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6月24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推翻了半個世紀前對“羅伊訴韋德案”的判例，這意味著女性墮胎權將不受美國憲法保護，也將導致美國約一半的州禁止墮胎。這一裁決所帶來震動顯然遠遠超出墮胎權的范圍，它將不同程度地影響著未來多年美國的法律、醫療保健和政黨政治。

在美國，一些人認為，“羅伊訴韋德案”遭推翻將使墮胎問題脫離國家政治，從而緩解政治兩極分化；而更多的人相信，這一判決將把墮胎問題推向全美每場政治競賽的中心，使美國政治兩極分化的鴻溝進一步加劇。

一些人表示，這一判決將促進美國人民“相互對話”，共同致力于對“母親、嬰兒和家庭”的關愛以及對個體生命的尊重；但有進步人士則認為，這將帶來新一輪的公開暴力，甚至是“一場內戰”，美國的年輕人“將不會再視這個國家為民主國家”。

身心健康與醫療保健面臨新風險

與墮胎權最直接相關聯的，便是身心健康與醫療保健問題。藥物流產是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批準的一種方案，用于終止10周前的妊娠，而現在一些州正在加大對這些藥品的監管，并加大對服用流產藥物的人的管控。隨著限制措施的進一步變化，一些醫療專家預測，有關墮胎的遠程保健將會激增，更多的人將在網上訂購藥物，以各種方式“規避法律”以安全地結束妊娠。

亞拉巴馬州西亞拉巴馬婦女中心的運營總監馬蒂對美國政治新聞網站Politico表示，由于“羅伊訴韋德案”遭推翻所帶來的政策變動，原定于下周進行流產手術的近100名患者的預約已經被全部取消，這些患者現在“需要多走三小時的路去下一個距離最近的診所排隊”，他們中的每個人都要“克服新障礙所帶來的傷害”。

而這一場景正在全美同時發生。美國德雷克塞爾大學法學教授科恩（David S. Cohen）估計，在“羅伊訴韋德案”遭推翻后，每年全美將會有大約75000至175000人無法墮胎。“我們心里都清楚他們將面臨怎樣的災難。”科恩說，“死亡風險的增加、身體和心理健康問題的凸顯、被迫與性虐待伴侶呆在一起、經濟上的危機、經營生活和事業的愿望降低，以及下一代孩子健康和受教育狀況的惡化。”他指出，未來十年，預計有100萬到200萬美國人面臨著這種日益上升的風險。

然而，西佐治亞大學歷史學教授、《未出生嬰兒的捍衛者》一書的作者威廉姆斯（Daniel K. Williams）則認為，推翻“羅伊訴韋德案”對美國墮胎率的影響是“十分溫和的”，遠不應該被夸張。他認為，最有可能禁止墮胎的州由于其局部政策環境，當地的墮胎機構早已逃離至其他州，加之對墮胎藥品的物流難以監控，該判決對美國墮胎率的影響只有5%。

有色人種女性利益受損最大

“這一判決將使非洲裔女性和其他有色人種女性的生殖健康面臨巨大風險。”匹茲堡大學歷史學副教授布蘭（Keisha N. Blain）說道。據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CDC）估計，美國超過三分之一的墮胎者是非洲裔女性，這意味著在一些州禁止墮胎后，非洲裔女性將受到最大的影響。美國國家衛生統計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Statistics）報告顯示，美國孕產婦死亡率為每10萬名活產嬰兒有23.8名孕產婦死亡，遠高于同類型國家，其中非洲裔女性的死亡率更幾乎是其他種族婦女的三倍。布蘭認為，這是幾十年來美國醫療保健領域的種族主義和歧視性做法導致的結果。而墮胎禁令將進一步提高所有孕產婦，特別是非洲裔女性的死亡率。

此外，推翻“羅伊訴韋德案”也會加劇有色人種女性經濟的不穩定。布蘭認為，健康狀況不佳、處于貧困之中的有色人種女性正以高于男性的速度被擠出美國勞動力市場，對墮胎的限制加劇了經濟的不平等。

保守派并非對這些預計災難“無動于衷”。一些人認為，保守派必須擁護托兒所支持、家訪服務和其他幫助兒童及其父母的政策。曾在共和黨和獨立候選人的總統競選中擔任政策主管的麥克洛斯基認為，保守派必須站在計劃生育的最前沿，這包括確保人們在“時機成熟”時組建家庭，并獲得最好的醫療服務，提供更有力的產后和兒童護理支持。

