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歐洲的難民危機，不斷挑戰著“主權國家”的意涵，也沖撞著我們對人權之邊界的想象。隨之而來的歐洲不同國家的難民政策、難民融入過程中的文化沖突也漸次成為輿論戰爭的焦點。民粹主義者不斷放大難民為歐洲國家制造的問題，并把他們不斷越境的行為敘述成對更好生活條件的追尋；而左翼自由主義者在面對難民危機時的“道德受虐癖”，使其對種種癥結選擇性視而不見。作者探訪了法國和意大利邊境的難民重災區文蒂米利亞，在由志愿者組成的烏托邦式的庇護所Kesha Niya中工作多日。本文并非試圖提出任何關于難民問題的解決方案，而是嘗試由切身的考察勾勒出一個認識難民問題的方式：許多政府并未遵守他們許下的收容難民的承諾，警察在這場危機扮演了暴力機器；而難民則在任何地方都難以真正“落地”，以至于不得不陷入持續越境的困局。類似于Kesha Niya這樣與警察關系緊張的庇護組織開始涌現，志愿者們構筑著“禮物”式的烏托邦，它們能為難民庇護社區提供新的想象嗎？（本文配圖除特別標注外，均由作者李丹所攝。）

當地時間2015年6月15日，意大利文蒂米利亞，移民在試圖進入法國遭到警方拒絕后在邊境等待。視覺中國 資料圖

文蒂米利亞（Ventimiglia）是意大利境內意大利法國邊境的一個小鎮，這個名字的字面意思是離邊境二十公里，如今因成為歐洲難民危機的縮影而成名。有人這樣給它定性：無論我們在歐洲怎么說捍衛人權的話，文蒂米利亞都是一個反駁。

《衛報》描寫了這樣的諷刺性場景，在文蒂米利亞，一群衣著華麗的法國游客朝著空調巴士的方向走著，這些巴士將把他們帶回蔚藍海岸的家中，他們提著大包小包，是在文蒂米利亞這個海濱購物勝地的星期五集市上采購的東西。而離停車場只有幾步之遙的情景是：數百名來自飽受戰爭破壞地區的難民，沿著河岸露營在垃圾袋中間，他們是越來越絕望的移民隊伍的一部分，冒著地中海的風險來到歐洲，逃離戰爭尋求安全。

這是我此次要探訪的地方。

有專家這里說“比’叢林’難民營（Jungle，位于法國北部加來省、靠近英吉利海峽的難民營，歐洲最著名的難民營之一，已被政府拆除并引發激烈對抗）的情況還糟糕”，沒有清潔的飲用水，大多數人無法得到醫療救助，很多人的生理和精神健康情況都堪憂。Refugee Rights Data Project (RRDP)的研究稱文蒂米利亞是世界上最糟糕的難民定居點之一，用了“可怕的”這樣的詞匯，敦促立刻改進不人道的狀況。難民絕大多數人來自蘇丹，其次是乍得、埃塞俄比亞和厄立特里亞。我的觀察和學者的研究一致，難民中幾乎完全沒有女人和女童，據說這是意大利南部和北非的性販賣導致的結果。

我想知道這里究竟發生了什么，是什么使它成為難民危機張力最劇烈的地方，并在一天天加重。

同樣想探索的是這里神秘的志愿者組織Kesha Niya，其成員多次被警察逮捕。難民危機中志愿者組織和警察時常表現出顯著的對立關系：如“叢林”難民營被強行拆除時發生的沖突，難民和志愿者點燃了數間棚屋，向執行拆除工作的警察投擲石塊，警方以催淚瓦斯進行還擊。我所拜訪的組織就是這場沖突的見證者，它不是正式注冊的NGO，甚至沒有一個組織者，卻是文蒂米利亞所有露宿橋底的難民每天的食物來源，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扛起了維系難民社群的大旗。而成員是一群住在山里的嬉皮，探索的是一種難民庇護的新烏托邦。

在這場難民危機中，許多政府并未遵守許下的承諾，“人權”高姿態隨之落空，警察更是充當了暴力機器，其中充滿諷刺之處。當今天的難民被卡在主權國家間無處可逃的死循環中，我們看到草根志愿者和烏托邦社群艱難的努力。

