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千多年前，藉由絲綢之路，中國的經濟、文化與世界展開了廣泛交流。絲綢之路貿易與交流促進了人類文明的發展，而中醫藥貿易與中藥文化傳播是中西方交流的重要內容。11月17日，“絲路醫藥”學術論壇暨《中醫藥文化》第二屆學術工作坊在上海中醫藥大學舉辦，本次工作坊由上海中醫藥大學科技人文研究院《中醫藥文化》編輯部主辦，五十余位專家學者與會。

部分與會學者合影

會議為期一天，安排十分緊湊，分為三場專家主題報告和兩場青年論壇，議題包括絲綢之路上的藥物交流與傳播、敦煌文獻整理與訓詁、醫療活動與絲路文獻等。不同專業的學者匯聚一堂、深入交流，既深化了各領域對“絲路醫藥”的認識，又開闊了“醫藥”與“絲路”學術研究的新視野。本文選取兩篇報告詳加介紹，以饗讀者。

東西方雙向流傳的吸毒石

在中醫藥的發展史上，有不少域外藥物及其相關知識沿著陸海絲綢之路進入中土醫藥，并出現在中醫本草著作中，吸毒石就是其中一例。吸毒石在印度名為“蛇石”，據某些文獻記載，吸毒石取自毒蛇頭內，具有“吸毒”的功效，將其放在被毒蛇咬傷的地方，石頭可以把毒吸出來；再將其放在乳汁里，它又能把毒吐出來，可重復使用。又有文獻記載，吸毒石可以進行人工配制。北京大學南亞學系的陳明教授詳細考察了吸毒石在海上絲綢之路的雙向流傳過程，探究其在構建近代東西方醫學文化關系史網絡中所起的作用。

陳明教授

陳明首先介紹了印度吸毒石及其知識在西方與東方的流播過程。十七世紀中期，來自歐洲的耶穌會士等旅行者見識了印度的吸毒石，并將之帶回歐洲。在“中國的使臣”、波蘭耶穌會士卜彌格（Michael Piotr Boym）所著的《中國植物志》中，出現了歐洲人最早關于吸毒石的文字記載。此后，吸毒石的神奇功效和神秘的東方色彩，在歐洲引起了不小的反響和論爭，辯論雙方的代表人物是基歇爾和雷迪。基歇爾（Athanasius Kircher）是德國耶穌會學者，也是卜彌格的好友，卜彌格曾將他得到的吸毒石送給基歇爾，從而引發了他的研究興趣。在1667年出版的《中國圖說》中，基歇爾對吸毒石的功效做了詳細描述。雷迪（Francesco Redi）是意大利的醫生、博物學家、詩人。1664年，他在《毒蛇實驗考》一文中否認了蛇石能夠解毒的說法。雷迪被認為是近代寄生蟲學之父和實驗生物學的創始人，他對吸毒石的實驗分析標志著近代實驗解毒學的開端。

吸毒石在中國的使用主要與西來傳教的耶穌會士或方濟會士有關，這些傳教士從印度果阿、中國澳門或歐洲將吸毒石實物或相關知識帶入中國。南懷仁于1685-1688年之間撰寫的《吸毒石原由用法》是最早記載吸毒石的中文文獻，方濟會士石鐸琭（Petro de la Pi?uela）用漢文撰寫的西方本草文獻《本草補》（一卷）中也有對吸毒石的論述。二者對吸毒石的論說，被趙學敏（約1719-1805）摘錄到《本草綱目拾遺》中，從而使之成為一種中醫傳統本草視野下的域外藥物。中國學者對吸毒石也頗有興趣，主要記載吸毒石的著作有吳震芳《嶺南雜記》、陸廷燦《南村隨筆》、王丹麓《石友贊》、陳士鐸《石室秘錄》、王遜《藥性纂要》、袁棟（慢恬）《書隱叢說》、紀曉嵐《灤陽消夏錄》等。記載的文本體裁包括詩歌、筆記小說、地方志、本草書等。他們的敘述以附會吸毒石為主，用蛇角、骨篤犀等類似物品、神異故事（或親身經歷）來增強說服力。

除了歐洲和中國，陳明還詳細考察了吸毒石及其知識在日本、朝鮮的傳播過程。從整體來看，吸毒石的使用、流通和知識傳播，涉及到多種不同身份的歐亞人員的流動，包括來自歐洲的傳教士（耶穌會士、方濟各會士等）、醫生、商人、軍人與旅行者；東亞的中國文人、官員或商人；朝鮮的使臣們；日本蘭學家與商人等。而吸毒石向東、向西的流傳路徑，實際也形成了一個歐亞交互的網絡。

陳明認為，吸毒石的知識流傳與其中蘊含的宗教觀念有關。《本草補》的“吸毒石又名蛇石”條下就曾提到，原產于毒蛇頭內之吸毒石乃是上主“所以利益保存人類。逾顯造物主之愛人，節制調和各品物，順其性情，以全宇宙之美好云爾”。這段話或許能夠反映傳教士為何好用吸毒石為禮物的內在原因。吸毒石象征著天主的“愛人”，可以引領人們走向信仰之途，傳教士們將印度的吸毒石帶到各地，作為禮品或者顯示神異功能的藥物，以吸引更多當地人信仰西方的宗教。

