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蘭西的二律背反

摘要:

本文目的在于分析《獄中札記》中的領導權（hegemony）概念，考察其運用在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國家的階級分析中的有效性，最后評估其在階級斗爭中的作用。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是語文學的：試圖厘清葛蘭西獄中思想的真正意涵，對他的思想進行溯源分析，并探討其中所反映的同時代各種思想的激烈交鋒，也就是葛蘭西思想的理論背景。

作者簡介

Perry Anderson，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學系和社會學系特聘教授、《新左評論》主編

論文來源

《新左評論》1976年第100期

本文作者：Perry Anderson

一、概念的流變（alteration）

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家中思想最受尊敬和最被廣泛傳播者，當屬葛蘭西。如此程度的景仰帶來了一個不可避免的副產品：對以《獄中札記》為代表的葛蘭西著作的多樣且分歧頗大的解讀。原因在于它們的寫作背景：首先，葛蘭西與所有原創思想家一樣，被迫以舊詞匯書寫激進的新思想。其次，獄中的葛蘭西書寫時不得不考慮到獄卒的審查。因此，《獄中札記》相當于受到了兩重扭曲。

對葛蘭西的研究在當下變得更重要了，因為現在他成為了歐洲共產主義（Eurocommunism）最常援引以自辯的思想家，它們追求在資產階級民主國家框架下掌權，放棄了第三國際曾強調的“無產階級專政”。

我們首先來看葛蘭西將東方和西方、國家和市民社會作對比的兩段文本。

葛蘭西在第一段文本中，分析了一戰中東西方戰線中所采用的不同戰略，并將其借鑒到階級斗爭戰略的發展中——

“克拉斯諾夫將軍認為協約國不希望帝俄獲勝，以免東方問題將以有利于俄國的方式結束，（愚蠢。）因此盡管應當打運動戰（wars of manoeuvre），卻要求俄國參謀部投入塹壕戰。俄軍的確在奧地利和東普魯士方向打過運動戰，并獲得了巨大卻短暫的勝利。然而你無法決定戰爭的方式，除非你掌握了決定性的優勢。參謀部拒絕承認這一點所招致的慘痛失敗人所共知。陣地戰（wars of position）絕不僅僅是塹壕，更包括了后方的整套組織和工業制度。支持陣地戰的軍事專家們并不就認為運動戰應該被摒棄，僅是認為在更發達的國家里，運動戰更多的起戰術而非戰略作用。同樣的變化應該被運用到政治中來，特別對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更為發達的西方國家來說。作為上層建筑的市民社會如同戰爭中的塹壕，攻擊的炮火看似將其完全毀滅了，而實際上只有表面受損而已。（編者按：葛蘭西入獄的時間正是大蕭條開始的1929年。）態勢當然并非毫無變化，只是絕國家非政治卡多爾納主義者所認為的最終決戰時刻已到（編者按：Cadornism，指認為領導覺得會成功的事就一定會成功，如果不成功就是因為手下有問題的一種思想）。

在第一段文本中，葛蘭西通過比較東、西方的國家-市民社會關系，對比了俄國革命的路徑和在西方進行社會主義斗爭的戰略?！巴新宕幕P于不斷革命的著名理論，是否系對一國中總體狀況之不穩定、無法形成‘塹壕’的政治反映，尚未可知。他這一理論基本上可以被認為是西方的。而在我看來，列寧明白在1917年的東方運動戰可以成功，但在西方卻只能進行陣地戰。這就是我所理解的‘統一戰線’一法，有如協約國全軍聚于福煦將軍一人麾下。盡管列寧未對這一概念進行理論上的發展，但真正重要的是對如何開展陣地戰的實證工作。在東方，國家無所不在，市民社會過于稚嫩；在西方，國家與市民社會形成了平衡的關系，前者只是后者的外圍防線，后者才是真正的堡壘體系?！?/p>