初到

Kesha Niya在庫爾德語里是“沒有問題”的意思，他們的口號是“沒有邊界，就沒有問題”。成員住在法國境內靠近邊境的深山里，我先坐火車到所在的小鎮，最初是一名三四十歲左右的法國女士開著自己的車來火車站接我的，我問她你是這里的負責人嗎，她驚訝地說當然不是，這里沒有負責人。我也因此認識了副駕駛上頭發蓬亂的中東小伙，他一路上奔放地開著玩笑：“我只在我想吃鳥時殺鳥！你覺得我是瘋子？真的覺得我是瘋子？”法國女士一路狂笑，一邊在急彎很多的盤山路上狂飆，小伙告訴我他是難民，讓人分不清真假，后來得知他是來自伊拉克的庫爾德難民，和另一位來自庫爾德的難民已經在這里幫了幾周的忙。

兩個庫爾德小伙。本文照片均為李丹 攝

這里像一個家庭。后來這兩個庫爾德人離開，返回他們居住的第戎（法國城市），這是他們被“再安置”的城市，在這個跨越歐洲的“大計劃”中某種程度上算是幸運兒。他們能說英文和一些法語，我鼓勵他說他的英語已經足夠好了，他懊惱地說：“不好，法語也不好，我需要學習”，他對第戎接下來將要開設的法語課程充滿期待。他們和每個人戀戀不舍地擁抱，背起破破爛爛的背囊，要搭便車回第戎。Kesha Niya成員美國女孩叮囑：“千萬避開城市，才能搭到車！”

營地燒水的機器，看起來很蒸汽朋克。

這里有典型的普羅旺斯地區的陽光，雖然夜晚寒冷，白天可以穿短袖，很多男生都光著上身勞動。這里生活著十幾個成員，大多是長期的，少數是流動的。他們以自己的選擇體現著“上山下鄉”的初衷，盡管從蒲魯東到“68學潮”，法國的無政府主義絕非新事，但這里的面孔和能量是年輕的，他們的選擇面對的也是截然不同的處境。這里每天的工作是白天做幾百人的飯菜，傍晚開一小時的卡車翻越邊境，到文蒂米利亞給難民派發食物。另有醫療小組提著藥箱為難民提供簡單的醫療服務。

文蒂米利亞的情況極其惡劣。400到500人的難民住在紅十字會的難民營，另有200到300人就住在橋下河邊，睡在毯子和紙板上，既用河水洗漱，也在河里便溺。在上文提到的Refugee Rights Data Project的研究中，60%的受訪者表示，自從抵達意大利以來，他們遭遇了健康問題，其中44％的人認為健康問題是由不健康的生活條件而開始的。

這個橋下就是他們露宿的地方，幾乎每個傍晚都有輝煌的晚霞。

幾乎17％的受訪者將自己的健康問題描述為心理健康問題。一位來自德國的女志愿者告訴我，難民中時有爭斗發生，有時傷口化膿也得不到治療。幾乎人人都有令人震驚的經歷。獲得食物的人中，70%的人說他們每天只能吃一頓飯，這也許就是Kesha Niya晚上派發的那一頓。曾有一個來自法國尼斯的組織一周派發三次食物，但是今年夏天停止了，Kesha Niya就成了唯一派發食物的組織。

今年7月，Kesha Niya與所有難民進行了幾次會議，討論難民的幾條出路：1.徒步跨越邊境；2.沿河前進占據另一個地點，如果警方干預，進行抵抗；3.乘坐火車前往法國邊境；4.去紅十字會，但立刻被所有人否定。第一種選擇迅速成為最受歡迎的選擇。

Kesha Niya提醒難民每個選擇所隱含的風險。跨境要冒的險包括：直接被驅逐到意大利南部，受到警察的人身虐待，甚至可能將其驅逐到原籍國——這已經發生在一些蘇丹難民身上，一年前他們在邊境進行了一次抗議，之后被驅逐。“無論他們選擇了什么，我們向他們保證，我們將采取堅定的行動，盡一切努力提供支持。”

