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陸爽、文燦 復旦商業知識

本文為節選，全文刊載于

第23期《管理視野》

病毒，對個體而言，考驗的是機體免疫力，而對群體而言，它考驗的是社會機制與人性。災難無情，但災難降臨時，由人類社會缺陷或人性陰暗面所引發的次生災難，往往更具殺傷力。

如果說人類遭遇的一次次的災難，正如尼采所言的“永恒輪回”，那么只有明晰并牢記人類在災難中曾經犯過的錯誤，以史為鑒，才可能讓災難的輪回不再成為不可饒恕的錯誤。用帶著溫暖的人性的態度，創造性地借鑒那些已被過往證明行之有效的方法，互救互助，從幽暗的過往中找尋通向未來光明的小徑。

01

黑死病與大屠殺：

陰謀論下猶太人的夢魘

提起對猶太人的大屠殺，絕大多數人毫無意外地先想到的是二戰、納粹、集中營，但如果告訴你中世紀歐洲黑死病蔓延期間，猶太人遭受的迫害可能更甚于二戰期間的大屠殺時，你是否會感到意外？

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Remi Jedwab、Noel D. Johnson和喬治梅森大學教授Mark Koyama對此做了深入研究（參考文獻①）。

黑死病是歐洲歷史上慘絕人寰的災難，1347-1352年，僅僅6年，歐洲40%的人口因感染黑死病而死亡。通過研究歐洲124個有猶太人聚居區且有黑死病死亡率記錄的城市，可發現近一半城市中的猶太人在黑死病爆發期間受到了迫害。

替罪羊效應：尋找“背鍋俠”

研究者提出了“替罪羊效應”（scapegoating effect）：當對社會造成較大沖擊的一個事件發生后，若某一少數族群被認為應該對此負責，那么整個社會大多數人都會把矛頭指向這一少數族群。

黑死病給中世紀歐洲的經濟和社會造成了沉重的打擊，面對瘟疫的肆虐，人們束手無策，恐懼、焦慮與憤怒，讓長期以來背負著所謂的“宗教原罪”并飽受歧視的猶太人“順理成章”地被認為是始作俑者，而成為災難的替罪羊受到迫害。黑死病肆虐期間，很多猶太人因被虐待折磨而被迫承認黑死病是自己投毒污染了井水所致。

不過研究也發現，黑死病肆虐期間，猶太人易受迫害的程度與其所在城市的死亡率成反比，死亡率越高的城市，猶太人受迫害的程度反而越低。

補償效應：若能創造價值就不必背鍋

中世紀歐洲，猶太人普遍從事放貸、貿易等職業，在死亡率較高的城市，猶太人所從事職業的重要性和邊際價值會進一步凸顯，正因此，相比死亡率低的城市，其受迫害程度更低，這一點在交通發達的大城市尤為明顯，猶太人往往給當地創造了更大的經濟產出，繳納了更多的稅，因為這些突出的經濟貢獻，地方官僚階層一定程度上也傾向于保護猶太人，對其免受迫害發揮了一定作用。相比替罪羊效應，研究者把這種情況稱為“補償效應”（complementaries effect）。

研究還發現，那些沒有猶太人社區的城市，或在黑死病期間更多迫害過猶太人的城市，在隨后幾個世紀中，發展速度明顯慢于對猶太人相對友好的城市，這也恰巧證明了猶太人對當時歐洲社會的經濟貢獻。

一張殘酷的“平衡計分卡”

也許猶太人擅長商業的本事，更多也是其長期所處社會環境自然選擇的結果。災難發生時，一個少數族群是否會成為“背鍋俠”而慘遭迫害，或是被放過一馬順利渡過危機，主要取決于“替罪羊效應”和“補償效應”這兩者，在該族群所處社會中的權重孰高孰低，這是一張殘酷的“平衡計分卡”。

02

傳染病恐慌下的排外心理

明尼蘇達大學雙子城分校卡爾森管理學院教授Sunasir Dutta和斯坦福大學商學院Hayagreeva Rao通過歷史事件和問卷調查研究（參考文獻②）后發現，很多時候，傳染病尚未來襲，但僅僅是對傳染病的恐懼就足以激發長期潛藏在人類心中基于種族、信仰等的偏見，引發對外來族群的敵視和排斥，疫病籠罩下這種情緒不斷累積，而排外行為的爆發有時只需一件小事。

印度版“送瘟神”

chapatti是一種用未發酵面團制成的薄餅。19世紀中期，霍亂長期困擾著印度。chapatti薄餅被印度人認為可用來封存霍亂之邪靈，而通過傳遞chapatti薄餅則可以驅逐霍亂。傳遞以傳銷般的方式展開，收到薄餅的村莊要制作更多的薄餅傳遞給相鄰的幾個村莊，以此類推。1856-1857年，印度的很多村莊陷入了這種巫術式的“送瘟神”儀式。但與以往不同的是，這次的“送瘟神”儀式與一個關乎種姓和宗教戒律的謠言不期而遇。

