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捕蛇者說》的新聞采訪特色

捕蛇者說    唐.柳宗元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嚙人，無御之者。然得而臘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攣踠、瘺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于是，吾父死于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戚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于蒞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向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于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嘩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余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后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于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為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文章第一部分永州之蛇的特點。開頭寫蛇的毒性異常“無御之者”，令人聞之色變。接下來寫蛇的已大風、攣踠、瘺癘，去死肌，殺三蟲的功用。因能“當其租入”抵消應繳納的租稅，而永州百姓爭先恐后、冒死捕蛇的情形。第二部分從“有蔣氏者”到“又安敢毒邪”。這是作者采訪的捕蛇者世家傳人自述的悲慘遭遇。蔣氏“專其利三世矣”，以他祖父、父親的死于非命和自己的九死一生的傳承。好心的作者準備想幫他走出困境。但出人意料蔣氏“大戚”，并“汪然出涕”，從悲痛到大哭，說自己一家祖孫三代在這個地方居住長達六十年，親眼看到同村的人因為繳納賦稅，背井離鄉乃至十室九空，而只有自己因為捕蛇才得以僥幸生存下來；三是兇暴的官吏到鄉下催租逼稅時飛揚跋扈，到處叫囂，到處騷擾，弄得雞犬不寧；四是說自己愿意一年當中冒兩次生命危險去換取其余時間的安樂。第三部分文章結尾，作者聽完蔣氏的話后，引用孔子的話可謂恰到好處，由“苛政猛于虎”類推出“孰知賦斂之毒有甚于蛇毒乎”這一結論，并且用“蛇毒”襯托“賦毒”。“故為之說，以俟乎觀人風者得焉”則是作者寫作此文的根本目的。從中可看出作者的無奈：自己如今位卑權輕，無能為力，只有寄希望于那些視察民風的封建官員。 

今讀柳宗元的《捕蛇者說》，仍被柳宗元的寫作所折服。柳宗元、韓愈與宋代的歐陽修、蘇軾等并稱為“唐宋八大家”，堪稱我國歷史上最杰出的散文家。唐中葉，柳宗元和韓愈在文壇上發起和領導了一場古文運動，提出一系列思想理論和文學主張。在文章上要求反映現實，“不平則鳴”，“文道合一”、“以文明道”，富于革除時弊的批判精神，《捕蛇者說》正是他這種思想最好的體現。柳宗元一生留詩文作品達600余篇，其文的成就大于詩。駢文有近百篇，散文筆鋒犀利，論說性強。

柳宗元出身于官宦家庭，少有才名，早有大志。唐德宗貞元九年（793）進士，曾任集賢殿正字、藍田尉、監察御史里行等職，順宗時，官禮部員外郎(相當于國家的監察、宣傳一類)的文官。他參加了主張政治革新的王叔文集團，反對宦官專權和藩鎮割據。王叔文失敗后，柳宗元被貶為永州司馬，十年后調任柳州刺史，病逝于任所。 永州司馬、柳州刺史已是地方官。柳宗元在永州十年，大量地接觸下層人民生活，目睹當地百姓的現狀，寫下了許多關注民生的社會現實的文章，希望最高統治者能借此體察民情，推行善政。

柳宗元所處的時代，是唐王朝由盛到衰的歷史轉折時期。公元755年安祿山之亂后，中央政權與藩鎮不斷鞏固自己的勢力，對人民加重賦稅。史書載：中唐賦多而重，除法定的夏、秋兩稅外，加征種種苛稅。繁重的苛捐雜稅，使勞動百姓苦不堪言，如再遇天災，無疑雪上加霜，他們紛紛逃亡、流浪，以至十室九空，《捕蛇者說》就是再這樣背景下寫出的文章。

柳宗元看到“永州之野產異蛇”，聽到有蔣氏者“專其利有三世”的事例，他以新聞記者的眼光，通過與撲蛇者的對話，有點像現場采訪的特寫，寫出了《捕蛇者說》。捕蛇人的苦衷源自捕蛇者說，記述永州蔣某以捕蛇為業，雖有生命危險，但因捕蛇無賦稅征收之苦，仍自愿繼續下去，以蛇毒與賦斂之毒相對舉而成文。揭露了封建社會橫征暴斂給人民帶來的苦難，真實反應了當時“賦斂之毒有甚于蛇毒”的社會現實，這才是柳宗元《捕蛇者說》的精神所在，也才是本文的文脈魂魄。說真話，關注社會現實，柳宗元《捕蛇者說》的文風，才是中華文化值得后世作家敬仰傳承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