然而，麥克洛斯基也表示，在諸如得克薩斯這樣的州，可能會實施全美最嚴格的墮胎限制，卻也最不可能支持諸如“帶薪家庭假”等計劃，這無疑“是一個糟糕的組合”。

孕期婦女更易受到犯罪指控

“墮胎權將成為美國各級政治的‘血衣’，每一場州長和州立法機構的競選以及每一場總統、國會和參議院的選舉——都將是對婦女的選擇權和她未出生孩子的生命權的公投。”美國《堡壘報》的特約編輯塞克斯寫道。不僅如此，未來十年，美國婦女在懷孕期間受到指控的可能性將會更高。

美國懷德納大學特拉華法學院教授庫爾哈恩（John Culhane）認為，在“羅伊訴韋德案”遭推翻之后，孕婦因任何被視為會使胎兒處于危險之中的活動而受到指控的可能性將越來越大。事實上，婦女已經因為在懷孕期間染上毒癮而被逮捕和指控。“法律正越來越多地將婦女的健康和自主權視為次要的。”庫爾哈恩認為，這場反墮胎運動的最終目標已經顯現：推動在全美范圍內依法承認“胎兒的人格”，使墮胎成為與謀殺同等的罪行。假使這一目標得以實現，那么在未來十年里，從某些形式的避孕到體外受精都將被禁止。

新的“暴力”很有可能正在醞釀。達特茅斯學院宗教學教授巴爾默 （Randall Balmer）認為，“羅伊訴韋德案”遭推翻使宗教右翼勢力失去了“最有力的議題”，預計在未來幾年里，LGBTQ人群、跨性別活動人士等都極有可能成為他們的“新議題”。

墮胎法改寫或仍有希望

面臨即將到來的中期選舉，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都在“羅伊訴韋德案”上加足馬力。一些人認為，倘若共和黨人可以讓大部分美國人相信，這一判決遭推翻之后的美國墮胎狀況是可以容忍和持續的，則可能會“抓住時機”。他們認為，共和黨人應當加大扶貧力度，并積極打擊懷孕歧視政策。一些人認為，相比堅持推進命運多舛的《婦女健康保護法》，民主黨人應當積極思索“中間路線”，以推動可實施的變革。

這當然是一種緩和兩黨分歧的美好愿景。然而，事實上，大多數共和黨人正在努力淡化推翻“羅伊訴韋德案”所產生的社會影響，并說服美國人“接受現狀”。擁有自由墮胎法的民主黨州將追求更大的墮胎權，而國會中的民主黨人則追求他們明知不會通過的立法，并希望在中期選舉及以后的選舉中利用這一問題為自己帶來好處。

美國作家希爾施曼（Linda Hirshman）對此嘲諷道，“2022年共和黨拿下國會，2024年拿下白宮，接著就會通過聯邦《逃亡婦女法》，規定以墮胎為目的州際貿易旅行或教唆旅行是犯罪行為。”她接著表示，這將推動第三黨——恢復民主黨（RDP）的崛起，“我們不妨預測一下內戰。”

回到現實情況，對于“羅伊訴韋德案”遭推翻所可能導致的政黨重組等問題，今天仍是無法預料的，科恩對此仍保有一絲樂觀。他認為，鑒于最高法院托馬斯和阿利托兩位保守派大法官的年齡都已超過70歲，在接下來的十年里，他們因為“任何原因”離開法院都是很有可能的。假使這種情況發生，而“民主黨人在白宮、參議院沒有阻撓者”，那么最高法院可能會有多數大法官投票支持墮胎權。

更多的人將“羅伊訴韋德案”遭推翻視為“一種終結”，美國社會花了很長時間才建立起來的、通往包括同性婚姻、跨種族婚姻等個人和公民權利的大門被再次掩上。“它使我們重新審視我們認為已經平息的、應該平息的事情。這種前景讓人精疲力竭、士氣低落。”在洛杉磯工作的記者卡普蘭說。

不過，仍有人對“羅伊訴韋德案”推翻后的美國社會充滿愿景。美國學生“爭取生命組織”主席霍金斯認為，千禧一代和Z世代（指在1990年代末至2010年代前期出生的人）的美國人只生活在一個允許，有時甚至贊美破壞未出生生命的社會，“這是很可悲的。”他認為，墮胎的便利性培養了一種文化，使人們對自己的生命和周圍人的生命尊嚴失去尊重。

“（該案被推翻后）美國人將把目光轉向他們的鄰居、家庭、教會、產婦之家和其他專門從事成功育兒和收養等肯定選擇生命（而非墮胎）的組織。”他充滿希望地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