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亞太經合組織（APEC）第二十五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在越南的峴港（Danang）舉行。這個美麗的地方如今不僅是一個旅游目的地，更是越南第三大城市。正如這個城市名字所用的漢字并不常見一樣，峴港也有著一段不算尋常的歷史。

“Danang”并非“大南”

許多人都知道，越南在歷史上與中國有著密切的文化聯系。漢字曾經是古代越南的通行文字。因此，大多數越南的地名也以漢字的含義命名。譬如“河內”之義就是“紅河流域之內”。雖然二戰之后越南改用羅馬字母的“國語字”，在形式上棄用了漢字，但國語字反映的其實仍是漢字的越南語讀音（漢越音）。譬如“Hà N?i”還原成漢字依舊是“河內”二字，斷不會有人將其音譯作諸如“蛤諾伊”之類稀奇古怪的名字。實際上，中國地名委員會于1979 年制定的《外國地名漢字譯寫通則》也正是這樣規定的：“朝鮮半島、日本、越南等國的地名，過去或現在用漢字書寫的，一般都應沿用。”

但“峴港”偏偏不在此列。它的越南文名字寫作“?à N?ng”，實在無法令人聯想到“峴港”二字。葛劍雄先生在《順化散記》里對此就感到困惑，“以為漢字應該用‘大南’一類”，結果“都無法與原來記得的漢字地名掛上鉤”，進而感慨“越南，是不是早已離開了中國文化圈”云云。而事實不是這樣，“峴港”也好，“?à N?ng”也罷，恰恰都是當地接受中國文化影響的印記。當然，“?à N?ng”與漢越音中的“大南（??i Nam）”差得非常遠，如同松花江跟松花蛋一樣大相徑庭。前者還原成漢字的話，其實寫作“沱?”。毫無疑問，這兩個字既生僻，也看不出有什么含義。其原因也很簡單，它其實是用漢字寫成的一種音譯。

事情的緣由要追溯到千年之前。公元十世紀后期，“大越”趁著五代十國的紛亂自立之后，大體僅有今天的紅河三角洲一隅，其北面是宋朝，東是大海，西有湄公河與長山山脈的阻隔，唯一的擴張方向只有南方的占婆補羅（Campapura）；其中的“補羅”是梵文“城邑”的意思，故中國和越南史籍亦稱之為“占城”。新興的“大越”與占城的戰爭可謂史不絕書，有人甚至認為，“一部越南史，實一部越占交爭史”。1306年，陳英宗將妹妹嫁給占城王制旻，換取聘禮烏、里兩州（后來占王去世，聘禮也是不還的），今日的峴港之地便是從此時起納入越南版圖之中的（但在十五世紀前時有反復）。

這里原來的主人將其稱為“Da Nak”，在占語里的意思是“大江（指流經峴港的翰江）的入口”。越人取而代之之后，出于“用夏變夷”的考慮（參見2016年2月29日《澎湃新聞·私家歷史》郭曄旻《越南為什么自稱“中華”》），將這個地名的讀音“漢（越）化”而為“?à N?ng”，記作“沱（陀）?”。在1555年楊文安撰寫的《烏州近錄》里，就出現了“松江祠……在廣南陀?海門”的記載。直到二戰以后越南廢除漢字前，“沱?”都是峴港地方正式的漢文名稱。

至于今日華文圈使用的“峴港”二字，在歷史上出現得更晚。17世紀之后，陸續有華人南遷越南中、南部定居。有一種說法是，當地華人發現“沱?”這個港口盛產蜆子，所以稱之為“蜆港”。另一種說法與之稍有不同，認為“沱?”港的地形有如蜆子，故以之命名。總之，后來大概意識到“蜆”字帶“蟲”不吉，因之改“蟲”為“山”，故而才有了“峴港”。

從沱?到土倫

也是從17世紀開始，越南陷入長達兩個多世紀的南北分裂局面。北方的鄭松“挾天子以令諸侯”，奉后黎朝皇帝為君而大權獨攬；南方阮潢與之相埒，自稱大越國阮主，中日史籍則稱之為廣南國。廣南背山臨海、地瘠民貧，無法與鄭氏占據的紅河三角洲媲美，故歷代阮主一面致力于向南擴張，一面也意識到，海外貿易是“當地經濟生死存亡的決定因素”。

時值日本德川幕府實施朱印船貿易制度，卻囿于豐臣秀吉侵略朝鮮的惡劣影響無法與明朝通商。地處中南半島的廣南毗鄰中國，無疑具有先天的地理優勢。阮主為了增加稅收、增強國力，以各種名義向日本示好，“早在阮潢時期，阮氏就借各種名義，向日本表示通商的愿望。阮潢與德川家康有頻繁的書信往來”。雙方一拍即合，貿易關系日漸密切，廣南地區也隨之成為重要的中日貿易中介地。

以此為契機，會安港開始崛起。這里地處秋盆河下游入海口處，航道便利，易避風浪，遂成為重要商港。1744年一個西方人聲稱，“會（安）鋪為交趾支那商業最繁榮之處”。下個世紀的越南本國的《大南一統志》還說會安“中有市亭會館，商旅湊集，其南茶饒潭為南北船艘停泊之所，亦一大都會也”。當然，西方人同樣知道了會安西北僅僅30公里處的沱?的存在，葡萄牙探險家安東尼奧·德·法里亞（António de Faria）于1535年在沱?停泊，成為最早訪問此地的歐洲人。但在會安成為繁榮都市的17、18世紀，與之相鄰的沱?地區仍然居民稀疏，當時的一些西方人游記都只是把沱?描述為會安的一個前港。

