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個人的閱讀興趣在于世界史和西方文學，業(yè)余從事翻譯工作，也主要是做這些方面。因為我不做研究工作，所以讀書完全憑借興趣，主題也比較散亂而隨意。2017年我讀的歷史書當中，個人覺得最有意思的是以下幾本，與大家分享一下。感謝澎湃給我這個機會來“大放厥詞”。

有兩本關于普魯士歷史的書可以一起說，塞巴斯提安·哈夫納的《不含傳說的普魯士》和克里斯托弗·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的Iron Kingdom : The Rise and Downfall of Prussia, 1600-1947（剛剛出了中文版，叫《鋼鐵帝國 : 普魯士的興衰》）。這兩本書都很好，但層次、境界和深度大不相同。

哈夫納是有名的記者和時評家，二戰(zhàn)期間移居倫敦，屬于流亡海外的反納粹人士，對戰(zhàn)火紛飛的歐洲大陸有入木三分的觀察。《不含傳說的普魯士》是他于戰(zhàn)后解讀普魯士歷史的著作，反駁“普魯士等于軍國主義”、“野蠻的普魯士不屬于文明的德意志”等流行說法，對普魯士的啟蒙運動、左翼思潮等方面有不錯的介紹，對普魯士在歷史上的作用有很多辯護，從中可以看出哈夫納這個柏林人對普魯士的深厚感情與痛惜。這本書輕松易讀，對一般讀者了解普魯士很有幫助；但主要還是記者時評的寫法，流于表面，而且不是史實導向的書，而是有顯著的傾向性和個人意見的色彩。我讀的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譯者為周全，翻譯很棒，只是有些譯名不習慣（不過熟悉德國史的讀者能一下子猜出）。

Iron Kingdom就完全是另一個維度的作品了。作者克拉克是出身澳大利亞的學者，目前是劍橋大學的德國史教授，因為學術(shù)成就獲得了英國的爵士勛位。德國知識界對這個來自英語國家的學者也相當買賬，翻譯了他的書到德文，拍攝歷史紀錄片還請他去主講。Iron Kingdom是一部高水準、學術(shù)性很強的普魯士史，應當說是目前本話題權(quán)威性非常高的一本決定版著作。據(jù)我觀察，國內(nèi)對普魯士有相當片面和狹隘的印象，不少青少年讀者喜歡鼓吹普魯士的強悍軍事和所謂的“鐵血豪情”，凡談到普魯士必然高談闊論其軍事。當然這個片面印象也不是中國人才有，難怪二戰(zhàn)后盟國要徹底廢除“普魯士”了。殊不知普魯士在啟蒙時代建設理性現(xiàn)代國家、文化開明政策、學術(shù)繁榮等方面不知做了多少偉大的貢獻，而且兩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德國嚴重右傾的時候普魯士一度是左傾進步的代表。相信Iron Kingdom翻譯成中文之后，會幫助中國人對普魯士有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不過Iron Kingdom不是敘述史，而是社會史、制度史和文化史，不熟悉德國史讀者可能會覺得有較大難度。個人覺得本書最精彩的部分是寫普魯士早期君主與貴族、行會等各種社團斗爭、磨合、妥協(xié)的制度建設過程，以及經(jīng)濟與財政制度的緩慢演化。喜歡軍事和“榮耀”的“德粉”就不必看此書了。

