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主義（workerism）因為不認為勞動是人類生活的決定因素，所以，它與傳統馬克思主義和勞工運動之間的關系顯得有些矛盾。馬克思主義分析認為勞動異化是由資本主義剝削造成的，但工人主義者卻認為那更像是把生活降格到了工作的地步。矛盾的是，“工人主義者”反對工作，反對慣常高舉勞動尊嚴的倫理，他們不想去重新適應工作（“接受新的生產方式”），而是想減少工作。工會和黨派關心工資和勞動條件，卻不為改變工人的命運而斗爭，他們充其量也只是使情況變得更令人可容忍一些罷了。工人主義者則對減少工作時間，憑借技術知識和社會化的智力做生產改造兩個問題緊緊催逼。

20世紀30年代中期，左派哲學家西蒙娜·韋伊（Simone Weil）主動投身于工廠，在生產裝配線當第一手，體驗了一次可怕的卑屈。她在寫《壓迫與自由》（Oppression and Liberty）一書時總結道：“因此，問題已相當清楚，這是一個弄清楚是否可以認為生產組織”不會“在壓迫下摧毀靈魂和肉體的問題”。那時，憑借自動化達到這一目的為時尚早，她的努力陷入孤立；在20世紀50年代終于由意大利的工人主義者在她中斷了的地方撿起。

馬里奧·特隆蒂

從意識形態來說，工人主義是由1956年蘇聯對匈牙利的入侵促成的。這使得意大利左派中的左傾青年知識分子［其中有托尼·內格里（Toni Negri）和馬里奧·特隆蒂（Mario Tronti）］看清楚了蘇聯……。在那段時間，意大利工人首次從貧困的南部向工業化的北部大遷徙，顯得更為動亂。年輕的非熟練工人（大眾工人）不愿把自己交給新型的規模化生產系統，而是繞過了優先考慮技術工人的老牌工會，猛力抵制福特制生產流水線。工人主義運動在都靈的第一次大規模勞工沖突后于1961年崛起。《紅色筆記》（Quaderni Rossi）在其創刊號中分析了青年大眾工人對勞動力已造成的影響和隨著近期資本主義的轉變而出現的新的“階級成分”。1964年出版的《工人階級》 （Classe Operaia）雜志闡述了一種新的政治策略——拒絕工作，向資本用新技術發展其生產力挑戰。這一“拒絕的策略”（出自馬里奧·特隆蒂的一篇開創性的文章） 被應用在資本主義發展“之中”，但是“持反對態度”。 它預言了菲利克斯·加塔利 （Félix Guattari） 和吉爾·德勒茲（Gilles Deleuze）于1972年在《反俄狄浦斯》（Anti-Oedipus）一書中對1968年后的資本的分析，并在70年代中期把意大利社會思想家和法國后結構主義哲學家聯系起來。大眾工人最反對的是將人類的知識轉化成機器，使生活淪為“死勞動”。那里有一個存在的維度，但是沒有積極性和創造性。他們為改變勞動條件所做的努力是傳統馬克思主義所未知的，他們主要專注于作為壓迫手段的機械論及其對工人階級的影響。

在《朝霞》（Daybreak） 中，尼采號召歐洲工人去“公然宣布，從今以后，作為階級，他們是人類的一種不可能性，而不像人們通常所想的那樣，只是一種嚴酷的、毫無指望的編制”。他還勉勵道，“不可能的階級”應該從歐洲的蜂巢中蜂擁而去，“用聲勢浩大的自由遷徙這種行動去反對機器、反對資本、反對他們現在面臨的不得不在成為歐洲國家的奴隸還是成為某個革命黨的奴隸之間做出選擇的威脅……”對這種大規模遷徙的頌揚在馬克爾·哈特 （Michael Hardt）、托尼·內格里所著的《帝國》（Empire）（“一個幽靈，遷徙的幽靈，在世界游蕩……”），一本在美國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和藝術評論家圈子里的暢銷書中可以看到。維爾諾在《諸眾的語法》中也以他自己的方式做了補充。人們可以從被叫作沃伯萊斯（Wobblies）的非正統、流動性外來異教勞工中追溯到這種說法的原型，沃伯萊斯即“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International Workers of the World），該聯合會在20世紀20年代組織起遍布美國的外籍勞工（因此，造成工人主義者對美國工人運動及美國總體的一種奇怪的偏愛）。移民作為一種反抗的形式也使我們回想起馬克思關于現代殖民的論述，想起歐洲的勞工逃離了饑荒和工廠去美國西部的自由土地。意大利社會思想家竭盡他們的創造力，把工人們想“成為獨立自主的土地所有者”這個愿望的粗略考慮變成了后現代諸眾的期望。盡管哈特和內格里認為這種大批逃離是“階級斗爭強有力的形式”，維爾諾提醒道，逃亡只是“一種暫時狀態”，其后還隱喻著后福特制工人的流動性（歐洲勞工在東海岸的工廠工作了一二十年，然后繼續遷徙）。兩者之間也許差別不大，但意義重大。維爾諾和哈特、內格里不同，他忍住了，不逃亡，也不就此做個諸眾，更別說共產主義，因而轉入了另一個輝煌的神話。