一場豬油牛脂彈夾傳聞引發的暴動

1857年1月的一天，加爾各答附近達姆達姆小鎮的一位印度水手向一名種姓為婆羅門的東印度公司雇傭軍團（孟加拉本地軍Bengal Native Army）印度兵要水喝而被拒絕，理由是不愿自己的水壺被這個低階層的人玷污。被拒絕的水手惱羞成怒，譏諷印度兵，說他自己的種姓其實早已不保，原因是達姆達姆兵工廠制造的裝配在這些士兵使用的埃菲爾德式步槍上的彈夾，在出廠前都被偷偷涂抹了豬油和牛脂，而裝彈前這些彈夾的包裝都被士兵用嘴咬過，因此他們都已犯戒。水手的話讓士兵大為驚駭，該說法迅速傳播開去，加之很多士兵當時正處于“送瘟神”愈演愈烈的地區，對感染霍亂的恐懼與違反宗教戒律的惱怒相疊加，最終引發了長期以來表現安穩的東印度公司本地雇傭軍的大暴動。

排外的偏見

Dutta和Rao還設計了一個問卷調查，在1082名作為被試的美國成年人中抽取一組（212人），告知其以下信息：“美國最近發生了新的流感，傳染性十分強，人與人間隔6英尺（1.8米左右）遠都可能被傳染。”而后，詢問對以下事項的贊同度，從十分贊同到十分不贊同共分7個等級，征詢事項為：“美國應該針對已在美國本土的非法移民的身份合法化設置正式的申請途徑。”

調查同時還隨機選取成員分成多組，分別向他們告知其他信息，如“東歐正在發生高傳染性流感”（220人），“美國本土發生流感，但傳染性不強”（218人），“美國肥胖率指標升高“（210人）等，征詢的均為上述相同事項。調查結果顯示，被告知“美國本土正發生高傳染性流感”的那組人員，對關于合法化非法移民身份的建議持有不贊同甚至十分不贊同的比例顯著高于其他組，而有諷刺意味的是，這種合法化針對的預設對象還只是已經身處美國本土的非法移民，他們是否具有合法身份事實上對美國本土的流感傳染沒有什么影響。

03

災難與修復：

西班牙大流感下挪威零售互助社的啟示

為什么在面對災難時，有的社群恢復得更快，有的則很難恢復？對此，斯坦福大學商學院Hayagreeva Rao教授和歐洲工商管理學院Henrich R. Greve教授做了深入研究（參考文獻③）。

不同的災難，不同的反應

研究發現，在颶風、海嘯等天災面前，人們更易團結一致并通過各種互助組織抵抗災難，而相比天災，人為引發的災難或傳染性疾病則不僅易造成群體內外的對抗，還極易削弱群體內成員之間的信任度與互惠合作的聯結度。其中傳染病通過人與人之間的接觸擴散，更易導致“對他人的恐懼”，助長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和焦慮，造成合作缺失，最終影響整個社群對災難的抵抗力和從災難中恢復的能力。而傳染病造成的死亡會進一步引發恐懼，削弱社會聯系。

合作互助，建立長效免疫機制

研究表明，傳染病暴發前一個社群內民眾的組織能力越強，社群受傳染病的負面影響越弱，恢復也越快。而一個具有多種非營利性民間組織的社會，有助于民眾組織能力的不斷提升，有助于創建緊密的社會關系及形成良好的人際信任，這些因素都是讓社區盡快從災難中恢復的關鍵。

以挪威為例，20世紀初的“西班牙大流感”（關于其起源有爭議，但并非源于西班牙）歷時30余年，歷經3次高峰，造成的全球死亡人數高達2000余萬人。挪威感染西班牙大流感的人數為120萬，死亡人數1.5萬，占其當時260萬總人口的0.6%，屬受西班牙大流感影響死亡率較低的國家。

究其原因，與當時挪威國內廣泛存在的非營利民間組織不無關系。挪威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保持中立，寬松自由的內部環境促進了民間組織的興盛，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挪威零售互助社，該互助社不僅促進了挪威經濟的快速發展，其龐大的物資供應網絡及廣泛參與人員通過長期合作建立起的高度信任關系，為整個挪威社會更好地抵抗災難及從災難中更快地恢復起到了重要作用。

面對災難時，政府除了要考慮救助受災的民眾個體，也應關注如何建立良好的機制，促進非營利性民間組織的迅速恢復與建立，這些民間組織就像我們人體的免疫系統一樣，是保證一個社會能有效抵抗災難并從災難中恢復的重要力量。

□ 作者/陸爽、文燦

□ 圖/視覺中國、Giphy

□ 參考文獻：

①Remi Jedwab, Noel D. Johnson, Mark Koyama，Negative shocks and mass persecutions: evidence from the Black Death（《負面沖擊與廣泛迫害：來自黑死病的證據》），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19(24):345–395.

②Sunasir Dutta, Hayagreeva Rao, Infectious diseases, contamination rumors, and ethnic violence: Regimental mutinies in the Bengal Native Army in 1857 India（《傳染病、污染謠言和種族暴力：1857 年印度孟加拉本地軍的嘩變》），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2015(36):127–47.

③Hayagreeva Rao, Henrich R. Greve, Disasters and Community Resilience: Spanish Flu and the Formation of Retail Cooperatives in Norway（《災難與社群恢復：西班牙大流感和挪威零售合作社的形成》），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8,61(1):5–25.

 IFBK 0627 The End

原標題：《瘟疫肆虐下，如何挽回缺失的群體信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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