難民為什么要跨境？

在文蒂米利亞，難民時常受到當地民眾的種族歧視性辱罵，被告知不受歡迎。在他們走過人行道時，居民會從陽臺上向他們扔水桶。還有人說，因為他們是難民，在市中心被拒絕飲水。

對于龐大的難民群體而言，無人會把意大利當做想要停留的地方。在意大利經濟不景氣的背景下，意大利人本身已經在遭受著高失業率危機，更不可能讓難民群體找到工作。這個國家對難民來說是失業和融入困難的代名詞，許多人在這里陷入饑餓和疾病。在我和難民的交談中，他們也紛紛表示對留在此地的絕望。

移民政策專家介紹，在意大利和德國，申請到難民地位的人都有權享有與公民相同的權利。 在德國，這意味著獲得社會福利、兒童福利、經濟支持、語言課程和其他幫助融入社會的援助。 在意大利，情況則完全不同，“意大利的社會制度甚至對意大利公民也不好” ，如果一個人從來沒有工作過，就沒有得到失業救濟金的權利。對于難民來說，不會講意大利語，是很難找到工作的，而與其他國家不同，在意大利鮮有針對難民的語言課程。

在意大利，幫助難民的工作主要由政府外包給意大利各地的慈善機構、個人、公司和合作方。有人住在集中的難民營，有人被送到較小的物業：酒店經理和餐館業主會把他們的可用空間改造成住房。這是一個利潤極其豐厚的業務：每接納一個成年人每天能拿到35歐。如果一個人每年容納100人，一個經營住所的人可以得到128萬歐元。黑手黨都放話了：做難民生意利潤比販毒還高。難民幫助志愿者向媒體控訴，“難民生意”已經被犯罪組織滲透，尤其在黑手黨勢力較強的意大利南部。

類似這樣的事情見諸報端：一個飯店里住了300個難民，讓他們擠在同一個空間；一個本來能住兩三人的酒店房間里擺上雙層板床，讓六七個難民住在里面；移民庇護所的擁有者讓難民到自己到底農場工作，一天干12個小時，工資僅為10歐。“很多雇主不把非洲人當人對待，而是當做動物，覺得只要給吃的給水就夠了。”

在意大利，申請難民庇護要經過難以忍受的漫長等待，難民本應在到達后的60天內接受當地移民局的面試，但是大多數人需要等上6到8個月，面試后再等6個月才能得到答案。這期間，他們不準工作或離開這個國家。難民幫助志愿者說：“這是一段很長的時間，因為他們停留的時間越長，意大利政府就能從歐盟拿到更多的錢，庇護所擁有者就能從意大利政府手中拿到更多的錢。”很多時候，這樣的情況不僅是由于缺乏組織，而成了人為的故意操作。不得以，越來越多的人把希望寄托在相鄰的法國。

法國的緊急狀態和邊界關閉

文蒂米利亞是從意大利進入法國的最著名的中轉站，但自從2015年法國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并關閉邊境以來，進入法國就變得越來越困難。本來是反恐的臨時措施，卻一再延長成為兩年間阻攔難民這一弱勢群體的工具。關閉邊境意味著難民們不再試圖乘火車進入法國，而是開始在深山中的“死亡通道”或高速公路隧道碰運氣。這個“死亡通道”也是二戰期間意大利的猶太人逃離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權的通道。

我們每天的工作還包括到文蒂米利亞的火車站和海灘搜尋新到的難民，告訴他們我們每晚在一大型超市旁免費派發食物且不查證件。這一行動有微妙之處，因為成員在確定對方需要幫助之前，暴露組織的信息其實是有風險的，而不是每次溝通都是順暢的。一天，我們在火車站前面的花壇處碰到了出現在前一天新聞上的受傷難民。報紙上說他們自己摔傷了，而他們告訴我們，真相是法國警察把他們摔在了石頭上，還有兩個同伴死亡。