失敗的革命：自治運動的動亂年代

自治論者（Autonomist）的理論見于許多地方，也包括美國。但自治運動發展最強烈的地方是意大利，從20世紀60年代持續發展到70年代。年輕的工人主義知識分子擺脫了意大利共產黨創始人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傳統的、民粹派的馬克思主義，從工人本身了解到生產的現實狀況究竟如何。他們幫助工人建立自己的組織，通過罷工和破壞活動抗拒迎面而來的生產系統。工人主義者的這種務實和富有戰斗性使它有別于意大利社會思想家。他們反對意大利共產黨和葛蘭西采取小步伐戰略（戰場在民間）的霸權，意大利共產黨和葛蘭西的方針導致歐洲共產主義和執政的天主教民主黨（保守派）的“歷史性妥協”。工人主義者是第一個對整個社會主義傳統的基石——無產階級中心論提出質疑的，并呼吁對階級分析的類別做重新評價。“改變階級編排”的概念由塞爾焦·博洛尼亞（Sergio Bologna）提出，使得他們在工廠和大學里剛出現“新的社會主體”的時候重新把革命斗爭作為新主體的中心任務。1969年的“多事之秋”以大眾工人為獲得平等的工資待遇所發起的強大攻勢為標志。各種工人主義團體聯合起來創建了一個新的組織，包括名稱都叫“工人力量”（Potere Operaio）的一個團體和一本雜志。這個組織聚集了一批如馬里奧·特隆蒂、托尼·內格里、佛朗哥·皮帕爾諾（Franco Piperno）、奧雷斯特·斯卡爾佐內（Oreste Scalzone）和博洛尼亞這樣的理論家，他們重塑的馬克思主義成為整個自治運動的新創意。1974年，由于“紅色旅”（Red Brigades）這個秘密行當與工人力量內群眾組織的公開形式相沖突而導致該團體的自我崩潰。

工人們對控制生產周期的強大壓力遭到了來自特務機關和天主教民主黨政府的嚴重挑釁，這種挑釁是隨著1969年米蘭豐塔納廣場的爆炸案開始的。政府草率地歸咎于無政府主義者，以爆炸案來證明警察以強硬手段鎮壓工人組織是名正言順的。這種“高壓政策”將意大利撕裂，激起的沖擊波蔓延至整個70年代，瀕臨內戰。這在菲亞特工廠的工人中引發了組建地下恐怖組織——其中以“紅色旅”和“前線組織”（Prima Linea）最為有名，以產業界的領袖人物和政治界的著名人物為目標。綁架意大利天主教民主黨主席阿爾多·莫羅（Aldo Moro）以及在政府中止談判后“紅色旅”殘酷地將莫羅處死，進一步打破了意大利的政治平衡。