我們此時可以將葛蘭西在此處描述的概念及其關系列表如下：

東方

西方

市民社會

未成熟的/不穩定的

發達的/堅韌的

國家

主導性的

受制衡的

戰略

運動

陣地

節奏

急速

拉鋸

這些對比關系并非乍看之下那么清晰有力。首先，經濟（危機）被描述為對西方社會進行“攻擊（incursions）”的關鍵力量，意味著經濟在市民社會之外；然而無論是對黑格爾還是馬克思，經濟都被認為是市民社會的一部分。其次，西方，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系在同一段話里先是被描述為“平衡的”，然后又說“前者只是后者的外圍”。這樣一來，“東方/西方”的對比就從“不平衡/平衡”，變成了“國家主導/社會主導”。更重要的是，上述引文的批評對象表面上是托洛茨基和羅莎·盧森堡，實際上卻是第三國際。這是因為上述引文著于1930-32年間，其時第三國際已于1928年宣布由于世界資本主義即將全面崩潰，世界革命進入“第三時期”，要求反對“社會-法西斯主義（social-fascism，指認為除共產黨外所有政黨都是資產階級政黨，社會民主黨不過是溫和的法西斯的一種思想）”。

我們再來看領導權概念出現的文本——

“所謂不斷革命論出現于1848年之前，是1789年到熱月政變的斗爭經驗的反映，其時社會還處于不穩定狀態，國家機器相對弱小而市民社會自治程度高。1870年后歐洲形勢大大改變，不斷革命論讓位于文化領導權（civil hegemony）理論。政治領域中的塹壕——現代民主制的發展既作為國家體制的一部分，也作為市民社會組織的一部分?，F代國家面對的問題是陣地戰現在取代運動戰成了戰爭的主要形式。”

這段文字中值得注意的是，葛蘭西強調了國家相對于市民社會的發展，顯然是回應了馬克思中所說的“怪物式的寄生蟲機器”：“國家控制了市民社會中最廣泛和最微不足道的一切?！?/p>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在文本中對西方的國家-市民社會關系有三種描述，即國家與市民社會相平衡、國家是市民社會的外圍防御，以及國家完全控制市民社會。此處的變化在于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區別，然而葛蘭西的概念含糊之處不僅如此。

他曾認為國家包含市民社會：“國家=政治社會+市民社會，即強制+領導權。”又曾將政治/市民社會的區分是自由主義的幻覺：“自由貿易是基于一個理論錯誤，政治社會和市民社會兩者有機統一， 國家和市民社會實際同一。由立法機構和暴力機關維持的自由放任本身就是一種管制。”可見此時國家與政治社會同義替換。因此國家-市民社會關系又出現了三種變化：

國家 相對于/包攝/同一于 市民社會

而通過將不同的指涉聯系起來，可以看到：

文化領導權 = 陣地戰 = 統一戰線。

不同于一般看法，領導權一詞并非由葛蘭西發揚光大。gegemoniya（hegemony）是俄國社會民主主義1890-1917年的關鍵概念之一。俄國社會民主黨人早期提出作為先鋒隊的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革命期間應發揮獨立責任，后為了與自由派劃清界線，進一步認為應發揮領導作用。列寧則提出更為激進的“無產階級專政”，即精英革命家掌握思想和行動上的絕對主宰。（編者按：列寧在在與孟什維克的論戰期間撰寫了小冊子《進一步、退兩步》和《怎么辦》等，提出要進行思想灌輸，并最終創辦《火星報》，該報即得名自詩句“星火燎原”。）列寧認為無產階級需要的不是一個階級政黨（那僅僅是一個同業公會（tsekhi）），而是領導權。而托洛茨基并不認為無產階級的領導權應該是無產階級專政，他在《俄國革命史》中寫道，“領導權從未意味著無產階級應該靠農民起義來完成自己的歷史任務?！笨梢钥吹?，在俄國革命時期，領導權一詞非常流行。十月革命后，領導權一詞更多在外宣中使用，因為國內的無產階級理論上已獲得領導權。第三國際的前兩次代表大會均指出無產階級一旦放棄追求領導權，則墮落為工團主義。第三國際四大的話語發生了改變，首次將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有效統治指涉為領導權，“資產階級一直想讓無產階級接受政治與經濟的區分，因為沒有比意識到這一工團主義框架的錯誤對它的領導權更危險的了?！痹鴧⒓拥谌龂H四大的葛蘭西正是從這個時候接觸到領導權概念的。