中間的即出現在新聞的受傷難民。

當研究者詢問難民經過文蒂米利亞面臨的最大風險時，絕大多數人提到與過境有關的危險（75％）。令人驚訝的是，43％的受訪者知道至少一名在意大利或法國邊境死亡的難民。37％的人認為道路交通事故是死亡的原因，大約10％的受訪者認為健康問題是其原因，8％的人表示死亡是由于警方的暴力行為造成的，3％的人認為死亡是由自殺造成的。報告還發現，越過邊界的人身危險以及警察暴行是對難民的主要威脅，超過一半（53％）的調查對象在法國邊境遭受過法國警察的暴力。

后來有許許多多的難民跟我們訴說相關的經歷。

法國警察在山中甚至會動用無人機和警犬進行追蹤。難民白天躲在鐵路橋梁的矮樹叢或拱門里，吃野生無花果或者隨身攜帶的任何食物來充饑。一旦被捕，他們將被帶回邊界，交給意大利警察，后者將他們送到移民中心。Kesha Niya給難民的建議是，即使遭遇了警察，也最好不要和警察過多交談，“說的話常容易被利用”。

許多受訪者回憶說在邊界遭受催淚瓦斯的襲擊。根據上述報告的記錄，來自蘇丹的一名18歲的學生說：“當我越過邊境時，他們抓住我打我，噴了催淚瓦斯。 這是邊界最糟糕的事情。”另一名18歲的蘇丹人說：“我的右肩被打破了，我的脖子被法國警方在邊界打傷。在文蒂米利亞，我的鼻子在火車站被意大利警察打斷。”

從兩年前的巴黎巴塔克蘭劇院等恐襲以來，法國的緊急狀態一直備受爭議，這一極端安全措施在歷史上只使用過三次。除了可以實施宵禁、禁止游行集會、關閉公共場所、實施交通管制外，安全部門還可以在沒有司法批準的情況下隨意檢查個人身份、包裹、行李、汽車后備箱等。

兩年時間內，緊急狀態被六次延長，緊急狀態已成常態。反對派、人權組織、知識分子一直在表示憤怒：法國部分人群會因為宗教信仰或出身的原因處境更為艱難。內政部長科隆曾表示，法國不能總處于非常狀態，“緊急狀態的持續時間已經超出阿爾及利亞戰爭時期了”。于是今年十月，在公眾的持續爭議中，法國國民議會通過了“加強國內安全和打擊恐怖主義”的法案，新法案在11月1日起取代“緊急狀態”。本來的“申根法”允許在沿邊界以內20公里，以及港口、機場和開放國際運輸的鐵路或公路車站進行6個小時的身份檢查。而新法案將這些檢查的持續時間延長至12小時，并將范圍延伸到車站的站臺。

文蒂米利亞街景，中間的是火車站。

法國警察每天都在文蒂米利亞火車站搜查火車并對跨越邊境的難民進行拘留。從意大利邊境摸上從意大利開往法國的火車入境只需幾分鐘，因為火車會經過難民們露營的河岸，但是這幾分鐘的時間，已足夠法國警察在車廂里巡邏，把任何看上去像是難民的人從到達法國的第一站——整潔體面的著名海濱小鎮芒通（Menton）押解下去，趁著火車還未穿過富裕的摩納哥公國，到達時髦的戛納，難民已經被遣送回意大利了。

Kesha Niya接受的捐助的衣物，一個帶子上印著芒通小鎮的體面風景，芒通已經成為成功越境的象征。 

仍然有人不斷地問志愿者從哪里可以搭火車到摩納哥，一個食物派發結束后的夜晚，Kesha Niya成員荷蘭女孩無奈地說起這一點，她只能告訴難民這行不通。

事實上，把已經踏上法國土地的孩子遣送回去是違反歐洲規定的，而法國一直做著這樣的事。還給難民兒童提供虛假信息，跟他們撒謊說：“你不了解這里的規則：你不能留在法國。”這是對緊急狀態的濫用。

利比亞難民告訴我，蛇頭現在的要價是150歐。邊境的關閉驅使人們嘗試危險的山路和致命的高速公路路線，這種情況也使許多人處于蛇頭的控制之下。

南蘇丹難民

一位“世界援救組織”（Intersos）的醫生這么說：“對文蒂米利亞許多難民來說，利比亞是他們經過地獄的通道。我從他們那里聽到的故事是可怕的。他們成功通過了利比亞，現在指望著穿越這條二戰期間意大利的猶太人逃離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權的這條山間通道，這條通道曾經對意大利的猶太人來說意味著安全，而對于今天的難民卻是未知的，他們所能做的只有等待。他們被困在的邊界正是歐盟的兩位創始國之間，而這兩個國家都贊同人權公約。”