隨著時間流逝，會安河道由于沖積泥沙堆積日漸狹淺，變得不再適合吃水深的大船航行與下錨。沱?在這方面的地理優勢就變得突出起來。就像《大南一統志》所說的那樣，沱?澳“水深廣，外有諸山屏障，無波濤振蕩之患，凡舟航往來，風帆未便，多泊于此，又名銅龍灣”。結果，葡萄牙的航海資料中就指出，“運載量大的船只不能進入會安，因此要在沱?卸貨。”

越南國內的政治因素也進一步加速了會安與沱?易位的歷史進程。1802年，越南南北重新統一在了阮朝之下。這個越南最后的封建王朝一反傳統，將首都建在了越南中部的順化。這樣一來，沱?就成了京城的海上門戶（一如天津之于北京），地位陡然上升。不過，歷代阮朝君主只把允許通商當作“懷柔遠人”的手段，甚至有“若以利言，則國家所乏非財，又何必遠求為哉”的說法，因此也只允許西方商船進入沱?一處寄碇兌買，卻“事清即令駛去”，“勿得上岸造屋，逾越法紀”。

閉關鎖國當然是擋不住19世紀殖民者的堅船利炮的。1847年，法軍借口順化朝廷屠殺天主教傳教士，動用兩艘戰艦（“Gloire”號與“Victorieuse”號）炮擊沱?（法國人稱之為“Tourane”，系“?à N?ng”的訛音，轉譯為“土倫”）。虧得阮朝明命帝在20年前還曾夸稱“我國家用兵，素以水師為長技，而裹銅五桅大船尤為得力”，一與法國人交手才知道誰家水師才真正“得力”，四艘越南戰船被輕易擊沉（另一艘重創），越軍陣亡達1200多人，而法國人的傷亡為零！

殖民與戰爭

到了1858年6月27日，又一次以宗教迫害為借口，法國遠東艦隊伙同西班牙的戰艦再次轟擊順化的門戶——“土倫”港，挑起了大規模侵略戰爭。最終在1862年迫使阮朝當局割讓了南方幾省，越南從此一步步變成了“法屬印度支那”的一部分。

在法國統治期間，殖民者在會安建立學校、醫院、郵局、監獄，將其作為政治據點經營，而經濟重心則放在了峴港貿易的開發上，這里成為西方國家航海活動的重要海港。1887年的統計表明，當年有623艘外國船運載65840噸貨物曾停泊于峴港，并且有719只船運載75676噸從峴港出航。在殖民地時代，峴港已經成為法屬印度支那的五個主要城市之一，與河內、海防、西貢和順化并駕齊驅——當然這只是以越南的標準而言，直到20世紀50年代，峴港的人口仍然不過五萬而已。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峴港真正成為一座現代意義上的都市，恰恰是拜越南戰爭這場浩劫所賜。峴港在戰爭中的交通樞紐地位非常重要，縱貫越南的鐵路和第一號公路，都經過這里。在公路與鐵路之間，又有一個現代化的機場，可停放數百架噴氣式戰機。而城市面臨峴港灣，港闊水深，又有山茶半島在外面掩護，成為一個優良的海軍基地。美軍正是看中了這一點。1965年3月，首批美國海軍陸戰隊兩個營（3500人）在峴港登陸，這也成為美軍大規模進入南越作戰的第一步。

一方面，這將峴港拖入了連綿的戰火之中。1965年7月1日凌晨，越南南方解放軍就奇襲峴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十分鐘內炸毀美軍各種類型飛機47架、打死了美軍140人，包括4名少校。1968年1月31日（陰歷大年初一），解放力量以近十萬人的規模在南越全境發動“春節攻勢”，包括峴港在內的主要越南南方城市都淪為戰場。在激戰中，“要拯救這個城市，就必須毀滅它”成為美軍的名言，古都順化幾乎變成一片廢墟。相形之下，峴港的損失稍小，這當然是因為作為美軍的主要基地，戒備較高的緣故。

而另一方面，作為美軍的主要空軍基地，越戰期間的峴港機場被認為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機場，平均每天需要起降2595次，比當時世界上任何其他機場都多。美國海軍陸戰隊第三師的總部也從沖繩遷到了峴港，駐軍隨之上升到近萬人。出于戰爭的需要，美國在峴港建造了包括軍事訓練中心在內的一系列軍事設施。市街隨之也在美國聯合軍事基地周圍擴展開來，一棟棟供美國大兵享用的華麗建筑物拔地而起。峴港因此又有“有居民的兵營”城市之稱。就像美國記者弗朗西絲·菲茨杰拉德諷刺的那樣，美國基地周圍興起了一個個難民聚居的市鎮，“為美國人洗衣服，向美國士兵出售美國冷飲，賣淫供美國人享受”。潮水般涌入的難民使峴港的城市人口急速膨脹，從1955年的五萬人增加到1974年底的六十萬人左右。在此過程中，峴港的現代工業也得到了一定發展，全市工人數量達到十多萬，主要產業包括制堿、肥皂、紡織、水泥、電力。當美軍于1973年撤離峴港及1975年越南戰爭以南北統一宣告結束后，峴港已經成為越南中部的工業中心。現在，這座年輕的城市進一步成為位列胡志明市（西貢）與首都河內之后的越南第三大城市，與僅次于胡志明市的越南第二大港。

參考文獻：

林洋：《會安港的興衰及其歷史地位》，鄭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1年5月

孫建黨：《越南阮朝明命時期的對外關系》，鄭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