1975年，工人力量被自治運動（Autonomia）所取代，自治運動是一個由學生、婦女、年輕工人和失業者參加的大型運動。他們根莖式的組織體現了工人主義思想家所期望的各種形式的政治行為——反等級制、反辯證、反代議制。自治主義不是正規的政治組織，是自由主義的、新無政府主義的，在意識形態上開放地、寬松地按地區組成，體現了政治分歧間的互相尊重。自治論者團體只在共同的公開行動方面進行合作。這個嘗試性、創造性的群眾運動很難與組織嚴密、采取“武裝斗爭”的恐怖組織畫上等號。1977年，一名自治主義學生在羅馬被法西斯分子謀殺，自治運動終于爆發成為“1977運動”。運動橫掃全國，自治主義者接管了羅馬、巴勒莫、那不勒斯的大學，隨后又接管了佛羅倫薩、都靈的大學，最后接管博洛尼亞大學。接下去他們到底還想做些什么？皮帕爾諾最近承認他們當時真的不知道接下去還該做什么。在這樣的不祥之年，這個運動來的不是時候。挑戰來自其最左邊，意大利共產黨利用“莫羅謀殺案”來剔除自治運動，指控自治主義是“無產階級武裝派”的幕后指使者，所有自治論者的領導人，包括內格里，于1979年4月被逮捕和監禁。其他像皮帕爾諾和斯卡爾佐內處于流亡狀態（不是他們自己的選擇）。當時在具有影響力的自治論者雜志《大都市》編委任職的保羅·維爾諾遭兩年監禁后才洗脫一切指控。（25年后，許多自治論者還仍在獄中。）保羅·維爾諾現在是卡拉布里亞大學傳播倫理學的系主任。2001年，他在那里做了三次專題講座并將其編成這本《諸眾的語法》。

我們今日的后福特制時代：自治論者的目標已達成？

馬克爾·哈特和托尼·內格里所著的《帝國》沒有明確提及這一具有社會和政治創造力的時期，這是有充分理由的。當時美國的左派站在歐洲共產主義一邊，而對自治主義持懷疑態度。可惜，很少有人會意識到“諸眾”不只是斯賓諾莎提出的一個哲學概念——諸眾的民主政治——它還有一段掛在另一個名下的歷史，是一個充滿活力的集體實驗的對象。他們從來沒有懷疑過那時候提出的問題現在又會被重新提起，也從來沒有懷疑過某種知性的復興現在會發生在意大利。近來隨同《帝國》一書在美國重新凸顯的不僅是又一個美國文化時尚（“帝國”取代了“全球化”），目前還有一個勇于嘗試的且具爭議的當代社會實驗室。維爾諾的《諸眾的語法》是這種新凸顯的另一個標志。

馬里奧·特隆蒂在1965年出版的“拒絕的策略”中提醒說，不要太關注資本的力量或者認為資本為自身的利益遏制勞動力。工人本身在成為與資本相對立的階級之前就已經是一個階級。實際上，總是資本“設法利用工人對抗性的斗爭意志作為自身發展的推動力”。《帝國》對這個論點做了拓展：正因為無產階級“事實上發明了資本在未來總歸會被迫采用的社會和生產形式”，所以，資本主義只能是反應性的，是意大利工人頑強抵制福特制的合理化工作方案，而不僅僅是技術創新才迫使資本進入非物質生產的后福特制時代。

哈特和內格里強烈反對任何同時強調資本的創造力和工人階級創造力的“混合動力論”。在這方面他們與德勒茲和加塔利對資本的分析有明顯區別，而德勒茲和加塔利的資金流理論則被他們采用了（顯然是《帝國》向《千高原》發出清晰的回響）。德勒茲和加塔利把資本看作流體，既別出心裁又十分恰當，在水流經的通道里放上障礙物，流體受阻回涌，然后繼續向前流動。然而他們還強調，騙局總是出現在最后，它絕不敢隨自己的慣勢一直流下去。因為資本主義的極限底線就像股票市場，不受約束的瘋狂總歸會來的，要么在資本它自己流程的游戲里做變本加厲的解碼時打敗它，要么不斷地置換自己與它們之間的位置。他們當然也承認意大利資本主義在去疆域化工人的壓力下被迫做范式轉變，但同時也指出它利用這種轉變重新獲得主動權，對工人階級重新賦值，使他們變成相對穩定的社會構成。

