文之后，誰人敢言“現代中國”？“現代中國歷史”課第一節講座的題目會是“‘現代中國’概念問題所在”，只需總結柯文此書觀點即可。研究生資格口試這本書一定是必讀書目，就算整場資格考不是“柯文式”的，教授們也一定會問學生許多“柯文式”的問題。

報告隨后點出書稿需要修改的地方，尤其是題目，不過前幾年已經改過十幾次：

柯文行文流暢明晰，對分析有絕佳的幫助，但題目卻以己之矛，攻己之盾。已經駁斥了“現代中國”這個術語不能深刻描述背后的現實，他就不能把書名定作“美國歷史學家與現代中國”了。《美國近世中國史歷史著作》這個題目（當時發給外審的題目）像躺在碗里的麥片，被動吸收牛奶，一點兒都不出彩、響亮、悅耳。不過，目前的書名確實說明了此書的內容，應該作為副標題保留。正標題應根據第四章“走向以中國為中心的中國史”來擬。

我采納了外審意見的前一部分，沒采納后一部分。修改后成書的正標題，當時就覺得恰到好處，三十年后的今天依覺如此——《在中國發現歷史》。這是對黑格爾觀點——“我們面前最古老的國度沒有過去……這個國度過去如此，現在依然如此。因此中國沒有歷史”——最機智的反駁。

書稿很快就被出版社接受。多蘿西下一個跟這本書有關的便條寫于1984年4月，書剛出版之后。她祝一切順利：“祝愿這本書一帆風順，書評佳，銷量佳，心想事成。”然后感謝我在序言中對她的致謝。“我總覺得，自己最喜歡讀的，是人們在致謝中表達的那最真摯、純粹的感情。”她寫道。回望當時在書中我感謝多蘿西的用詞，真的不過是尋常語句。但有時，深刻的感情藏在普通語句之下。我從多蘿西的回應中明白，她知道我有多感激，同樣重要的是，她知道我懂得她一開始支持此書時的內心況味。

回首與多蘿西·博格非比尋常的友誼，我總會想起她為這本書所做的一切。別人面對類似的情況，會遮遮掩掩、有所保留，她找到我時，我也是如此。多蘿西下意識的反應是放下個人情感，擁抱自己認同的觀點，沒有停留在小我的自矜、自尊上。這不是說她完全無私，她風趣幽默，不屑于自私無私。但她是少有的心胸開闊的人，過人之處不止這一點，能做她的朋友，我三生有幸。

（本文摘自柯文（Paul A. Cohen）著《走過兩遍的路：我研究中國的旅程》，劉楠楠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年5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