困境中的蘇丹難民。

一位難民在RT的采訪中說，他必須向蛇頭支付3000美元（大約2600歐元），從利比亞穿過地中海進入意大利，這是自2014年以來約有50萬人遇難的危險旅程。“如果你不付錢，他們可以用槍把你打死，也可以砍掉你的腿，也許會割下你的手。”

難民大多來自南蘇丹，南蘇丹內戰使近400萬人流離失所，估計死亡人數超過了30萬。到意大利之前，他們需要穿越利比亞的沙漠，那里恐怖分子出沒，幾乎每個人都會遇到。

由于中國對南蘇丹的援建項目和石油合作，眼前的蘇丹人似乎都對中國人抱有好感，至少是熟悉感。我所到之處常聽到一片詢問：“中國人嗎？”一個人蘇丹人在夜色里吵我興奮地喊著：“孔子！”，他是一個工程師，在蘇丹曾和中國人一起工作。

他在利比亞被恐怖分子搶過兩次，然后水路到達西西里，心中的目標是英國。他和他的伙伴被困在法國邊境面前，一個試了三次，一個試了四次，都失敗了。他向我透露，要想到英國，除了加來之外，還有一條路是經過比利時的

一個男孩跑過來誠懇地說：“我多年輕，你知道嗎，我只有17歲。”能感覺到他迫切想要學習的愿望，他說著蹩腳的英語，“我想學英語，想學法語，語言太重要了，我這么大年齡的人需要的是上學啊，在意大利，在西西里，在這里，每天有吃的，但我最需要的不是吃的！我有朋友在英國、法國，我想和他們一樣讀書。”

一個難民說他們六個人剛剛結束幾個小時的徒步，遇到警察，“還準備試”。這幾乎是每個人的相同的故事。

文蒂米利亞海灘的傍晚。

文蒂米利亞是一個非常美麗的小鎮，每晚都有壯美的晚霞，加了我whatsapp的難民小伙伴也過來跟我說他剛試了一次又失敗了。昨晚出發，走了一條不同的路，還是不行，他剛剛回來。絕望的人生，身后是血色的夕陽。

這個時候還會有很多難民坐在海邊看夕陽，夕陽美得連糙漢子都會被震懾，但他們呆坐其中的是一處非常布爾喬亞的風景。遠處山上有五顏六色的意大利風格建筑，清澈充沛的海水拍岸，每天我們在這里都會碰到新來的人，火車站也是，越來越多的人聚集。

Kesha Niya成員羅馬尼亞男孩走向幾個坐在海邊的難民模樣的人。

有一天碰到一個傳奇人物，見到我就開始飆中文，一句句非常流利，充滿喜感，讓我驚訝。這個蘇丹難民是一名軍官，曾在中國呆了三年，學習制造武器，“我懂很多技術，從直升機到槍”。他去過天津，喜歡長江，覺得中國比意大利好，“中國干凈，東西都是新的，人們走路都特別快”。后來因為拒絕參戰，他被投入監獄一年，出來后繼續拒絕，兩年被禁止出境，之后想方設法一個人逃了出來，而家人和孩子此刻還在達爾富爾。他有朋友在利物浦，而他夢想的是能去德國從事機械制造的工作。還會有難民來道謝。在火車站遇見的一個人吃完派發的食物過來問我還認識他嗎，他彬彬有禮地說：我吃好了，謝謝女士。

誰來幫助難民？

在文蒂米利亞的火車站前，當我們告訴難民我們的食物派發馬上就要開始了，讓他們過去，一個腿腳不便的難民提出能否順便坐法國女孩Q的車過去了。Q拒絕了。被警察看到要冒很大的風險，但Q的解釋讓我驚訝，如果要冒險，不如解決大的問題，比如幫一個難民過夜。