理解葛蘭西的領導權概念可從一定義出發：在與資產階級壓迫的斗爭中，無產階級與以農民為主的被剝削階級的階級聯合。葛蘭西在此較強調是無產階級在爭取其他力量的時候應該作出包括經濟在內的讓步，關注的重點主要是無產階級用以統合其他力量的文化領導權（cultural ascendancy）。他實際上作出了無產階級專政（于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領導權（于農民）的區分，并非驅役（smychka, yoking）而是統一其他力量成一有機整體。因此，葛蘭西的創新在于，他將領導權從反抗專制統治的資產階級革命中無產階級的地位問題延伸到了對資產階級統治的反抗中無產階級的地位問題。

一般認為，領導權結合了強制和同意，但實際上《獄中札記》葛蘭西借用馬基雅維利的半人馬的概念，認為在所有政治行動中都存在兩個部分，并且明顯地分居政治社會與市民社會兩處。即，

主宰（dominance） = 強制 = 國家

領導權 = 同意 = 市民社會

且慢，在評論法國政治史時葛蘭西又說道，“三權機構是政治領導權機構”，“議會制下的領導權的實踐是強制和同意的動態平衡，強制不會過于強勢?！奔矗?/p>

國家 = 政治領導權

市民社會 = 文化領導權

這還不算，他又說，“國家是獨裁+領導權。”

于是又有了三種變化：

領導權位于國家；國家是政治領導權機構；國家=主宰+領導權。

二、概念的不同版本（variants）

東方

西方

國家主導

市民社會主導

強制

同意

主宰

領導權

運動

陣地

我們從 “第一版”的國家-市民社會與領導權-主宰的關系開始，即建立如上關系。這種區分是西方左翼的主流看法，認為在議會民主制下理論上存在合法走向社會主義的可能，因此必須在市民社會爭取霸權。然而這是一種幻覺，接受議會民主制的普選（plebiscitarian）性質本身就是接受階級的消解。

那么這種同意的性質究竟為何？任何統治都得到了或多或少的同意，重點在于資產階級統治的同意的特點（如何生產和再生產）。部分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其特點是對科學和專家治國的崇拜，而實際上是對“人民當家作主”的同意，即不是同意某一統治階級的存在，而是同意不存在任何統治階級，表征是視現在的政權組織形式是歷史的終結?；谶@種無法分離政治與經濟的同意的性質，我們可以理解為什么葛蘭西的第一版是錯的。

葛蘭西的“第二版”，即國家包攝市民社會以生產領導權=強制+同意，尤其強調國家通過學校和法庭等“統治階級的政治和文化領導權機構”生產同意。他在此處犯了過猶不及的錯誤：既然強制是國家壟斷，那領導權則不可能存在于市民社會之中。這一錯誤有其歷史背景：1920年意大利法西斯準武裝組織在國家之外大行其道，葛蘭西清晰地認識到強制力在社會中的彌散本身就是國家的意愿。

“第三版”即國家同一于市民社會。阿爾都塞曾在《保衛馬克思》中認為市民社會這一概念起源于黑格爾而與歷史唯物主義無關，因此他認為一切都是國家。而葛蘭西對國家概念的膨脹是來自克羅齊（Croce），這種認為國家是一種漂浮（floating above）實際制度之上的歷史性力量（the directing force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有明顯的黑格爾印記。盡管如此，作為法西斯的受害者的葛蘭西在分析意大利狀況時從未犯這種錯誤，因為極權主義國家的標志就是取消一切市民社會。

