靴子終于落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美國時間6月24日公布了對多布斯訴杰克遜婦女健康組織一案的裁定（Dobbs v. Jackson Women's Health Organization，以下稱多布斯案）。最高法院6名共和黨總統提名的大法官投票推翻了羅伊案與凱西案的判決先例，3名民主黨總統提名的大法官投了反對票。6：3的判決裁定女性墮胎權不受憲法保護，民眾是否有墮胎權由州議會所制定法律決定。事實上，這一判決并不等于女性從此失去了墮胎權，只是這種權利不再受憲法保護，而是由各州自由決定。這一判決最根本的意義在于，美國最高法院第一次通過推翻先例來限制公民所擁有的權利。

在美國最高法院歷史上，推翻先例的判決比比皆是，可以說美國憲法的生命力正是最高法院不斷推翻限制人民權利的先例，從而擴大人民所享有的權利。廢除種族隔離政策、賦予全美同性伴侶結婚的權利都是通過最高法院推翻先例的判決實現的。而此次多布斯案的判決卻是首次以限制人民權利為目的而推翻先例。

雖然此次6位保守派法官與3位自由派法官對判決的意見可謂涇渭分明，但如果仔細考察法庭的口頭辯論與判決意見書，我們可以發現在保守派法官內部，對判決的邏輯推理也各不相同，甚至針鋒相對，而自由派法官的邏輯推理卻出奇地一致，概括來說——九位法官，五種推理。

一、未出生嬰兒權說

美國最高法院6位法官投票支持推翻羅伊案判決，他們推翻判決的理由各不相同，至少可以分成四類。

大法官卡瓦諾（Brett Kavanaugh）、巴雷特（Amy Barrett）都是天主教徒，認為生命始于懷孕，他們認為胚胎就是未出生的嬰兒，法律保護弱者，而未出生的嬰兒是最弱勢的群體，他們認為墮胎就是謀殺，巴雷特法官與其夫育有5個子女，在孕期明知最小的孩子患有唐氏綜合癥時，也拒絕墮胎。所以，這兩位法官在禁止墮胎權上最為極端，他們認為即使由于強奸或亂倫導致的懷孕，甚至胎兒危及母親生命時都不應該墮胎，因為殺死一人去挽救一人是不道德的。同時，這兩位大法官認為，自由派法官所主張的，如果女性墮胎權失去憲法保護將導致少數裔群體，特別是貧窮婦女失去墮胎的機會，因為她們缺乏財力去允許墮胎的州，而富有的婦女卻有此選擇，從而構成違反同等保護原則是站不住腳的。因為貧窮的婦女完全可以選擇將孩子生下來，然后可以非常容易地將孩子遺棄在各州設置的安全島，讓有領養需求的家庭領養。

二、憲法狹義解釋說

雖然大法官阿利托（Samuel Alito）與戈薩奇（Neil Gorsuch）也投票支持推翻羅伊案的判決，但是他們的推理卻與卡瓦諾與巴雷特法官有很大不同。他們對婦女是否有墮胎權利不置可否。他們認為羅伊案最大的錯誤在于聯邦權力對州政府權力的非法剝奪。美國是個先有州政府，再有聯邦政府的國家。自建立起第一個殖民地起，鄉鎮自治就是美國人民管理自己的傳統，州權與聯邦權的分割從來都沒有清楚的定義。由于美國歷史與政治制度的原因，聯邦政府與各州政府的權限、利益分割和調整一直是個充滿爭議的問題。阿利托與戈薩奇認為，聯邦憲法中沒有明示條款授予聯邦政府機構在管理墮胎問題的相關權力。同時，他們根據憲法第九和第十修正案，認為聯邦最高法院在羅伊案中的判決，是對州和人民所保留的權利的赤裸裸的侵犯。所以，他們認為婦女是否擁有墮胎的權利應該由各州政府去解決。

三、憲法原旨主義說

托馬斯（Thomas）大法官的推理更是與前面幾位不同。他認為，美國最高法院是具有解釋憲法的最高權力的機構，憲法應按照立法時立法者的意愿想法去解釋，不應該結合特定的歷史階段作出與立法時立法者意愿不同的解釋。其實，“憲法應該如何解釋”這一問題一直困擾著美國政府和大眾。早在1791年國會批準授予美國第一銀行20年經營許可證時就引發了如何解釋憲法的爭議。杰弗遜，麥迪遜等人認為憲法沒有明確國會具有授予銀行許可證的權力，他們主張對憲法應該采取狹義嚴格的解釋。相反，漢密爾頓指出憲法包括暗示的，非明確列舉的權利，他強調政府需要一定的靈活性來履行其義務。