上面兩本書都對常常被描述為軍國主義邪惡力量的普魯士有一定程度的“翻案”。而德國歷史上另外兩個常常被負面評價的政治實體——神圣羅馬帝國和哈布斯堡皇室，近期也有不錯的書為其“翻案”。彼得·H.威爾遜（Peter H.Wilson）的 The Holy Roman Empire : A Thousand Years of Europe's History《神圣羅馬帝國：一千年的歐洲史》是一部高水準的鴻篇巨著。對于今天習慣于民族國家理念的人來說，神圣羅馬帝國的概念可能令人困惑。它不是一個統(tǒng)一國家，不是一個有效政權(quán)，也不是類似今天歐盟或聯(lián)合國那樣的國際組織。在歷史上它曾被黑得一塌糊涂，受到伏爾泰的諷刺和詹姆斯·麥迪遜的惡評。普芬多夫、蘭克和特賴奇克等近現(xiàn)代德意志歷史學家從近現(xiàn)代民族主義的角度，把德意志在近代落后于英法歸咎于神圣羅馬帝國這樣一種落后的、過時的政治體制。威爾遜為牛津大學的德國史教授，他這本書于2016年推出，是很新的一本集大成的研究神圣羅馬帝國的學術(shù)專著。也許因為他是英國人的緣故，能夠避開德國民族主義的一些思想包袱（比如抱怨德國從中世紀晚期到現(xiàn)代早期的分裂與落后），所以比較心平氣和，對帝國的評價也相當正面。在他看來，帝國并不是一種落后的政體，因為它根本不是近代意義上的政體。他說：“（神圣羅馬）皇帝的職責是道德上的領導和捍衛(wèi)教會，而不是對歐洲大陸的霸權(quán)式的直接統(tǒng)治。”責怪帝國耽誤了德國的政治發(fā)展，實在是從現(xiàn)代民族國家興盛之后的固有視角來緣木求魚。這本書英文版超過1000頁，而且字號相當小，內(nèi)容可謂極大豐富，對帝國的緣起、背后的政治思想演變、帝國的組織機構(gòu)、政治運作、社會生活、法律制度等有全方面的細致研究，其淵博與宏偉令人贊嘆。個人覺得特別有趣的部分是關于農(nóng)民和小貴族“結(jié)社”（association）的研究，看等級制社會中的這些弱者如何應付強者，如何自保。

 The Holy Roman Empire : A Thousand Years of Europe's History

神圣羅馬帝國在19世紀德意志民族國家構(gòu)建的過程中受到民族主義者的抨擊，而另一個歷史悠久的政治實體——哈布斯堡皇室領導下的帝國，同樣在傳統(tǒng)上受到許多負面評價。哈布斯堡皇帝和俄國沙皇一樣，在近代歷史中的敘事中往往被描繪成壓迫各民族自由、阻礙資產(chǎn)階級發(fā)展的反動勢力。荷蘭人彼得·賈德森（Pieter M. Judson）的The Habsburg Empire : A New History是較新的一部研究專著，對上述的負面評價有所修正，駁斥了很多關于哈布斯堡歷史的迷思，如哈布斯堡皇室是落伍的反動勢力，哈布斯堡帝國滅亡是因為不能解決民族問題等等。本書是政治和社會史，圍繞哈布斯堡帝國從封建領地轉(zhuǎn)變?yōu)榧覈煜掠窒颥F(xiàn)代國家發(fā)展的主線。個人覺得特別發(fā)人深省的一點是，賈德森指出，捷克、匈牙利、波蘭等從一戰(zhàn)后奧匈帝國的死尸之上發(fā)展起來的民族主義國家，與哈布斯堡帝國相比并非革命性的新的進步力量，而恰恰繼承了哈布斯堡帝國的一整套政治體制、官僚機構(gòu)和民族政策，這些國家其實是小型哈布斯堡帝國。而哈布斯堡帝國對少數(shù)民族問題的處理應該說相當有效，帝國的滅亡不是因為控制不了眾多渴求自由的小民族，而僅僅是因為戰(zhàn)爭失敗。這都是有趣的觀點，當然讀者不一定會同意。本書已有中文版，題為《哈布斯堡王朝》，竊以為“王朝”一詞不妥，簡直是對哈布斯堡統(tǒng)治者的侮辱。歐洲和中國一樣，“王”與“皇”是迥然不同的兩個概念，差別很大。正如我們不會把西漢的諸侯王與大漢天子混淆，歐洲人眼里數(shù)量眾多的“王”（king）與“皇”（emperor）也是天差地別。哈布斯堡家族長期壟斷神圣羅馬皇帝的位置，后來在拿破侖時期又自封為奧地利皇帝，以及后來的奧匈帝國皇帝，同時擁有匈牙利國王、波西米亞國王等多頂王冠。說哈布斯堡是“王朝”，等于給人家降了一級，還是“皇朝”較好。