三、分析中的過猶不及（asymmetry）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葛蘭西的概念模糊起源于西方的市民社會與國家力量的不平衡，這種不平衡在使葛蘭西成為首個對東西方的系統性分類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者——否認文化領導權的重要性等于否認資產階級政權與專制政權的區別，但也使他忽視了國家的根基在強制。資產階級國家的特點正在于一方面它具有強大的文化領導權，另一方面這種文化領導權使它掌握專制國家所無法想象的強制力。

葛蘭西基本上同意資產階級統治主要是依靠它的文化領導權，但并不同意“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之前可以奪取文化領導權”這一他的追隨者的觀點。他所強調的無產階級應該奪取的文化領導權是對其他被剝削群體而言的。政權的性質在這里起關鍵作用：資產階級先取得了文化領導權繼而取得政權，不能直接代表無產階級也可以。通過批判性繼承克羅齊的思想，把主要精力放在分析當時的新現象即資產階級統治下的同意的葛蘭西，從不懷疑必須用暴力奪取政權的馬克思主義信條。

四、歷史語境（contexts）

伯恩斯坦主義認為對資本主義的局部吸收最終可以走向社會主義，而在1920-21年，第三國際出現了相似的盲動主義，認為對資本主義的局部進攻也可以走向社會主義，即革命進攻（revolutionary offensive）。革命進攻甚至不主要為了獲得物質勝利，而是為了喚醒被剝削階級。三月行動的失敗對德國共產黨造成毀滅性打擊，被列寧和托洛茨基痛批，因此才有1921年第三國際提出的統一戰線理論。當時葛蘭西和意共領導成員都曾反對這一理論，結果是法西斯成功爭取了工人階級并奪權。到葛蘭西1924年接過意共領導權時，第三國際又業已放棄了統一戰線理論，后來更進入了第三時期。因此獄中的葛蘭西如此重視統一戰線理論是現實意涵的：并未放棄幻想的西方人民不會去準備斗爭，他們必須被爭取；社會民主黨人也應該被爭??；即使擊敗法西斯也不意味著社會主義就到來了。

葛蘭西不知道的是，從主張統一戰線到主張陣地戰有一個危險的轉折點——單純的陣地/運動戰之爭到頭來只是改良主義和盲動主義的較量，這一點在考茨基與盧森堡在1910年論戰時已有體現。前者認為應以消耗戰取代推翻戰，但盧森堡敏銳地覺察到考茨基思想的費邊主義本質。

葛蘭西的理論實際上不是說他把陣地戰當成最后決戰的準備階段，對其他力量行使領導權爭取同意，最終使得對資產階級實現專政（主宰、強制）。陣地戰概念對葛蘭西而言，最終變成了一種止疼藥（stoic adjustment）：用以忍受那意識到真正勝利遙不可及的痛苦。托洛茨基在與圖哈切夫斯基、伏龍芝等人的論戰中已點出問題的關鍵：不應將運動戰教條化，陣地戰和運動戰都僅僅是手段，正如戰爭中，內戰相較國戰顯然更具運動戰元素，但西方的內戰卻會比東方的內戰更具陣地戰元素。

五、意義（implications）

現在很清楚了，對運動戰或陣地戰的教條化都是不可取的。葛蘭西的陣地戰=文化領導權的公式，實際上無視了強制的存在（資產階級的鎮壓和無產階級的起義）。然而，既然統治是以兩種形式存在的，反抗也要以兩種形式進行。絕大部分群眾還需要被爭取，爭取領導權仍是任何社會主義斗爭的核心。

編輯｜阿格尼

審核｜查皓

終審 | Mo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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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ThePoliticalReview

原標題：《頂刊編譯 | 葛蘭西的二律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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