此外，陳明著重比較了吸毒石的書寫在東亞三地的不同特色。中國文獻中涉及有關吸毒石的來源地（從小西洋到西洋）、種類變化（從兩種到一種）和對吸毒石性能認識的變化（從吸蛇蝎之毒到“治痘疹毒，瘟疹毒，傷寒”）。從現存的中國文獻來看，吸毒石更多的是在博物學的視野之內，而真正的實際用途不多，大多數的文獻是轉引，很少有新知識的加入或者創新。朝鮮人筆下的吸毒石書寫包括西洋人的禮品的饋贈、知識面授（當面的口頭描述），會出現“有料添加”的現象，即難免加上一些能令人眉飛色舞的“料”；相關的知識被燕行使臣寫入日記或筆記中，有強烈的實錄色彩，增強了可信度，讓讀者仍然有幾分虛夸的感覺。日本學者則比較巧妙地將來自荷蘭等歐洲學者的論述和中國文獻中的記載匯流，使之成為更為全面的論述，其中就包括對吸毒石的多種語言名稱的關注。

報告最后，陳明強調欲明了吸毒石在近代歐亞文化交流史上的意義，必須將其放到西洋、中國、日本和朝鮮多層互動的文化網絡中去考察。吸毒石等藥物的傳散史，正反映了當時的東西文化交流中“彼此環繞和交錯的”景象，因此，只有在以互為背景的情況下去考察，才能理解相互之間的復雜歷史和人際交錯的現象。而吸毒石知識的產生、傳播與前近代東亞知識場域的建構之間存在什么樣的關系，還值得進一步去追溯。

僧伽大師的醫術與靈異

僧伽大師是唐初由中亞入華的一名粟特高僧，中宗時曾以國師身份進駐長安薦福寺，以醫術高明而名滿京城。起初，因其醫術高明，人們稱之為觀音化身、泗州大圣，后被稱為泗州佛、泗州文佛、僧伽文佛，逐漸成為一種獨具特色的民間信仰，在中國佛教史上僅此一例。蘭州大學敦煌研究所博士生張田芳從西域醫術的角度出發，考察“僧伽成佛”這一奇特的文化現象。

張田芳博士

張田芳首先介紹了文獻所見的僧伽大師之醫術與靈異。《宋高僧傳》載：昔在長安，駙馬都尉武攸暨有疾，伽以澡罐水噀之而愈，聲振天邑。后有疾者告之，或以柳枝拂者，或令洗石師子而瘳，或擲水缾，或令謝過，驗非虛設，功不唐捐。類似的記載在還見于《太平廣記》。《神僧傳》的記載除上述內容外，還說僧伽大師居住的屋中常有奇香。

通過文獻可知，僧伽大師深諳西域醫術，他在生前不僅受到皇族青睞，也受到社會各階層的推崇。中國歷史上來華宏教者眾多，如佛圖澄、鳩摩羅什、安世高等，他們譯經甚多，影響甚大，弘法布道功德遠在僧伽之上，且世受中原官民敬信，然而成佛者只有僧伽一人。更令人稱奇的是，史書對其記載大多靈異神通之屬，不見有其他功德。這種歷史現象該如何解釋呢？

張田芳接著考察了僧伽醫術的西域淵源。醫術是域外宏教者的必備技能之一，而西域醫術往往又穿插于幻術或咒術中，所以，域外高僧多帶有神秘感而受人尊崇。唐代是西域醫學輸入中土的高峰期，中土原本所缺種種醫術、醫藥借由絲綢之路紛至沓來，西域的醫學思想在中土也得到了廣泛傳播。例如印度醫學中“萬物皆藥”的醫學思想，對中醫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唐代醫學家孫思邈就接受了這種觀念，他在其著作中擴大了藥物的種類。僧伽大師以澡罐水、柳枝、洗石師子、濯足水等為人治病，是粟特醫學重視水、以水療病特色的體現，這與粟特地區干旱、干燥的自然地理特征有關；也是“萬物皆藥”的體現，或與佛教的洗浴習俗有關，是典型的西域醫術。

此外，作為佛教徒的僧伽大師還有一項重要的治療手段，就是利用佛教咒語為人治病。佛教咒語是佛的語言，一般為梵文，僧侶在利用醫術治病時常伴有咒語，以此來彰顯“神力”。佛教傳入后，注重以消滅業力及因果報應來解釋禁咒作用，而中醫原本就將道教中的咒符作為治療疾病的手段之一，因此，佛教禁咒術與中土的巫咒文化相融合，成為中醫的一部分。禁咒之術在佛、道兩教高僧、道士使用的治療方法上，都占有極重要的位置，同時也提升了禁咒在醫學上的地位，成為僧道傳教的法器。

綜上所述，張田芳認為，僧伽大師從域外到中土及其信仰的形成，西域醫學起了主要的作用。僧伽大師生前長期活動于民間，常常利用西域醫術為人治病，積累了深厚的群眾基礎。與此同時，醫術常常伴有幻術、咒術，更使西域醫術顯得“無所不能”，成為僧伽信仰形成的潛在神秘力量。被醫者深感其神力，深信不疑，進而內化為信仰。這也是僧伽大師在各種傳記中以靈異感通而出現的原因。

會議現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