Q看上去文靜纖細，戴著眼鏡，頭發蓬亂，其實非常有主見，她開著自己的車來到這里，經常嘴里叼著一根煙，她車里塞著一本講墨西哥薩帕塔游擊隊的書，我問她去過嗎，她說去過。

近年來，太多試圖幫助難民的人成為了受害者。法國農民Cédric Herrou多次被捕，今年2月被罰款3000歐元，因為他幫助難民從意大利過境，并將他們藏在自己家，Herrou案已成為一個著名的案子，這個低調的橄欖種植者和堅定地表示，他將繼續幫助從意大利過境的非洲難民在法國尋求庇護。今年夏天，Herrou被判處四個月監禁，緩期五年執行。

法國農民Cédric Herrou，他也因此受到很多人的支持。圖片來自網絡

幫助越境無疑充滿爭議，也不屬于Kesha Niya的議程。但甚至連派發食物的行為都受到限制，文蒂米利亞政府采取的立場是強硬的，去年的規定是：任何人被抓到給移民提供食物，將處以200歐的罰款。Kesha Niya成員英國老伯告訴我，當今年春天他們來到這里時，不得不打游擊戰，偷偷摸摸地給難民分發食物，每次在不同的地點，發完就迅速離開。

今年四月，在停車場分發食物開始被允許。成員只是每天慶幸于今天沒有警察的騷擾，并不知道這種狀況能持續到什么時候。

幾百難民選擇不住在紅十字會難民營，而是睡在河邊，是因為他們不想登記指紋。盡管按照歐盟的規定，尋求庇護的人應該在到達的第一個國家登記指紋。但是難民們都會登記指紋心存疑慮，而且他們都不想在此久留，惦記著法國。很多人不信任紅十字會，有傳言說里面有傳染病。還有人告訴我紅十字會難民營因為男性多女性少而產生的性危險。此外，因為里面條件并不好，有的人即使注冊了也不愿住在那里，寧愿住在橋底。

里面的食物很差，羅馬尼亞男孩有過各個國家的難民幫助經驗，他告訴我：“哪里都一樣，西班牙也是，其實來的人越多他們機構得到的錢越多。”他們會雇傭醫生，但文蒂米利亞的醫生每天只工作兩小時。德國女孩說Kesha Niya不會停止發食物，一天都不會，除非完全確定另一個組織今天會來發。

目前意大利和法國互相指責，意大利抱怨歐盟不顧“南方國家”的困難，讓意大利獨自承受難民壓力，法國警察則指責意大利警察阻止難民跨越邊境不力。

今年從年初到夏天就有9萬多難民從海路到達意大利，比去年人數上漲了17%。意大利甚至威脅要對人道主義救助船只關閉港口，后者指的是從地中海沉船上救援難民的船只，意大利希望它們重新定向開往其他國家。歐盟委員會支持意大利的呼吁，稱巴塞羅那和馬賽的港口也可以接收移民船，但西班牙和法國對這個想法沒有任何熱情。

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菲利波·格蘭迪（Filippo Grandi）年中曾表示，意大利需要歐盟的更多幫助。“意大利眼前發生的事情是一場悲劇，歐洲需要一個’緊急分配制度’和擴大接納尋求庇護者的合法渠道。”

歐洲四分五裂。 波蘭和匈牙利拒絕接受難民；捷克最初接受了12人，但從此砰的一聲關上了門。歐盟委員會已經開始對這三個國家采取法律行動。意大利和希臘這兩個所謂的“前線國家”，與北部的鄰國特別是法國和奧地利立場難以統一。法國沒有達到歐盟“再安置計劃”的配額，曾有NGO起訴政府難民救助工作在各方面的不到位。在極右和新納粹崛起的背景下，奧地利在付錢給難民離開。維也納政府表示，如果意大利為移民簽發臨時旅行簽證，他們將關閉布倫納山口處的奧意邊境。

新的難民危機還正在演變成一場關于國家主權的、歐盟范圍內的戰斗。 匈牙利右翼總理維克多?奧爾班表示，他將“不屈服于來自布魯塞爾的勒索”。 波蘭右翼更是鼓吹右翼的典型言論：大多數難民并不真正害怕迫害，他們只是謀求更好生活的經濟移民。他們稱歐盟的“再安置計劃”在鼓勵更多的移民。