對憲法解釋的爭議一直持續到現在，同時也是公認的區分保守派大法官與自由派大法官的標準。現任大法官托馬斯和已故大法官斯卡利亞是最著名的秉承憲法原旨主義理念的法官。斯卡利亞大法官曾經說到，那些秉持“活著的憲法”理念的法官，就是那種半夜三更竄回家，傻樂著對老婆說，我想憲法是啥樣，憲法就是啥樣的家伙。托馬斯法官認為，在羅伊案的判決中，最高法院不是在解釋法律，而是在立法，因為從他所理解的憲法中，聯邦政府根本沒有法律依據對墮胎權進行管轄，他認為大法官不應將自己的理解強加于憲法。如果需要以隱私權為由保護婦女的墮胎權，那就應該提出一條新的憲法修正案。

雖然表面上托馬斯法官對婦女是否應該擁有墮胎權沒有作任何價值與道德判斷。然而，他提出的解決方法，提出一條新的修正案卻無疑在事實上剝奪了婦女的墮胎權利。因為根據美國憲法第五條規定：憲法修正案通過需要3/4州議會批準，或3/4制憲會議批準，其難度可想而知。這就是為什么美國建國200多年，只通過了僅27條憲法修正案，其中前10條所謂的《權利法案》還是一次性于1791年通過。

四、司法節制說

美國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羅伯茨雖然同意多數意見的裁定，但他認為，最高法院在司法判例中應該恪守司法節制。他認為如果能夠在不完全推翻先例，或者完全不推翻已經經過一系列判例確認的先例時，同時支持密西西比州懷孕15周后禁止墮胎的法律符合憲法，那將是恪守司法節制所應該做出的決定。換言之，羅伯茨雖然同意推翻在羅伊案和凱西案中將胎兒能否體外生存作為州禁止墮胎的標準，從而確認密西西比州法符合憲法，但同時不能否認女性墮胎權是一種受憲法保護的自由權利，況且密西西比州的訴求也并不是要求推翻羅伊案與凱西案的判決，而只是要求對該州15周后禁止墮胎的法律進行合憲性審查。

羅伯茨首席大法官在其獨立撰寫的協同意見書（Concurring in Judgement）中說到：“不管你如何看待這些案件，法院推翻羅伊案和凱西案的決定都是對法律體系的嚴重沖擊……一個基于司法節制的裁決，只推翻兩案所推崇的將胎兒能否體外生存作為是否能禁止墮胎的標準，將明顯減少不安，不需要完全推翻兩案的先例就能對該案件作出裁決。”羅伯茨首席大法官做此表述，一方面可能試圖維護法院保守派與自由派法官之間的團結，一方面可能試圖安撫部分民眾憤怒的情緒。

五、平等保護說

針對保守派的法庭意見，首先，自由派法官反對胎兒是未出生孩子的說法，否認胚胎具有與已出生嬰兒一樣的生命權。此外，他們重申了在羅伊案判決中，由憲法第三、第四修正案“不得限制人身自由權利”所推導出的婦女擁有隱私權，而墮胎權正是隱私權的延伸。同時，他們強調對憲法應該結合特定歷史階段而作出應有的解釋，對憲法的解釋應結合公眾意愿及《權利法案》承載的價值，而非一味死摳文本，揣測制憲者的原意。他們認為“立法者和司法體系可以根據憲法所蘊含的精神進行理解，并不斷賦予其新的含義”。

此外，自由派法官還重申婦女墮胎權利在憲法上的法理依據，那就是憲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護條款。憲法第十四修正案規定，“任何一州，都不得制定或實施限制合眾國公民的特權或豁免權的法律；不經正當法律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在州管轄范圍內，也不得拒絕給予任何人以平等法律保護。”

按照此修正案，州政府制定的反墮胎法有違第十四修正案所規定的平等法律保護的。因為，一旦一州制定反墮胎法，富裕家庭婦女有經濟能力去那些可以墮胎的州，而貧窮婦女卻沒有此選擇，即便美國所有州都制定了禁止墮胎的法律，對于富裕家庭婦女，她們完全可以去加拿大等允許墮胎的國家，而貧窮家庭婦女的選擇就是去那些非法的黑診所，從而威脅其生命健康。此外，他們指出那些貧窮的婦女，大多數來自少數裔群體，所以禁止婦女墮胎本質上是一種新的種族歧視政策。

墮胎權問題牽涉到聯邦權與州權之間的政治權力之爭，牽涉到如何解釋憲法的法理學之司法理念之爭，同時又摻雜了種族矛盾，以及社會貧富差距所引發的平等權利之糾紛，所以針對墮胎權的爭議，本質上是美國社會矛盾的縮影，對墮胎權的意見極化，是美國社會分裂的縮影。

（朱洪達，博士、華東師范大學美國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