尤金·羅根（Eugene Rogan）的The Arabs : A History（《阿拉伯人：一部歷史》）值得向所有對中東感興趣的朋友推薦。羅根為牛津大學圣安東尼學院中東研究中心主任，是現(xiàn)當代阿拉伯政治研究領域的權(quán)威。據(jù)我所知此書尚無中文版。《阿拉伯人：一部歷史》這樣的標題其實有點誤導人，因為這并不是一部從前伊斯蘭的“蒙昧時代”（Jahiliyyah）講起的阿拉伯通史，更好的標題應當是“阿拉伯現(xiàn)代史”。本書從奧斯曼帝國消滅埃及馬穆魯克王朝開始講起。從此一直到21世紀的今天，阿拉伯人始終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一直是其他民族操控的對象和大國游戲的棋子。阿拉伯民族經(jīng)歷了四個時代：奧斯曼統(tǒng)治時代、英法殖民時代、美蘇爭霸時代和美國獨霸時代。我有幸在牛津拜訪過羅根教授，對他說，“中東”的話題非常容易得罪人，因為它太復雜，牽涉到太多的民族、宗教和歷史因素，所以我特別佩服這本書能寫得相當客觀；尤其是在巴以沖突這樣極其復雜而敏感的話題上，羅根出色地分析了各方的立場。若要理解現(xiàn)代中東，這本書無疑是絕佳的工具。當然本書的結(jié)尾寫到2009年，當時根本無法預料到阿拉伯之春、敘利亞內(nèi)戰(zhàn)、“伊斯蘭國”興起等等。羅根說該書將出一個新版本，補充這些近期的事件。

《王公之淚：印度的兵變、金錢與婚姻，1805—1905》（The Tears of the Rajas : Mutiny, Money and Marriage in India 1805-1905）是本有趣的家族史，作者斐迪南·芒特爵士曾是撒切爾夫人的智囊，他家族幾代人都是東印度公司和英屬印度的高級公務員與軍官。關于大英帝國在印度的歷史，中國人可能都知道詹西女王、1857年大起義、甘地、尼赫魯?shù)鹊取＿@本書則以芒特自己的祖先——蘇格蘭的洛家族及其姻親薩克雷家族、莎士比亞家族——的故事為線索，繪聲繪色地描繪了19世紀一百年里在印度的英國人的社會生活、婚姻，以及他們親歷的印度歷史和他們自己參與改變歷史軌跡的經(jīng)歷。《名利場》的作者威廉·梅克皮斯·薩克雷和英國前首相卡梅倫都屬于這幾個家族的成員。作者的祖先約翰·洛爵士曾是陸軍上將和印度總督的軍事顧問，另一位祖先羅伯特·洛爵士也是為大英帝國南征北戰(zhàn)的大將。不過作者關心的不是大歷史、高層政治謀劃和宏偉的軍事行動，而是這些“帝國建設者”（或者說侵略者和殖民者）在南亞次大陸的生活。比如當時英國家庭若在印度生兒育女，等到孩子六七歲，甚至兩三歲，就將孩子送回英國接受“真正的”教育。大洋阻隔，交通不便，人生無常，加之在印度的英國人常常水土不服，所以父母與子女這一別往往是生離死別。即便親人能再團圓，往往也是隔了十幾年，甚至幾十年。骨肉分隔，就是大英帝國對富裕的殖民地公務員索取的人道代價之一。而很多英國家族，往往一代又一代都去印度工作和生活，直到年邁才退休回國。再如，19世紀，大批英國青年作為軍人、殖民地官員和商人去了印度。很多英國年輕女子也追隨著來到印度，尋找合適的伴侶。她們被戲稱為“漁船隊”，去印度“釣魚”。這種全球化的遷徙和婚姻也是帝國歷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