這也是維爾諾在《諸眾的語法》中的結論。回顧自治運動那個動亂的年代，維爾諾深知他們的斗爭尚未達到目標。他說，政治對抗只有“表面上看起來的”激進沖突，因為自治論者都曾聲明算不上是真正顛覆性的，只是對后福特制突變的一種期待。自治運動只不過是“不幸（被那些仍然等同于衰退的福特制范式的人）當作邊緣人群、寄生人群的運動來對待了”，但實際上運動不是這樣的。然而，現在維爾諾評價道，那只不過是后福特制諸眾的一個“憤怒”和“粗魯”的版本，因為他們曾老是把非社會主義的訴求（拒絕工作、廢除國家）和無產階級革命混為一談（他幽默地挖苦“許多人曾瞎扯革命”）。自治運動是一場失敗的革命，對此，后福特制的范式就是答案。

但這是一個什么樣的答案？并且后福特制時代用什么方法去實現自治運動用更直接的手段沒有能實現的目標？新的無產階級不取代工人階級，而是擴展向那些他們的勞動正在受著資本剝削的所有人群。在后福特制的經濟中，剩余價值不再提取自勞動在產品中的物化，而是存在于支付與不支付的心靈空閑時間的工作這兩者之間的差額之中，而這種心靈空閑時間的工作源源不斷地產生豐富的但不被承認的非物質勞動的果實。正如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Grundrisse）中寫的那樣，勞動活動“不再是生產過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產過程的旁邊”。諸眾被定義為一種力量。在這個定義中，同其實際生產出了什么相比更偏重于其精湛的才藝，更偏重于其潛在的（potential）生產力和生產本身。這么說，這就是比以前所獲得的更多的收獲？工人們習慣了奴性的工作，只給他們留下剛夠對身心做補充恢復的那點時間。現在他們的整個生命都是“活勞動”（live labor），一種無形的、不可分割的商品。今天所有諸眾確實都成了屏幕上的監控信號。但是機器設備卻再也不是“死勞動”（dead labor），它們是工人“活勞動”的一部分，現在“活勞動”插入“普遍智能”之中，將知識向整個公共領域傳播。工人越是具有創造性和適應性，就越能“實現自我價值”（self-valorizing），就越能將剩余的知識帶給社會。諸眾是生產過程科技突變的副產品，正如消費階層曾經是商品從物品［obejects（les choses）］轉化成符號（signs）過程中的副產品一樣。在后福特制時代，通常人際交往已成為生產合作的基礎。那么，從純粹的社會角度說，維爾諾是對的。這就是當初自治論者為了逃避勞動的奴役，盡情地體驗生活而提倡“非保障”勞動和流浪的方式所試圖達到的目的。

但從政治的角度看也正確嗎？現在諸眾在政治思想領域還是一個新的類別。那么，“政治”與自治運動相比又如何？維爾諾建議：這就是開放多元化的體驗，探索非代議制的政治形式，但是要“冷靜地、現實地”，不是立足于邊緣化的地位。從某種意義上說，諸眾通過主動參與知識社會化，最終會實現自治論的箴言——“在中心的邊緣”。不管怎樣，政治本身已經改變了。勞動、政治和智力不再分離，實際上它們已經成為可互換的，這就給了諸眾一個去政治化的外貌。一切都已成為“述行語”（performative）。維爾諾在這里出色地展現了他的主要論點，精湛才藝（藝術、創作、演講）和政治之間的類比。他們都是政治性的，因為他們都需要聽眾、觀眾或讀者，都需要一個馬克思稱為“社會合作”的公開組織的空間，還都需要一種通用語言來交流。并且，他們又都是表演，因為他們從自己身上，而不是在任何終端產品里，發現了他們自己的成就感。

我們，諸眾與帝國

不錯，這不是攻打冬宮，但自治論者也從來沒有想過要那樣的表現。當代諸眾還不是一個階級，它還不可能建立起自己的階級意識，更遑論與資本家的階級斗爭。然而，正是它作為諸眾的存在，才有別于“我們，人民”（人民總是放在國家這個基礎上的）所說的“國家形式的危機”。《諸眾的語法》用了大量篇幅詳盡地闡釋了當代生活方式不斷變化的性質，但是沒有對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危機做進一步詳細闡述，而簡單地將其歸因于“諸眾的離心特性”。在這一點上，《帝國》已有所體現。