《衛報》稱在文蒂米利亞唯一善意的姿勢來自摩納哥的阿爾伯特王子，他資助了一個由紅十字會志愿者組成的信息中心。我們發現這個信息中心時開時不開，前一陣子一度關閉。他們還用公交把到達火車站的移民送往城市邊緣的難民“歡迎中心”。但悲觀主義者可能得出這樣的結論：這只是一個讓移民遠離他富裕城邦的策略。

進了法國后是天堂嗎？

Kesha Niya本來是一個在敦刻爾克的組織，離開的原因是“那里成了噩夢”。法國警察對“叢林”難民生存狀況不聞不問，除女性之外，這里的未成年人也得不到保護，被報道的就有7名少年被強奸，罪犯卻逍遙法外。

成員向我講述，去年圣誕在一次對抗中，警察把所有志愿者趕出難民營，關起門來向難民發射橡皮子彈，但遺漏了營地中心廚房的幾個K志愿者，他們把整個過程拍下來放在了網上。“那里變得特別可怕，每天有強奸發生，警察也不好好地管和查，后來發生了三個難民試圖強奸Kesha Niya的一名志愿者的事件，因為不再能保證志愿者的安全，所以我們離開了。”后來發生的事每個看新聞的人都知道，政府清走了“叢林”。“還記得著名的大火的新聞嗎？我們都覺得非常可疑，也許不是難民而是警察縱的火，這樣就可以進一步清除難民營了。”

“叢林”被拆除之后，成千上萬的移民被派往法國各地的接待中心。媒體這樣說：“這就是法國政府正在做的事：豎起高墻，關閉難民營，使難民陷于limbo。”

不得不再次提起那個龐大的“再安置計劃”。根據2015年歐洲議會通過的提案，16萬入境意大利、希臘和匈牙利的難民，將由歐盟成員國參考人口規模、國內生產總值、難民申請數量、失業率等權重強制性分攤接收。成員國每接收一名轉移安置的難民，可獲得6000歐元的補助；無法參與接收難民的成員國，可能會被要求向歐盟作出最高占國內生產總值0.002%的財務補償。如今這個計劃變成一紙空談。

一個來自荷蘭的志愿者女孩總是充滿憤怒，當大家聊起“再安置計劃”，她幾乎憤怒得要咆哮：這個計劃虛偽、惡心。另一個荷蘭女孩說起荷蘭的“再安置計劃”，“被再安置到荷蘭的難民都會很開心，再安置到羅馬尼亞的則會非常悲傷。”

許多難民向我訴說了對意大利的厭倦和對法國的渴望。可到了法國又怎樣呢？2016年，有5800多名蘇丹人在法國申請庇護，約有百分之三十七被接受。單身男性獲得避難的機會很小。

如果獲得批準，這些幸運兒會被安置到類似Les Minguettes這樣的公房。以Les Minguettes為例，這是里昂郊區一個被法國白人遺棄的社區，一批建于70年代的17層樓建筑，一直用來容納法國工人階級和北非移民。隨著時間的流逝，這里成為了高青年失業率、高失學率以及社會邊緣生活所有弊端的中心。現在是數千名蘇丹人、土耳其人和阿富汗人的家園，名聲是暴力、毒品和犯罪。據說雇主們不會雇傭住址填寫在這里的人。于是很多絕望、疲憊的難民又把希望投向英國，開始北上到加來等待偷渡到英國的機會。這樣，“叢林”又在“死灰復燃”。

意大利的難民渴望著法國，法國的難民渴望著英國，他們都為此付出了血的代價。

英國女孩久已離開家鄉，在世界各地過著做志愿者的生活，好看的花裙子上有磨損的破洞，她和美國男友輾轉來到這里。難民經常跟她說想去英國：看過照片，知道那里好。“但我知道那里并不美好，可是我怎么跟他們說呢？怎么能打碎他們的夢？也許這就是一個階級問題，我家是工人階級，很窮，所以經歷了很多不公的對待。難民也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