內格里

哈特和內格里也采取“后現代”社會階級的概念，但他們通過徹底改變其規模和意識形態的視野來試圖偏移其日益增長的政治不滿。對他們來說不僅是像諸眾預示的國家形式的危機，而是目前由全球化形成的那個帝國形態的危機。帝國是一個導致重大轉變的強大的政治綜合體，這個重大轉變就是把政黨和民族國家降到從屬性角色的地位。先進的資本主義是非管制市場，它迫使現代各國將其主權轉移到一個處于優勢的實體，也就是一個由跨國公司的金字塔、跨政治組織和由僅剩的超級大國——美國領導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組成的“無首領、超國家的秩序”（美國很可能是帝國主義性質的，但是它不是帝國）。主權國失去了它的調停權，一個新的憲法程序開始出現，允許強制性國際監管的激增和擴散，以等級制、不平等對待等更復雜的形式取代國家和社會、統治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傳統的對立。因此，哈特和內格里想到的那種諸眾與維爾諾的諸眾是相當不同的類型。帝國并不是一個由后福特制經濟帶來的、強制推行跨越國界普世秩序的“劃時代的轉變”，它是通過打著舊時工人階級旗幟的全體諸眾提取到的另一種妥協。帝國，現在還呈上升趨勢，但已經寄生著自身毀滅的種子。

這是一個大膽的斷言，目的是在其基礎上撼動帝國。把維爾諾的諸眾置入帝國的核心，開創一個全新的政治范例，同時又適當地保留作為歷史動力的階級斗爭。雖然民族國家的衰落很可能會削弱革命運動，對此會引起很多人的爭論，但哈特和內格里卻強調新出現的超國界結構確實已支撐起“新的社會階層”。所以他們不會反對全球化，實際上會像自治主義贊揚美國般歡迎帝國。很明顯，他們需要一個超大的敵人將已被擊敗的意大利運動打造成全球性的對抗力量（a global counter-power）。

全球諸眾具有混合性、流動性、突變性和去疆域性，宛如后現代世界的非物質工人。然而，玄妙的是，它還應包括全球貧困者，這些貧困者已取代了處于社會底層的工人階級（傳統上，工人運動一直來不信任無組織的流氓無產階級）。貧困者并不是非物質的，在悲慘的境遇中就他們本身來說都太物質了，內格里常常籠統地喚起他們的“貧困與愛情”的好時機（kairos）。（基督教在羅馬帝國傾覆期的興起，好像帶著傳染性，廣泛傳播至大半個羅馬帝國，但類比成革命的愿望卻是成問題的。）在哈特和內格里看來，諸眾就是這種將自己從國家和政黨中擺脫出來的新的社會階級，去應對迎面撲來的帝國的挑戰。“懷著對立的情緒和渴望解放的心愿”，諸眾“必須奮力穿過帝國從另一邊出來。”

后現代的革命：我們有什么能耐？

另一邊當然要好得多。另一個例子是天堂。問題是諸眾是否有這個能耐去做這樣一個不存在的或者尚未存在的壯舉。至多，這仍然是一個嘲弄性的假設，一個調查有誰想要追隨領導的前途無量的領域。但是憑這種本質主義的概念就能輕易地“摧毀”資本這種想法卻有點難以讓人接受。與工業無產階級不同，后現代的諸眾沒有組織起“一支工人大軍”，很容易發起對抗資本或對抗帝國的那種隊伍（法國1968年5月，工人大軍也并沒有真正行動起來反對政府）。這個“另一邊”，富有詩意地說，是適合于瀕危的意識形態的全套甲胄。因為這對替代當代的帝國秩序是必要的——諸眾必須像攻城槌般奮力穿過去——不要將它的存在弄得更加實實在在的。但哈特和內格里已經忙著思考“如何能真正掀起階級斗爭的具體實例，并且進一步形成連貫性的斗爭計劃，形成一個能夠摧毀敵人的制憲權，建設一個新社會。問題實際上就在于如何才能讓諸眾把自己的軀體配置成終極目的（telos）”。

換句話說，終極目的領先于（precedes）諸眾，并多半會取代它。難怪《帝國》在美國及其民間如此受歡迎，順便說一句，大約25年前，意大利運動被殘酷鎮壓時，那里的有些人只是裝作沒看見。弗雷德里克·詹明信（Frederic Jameson）將《帝國》譽為“新世紀的第一大理論合成”，艾蒂安· 巴里巴爾（Etienne Balibar）贊揚內格里是“超馬克思主義”，認為他的著作為“階級斗爭的新目的論和戰斗性”奠定了基礎。至于斯拉沃熱·齊澤克（Slavoj Zizek），他的信念是：“如果沒有寫這本書，它終究也會被創造出來。”有可能齊澤克是對的。尼采不是說思想總是不合時宜的？

實際上，精彩的是在《帝國》中含蓄地提出諸眾全球化的問題，而不是假設諸眾是“帝國賴以存在的生產力，呼吁摧毀帝國并使這種摧毀成為必然”。這場戰爭純粹是虛構的，因此是資本的摧毀。這就是為什么他們的對抗很快具有比喻的維度，兩種信念之間的戰爭。由于諸眾就像它所生產的工件那樣是非物質的，它的外表，哈特和內格里寫道：“簡單樸素，并且還天真狂野。”它是預言性的、具有創造力的，是能被轉化成“絕對的民主權力”的一種“絕對的正向力”。甚至它的摧毀意志最終也會成為“愛和社區”。另一邊，邪惡的帝國，共同的敵人，僅僅是一個“空殼”，一個長著泥足的龐然大物，惡毒的、施虐的、操控的，一個永遠忙于“運作著絕對暴力”的掠奪者（信念必然是絕對的）。帝國的控制不過是一種“抽象、空洞的統一”，不過是靠諸眾的活力為生的一種“寄生機構”，構成其“消極的殘渣和回退”的運作。“寄生蟲會耗竭其宿主的活力，然而，也會危及到它自身的生存。”哈特和內格里推斷：“帝國權力的功能‘不可避免地與其衰落相聯系。’”那又為什么要呼吁權力對象的反向權力呢？

因為歷史等不及了。在內格里的通篇作品中有一個問題不斷重復出現，這就是決策時刻的不可約性。雖然他在“活力論者唯物主義”的傳統上花了大量口舌——尼采、柏格森、德勒茲——但“權力意志”或“生命沖動”對于精力充沛的列寧主義者來說顯然是不夠的。他寫道，這些總是要冒這樣的風險， “陷入壞透了的漫無邊際的詭辯之中：漫無邊際稀釋了決策的強度……”沒有終極目的，只有一大堆敘述，這種決策無論如何也不會有什么意義。《帝國》涉及的階級斗爭是一種原始類型的階級斗爭：斗爭去尋找階級（a struggle looking for a class）。維爾諾的恰好相反：階級尋找斗爭。但哈特和內格里已經知道他們正在尋找什么樣的階級。他們的真正目的是借力啟動革命的機器。他們引用斯賓諾莎的話：“先知產生他自己的人民。”他們想要產生自己的諸眾，但是他們并不清楚諸眾是否會工作。他們甚至坦率地承認：“現在一點也不清楚這個預言的作用是否能有效地提出我們的政治需求，形成后現代革命反對帝國的宣言……”后現代（postmodern）革命，恰如其分。這個階級斗爭也已是后現代的。

維爾諾沒有什么關于終極目的的錦囊妙計，也沒有現成的計劃方案給諸眾——當然，也沒從“另一邊”出來。這樣的事以前也已嘗試過，但結果沒那么好。為什么“后現代革命”就會有所不同？誰要是關心諸眾，就該先弄清楚它是怎么回事，從它那里可以期盼到什么，而不是從一些革命的要素來推導出它的存在模式。在維爾諾的發明清單上，最終目的是“要把政治行動從它現在的癱瘓狀態中解救出來”。《帝國》也正在嘗試這樣去做，但是無價值的戰斗不行——諸眾反擊戰……

維爾諾提出后福特制是“資本的共產主義”時，也許說到點子上了。這并不是說眼前不再會有戰斗，因為后福特制給我們帶來了“共產主義”。 戰斗總是會有的，但那不會是所謂消滅敵人的戰爭。確切地說，這種戰斗是要加強存在于資本中的某些力量，將它們與其他力量結合起來，形成一個新的共產主義系統。這就是維爾諾一直試圖提供的：一種戰斗的描述，當代生活中的一些要素最終將被動員起來，通過后福特制使一種虛擬性的藍圖得以實現。難題不在于摧毀資本或帝國——摧毀，他們說——難題在于增強自身的能力。關鍵在于這個主體有什么能耐？

“資本的共產主義”：在資本也能容納的情況下讓資本中具有盡可能多的共產主義成分：取消工作，解散國家等。但是，無論什么形狀或形式的共產主義都需要平等，而這，資本不會提供。因此，后福特制只能滿足一個虛擬的共產主義的要求。一種沒有物質平等的廣義智力的公社性。“共產主義”怎么會這樣呢？這個虛擬的共產主義足以把臣服的“人民”轉變成自由人的“諸眾”，這就是帝國正宣稱要實現的，但諸眾未必就超越第一世界而欣欣向榮，或者更低一點要求。在那些不發達國家，新的勞動階級正在通過斬盡殺絕和過度開發尋找自由。各地的不平等現象正呈指數級增長，所以就有了玩世不恭，不是特別有創意的玩世不恭。

這是沒有理由的醒悟。自治主義的優點之一就是它決不怕大聲宣稱：“我們是奢侈的先鋒。”那時，被剝削的無產階級仍被認為是革命智慧的資源庫。但是只有那些擺脫了奴役的人才敢想象真正的自由會是怎么回事。這就是意大利人在自治主義被“擊敗”前想嘗試的，那就是他們今天通過活躍的理智的辯論正在重新探索的。諸眾這個觀念就是這個正在進行的事業的一部分。這是一個我們應該能夠負擔得起的奢侈品：奢侈地想象將來我們有能力積極地把一切聯合起來。這些虛擬性帶著矛盾的、可逆的特點出現在資本之中，就是在等待著被解放。非物質工人是流動的、超脫的、隨機應變的、好奇的、投機取巧的和憤世嫉俗的，也是向著制度和習俗的；他們善于創造并通過人際交往和語言分享知識；他們多半是去政治化的，但也是不順從的。諸眾是一個“兩棲”類別，能逐步滑向“反面的發展”，或者落得一事無成，所以戰斗不斷肆虐——不是與帝國戰斗，而是它自身的內斗（within itself）。這是首次“以爭斗定義為力量合成”的戰斗，不是戰勝外部的敵人。

《諸眾的語法》封面

資本讓我們提前做設計，實在太清楚任何創造性的步驟很快會被工具化，就從內部將其轉化為二元對立，不管他們自稱如何激進，已證明方案屢屢失敗是由于他們已變得不適宜于考慮當代現實的復雜性。自治論者關于工作所假設的矛盾立場，或者哈特和內格里提出的對帝國的戰略性接受就是毫無拘束的超前思維這個奢侈品的一部分，這已成為世上擠壓在平庸低俗和自鳴得意的憂郁之中的珍品。所以沒有人會責備他們那樣想，只會責備還沒有充分展開想象就過早掉回焦躁的革命毒品的泥沼，取悅每個人，只會增強那種全身無力卻溫暖舒適的感覺。

對于資本，并不一定要去“摧毀”它。它具有足夠的自毀性，但是不像哈特和內格里所想象的那種方式。因為它從不停止觸發那些抵抗自己統治規則的因素。這是德勒茲在1991年寫的：“資本主義的歡樂足以解放人民是令人生疑的，那些老是援引社會主義血腥失敗的人似乎沒把它看作全球資本主義市場現狀的一次失敗，由于它涉及血腥的不平等，人民離開了這個市場，等等。這從美國‘革命’失敗開始，甚至從蘇聯失敗的前夕開始已經經歷了好長一段時間。這種局面和革命性的嘗試都是由資本主義本身所產生的，并且它們不會消失。”資本主義本身就是革命的，因為它不斷挑起不平等并誘發動蕩。它還不斷提供它自己類型的“共產主義”，既可當作疫苗，防止其進一步升級，也可作為超越它本身限度的激勵因素。對這兩方面，諸眾可采取這樣兩種方法來應對：吸收其沖擊，或倍增其由不可預知的方式產生的裂隙。

一個幽靈，資本的幽靈，在世界游蕩…… 

本文為《諸眾的語法》的序言，澎湃新聞經三輝圖書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