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炳棣捐贈藏書一事，始于我任“中研院”博士后之時。2012年初，我從史語所范毅軍先生處得知何先生身體有恙。先生自知不起，將手稿稍事整理，托史語所何漢威及范毅軍先生代為發表。是時，我僅見過何先生兩面，未嘗得聞先生事跡，也不知其治學處事之風，至今思之，仍不免抱憾于心。

我在“中研院”的時候，主要關注何先生手稿的整理。《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論》由聯經出版社整理、編輯而成，我也替何先生寫了他的小傳和《史論》評介，茲將先生小傳和評介檢附如下。

何柄棣小傳：

何炳棣，浙江金華人。1917年生于天津，2012年卒于加州，享壽九十有五。

先生于1934年轉至清華大學，一窺中西史哲學門徑。1938年，再入燕京大學，為歷史系研究生。1943年再試第六屆清華庚款留美公費考試，取魁西洋史；于1945年始赴哥倫比亞大學就讀。留哥期間，師從英史巨擘John Brebner，研修近代英國農業經濟史。1948年完成博士候選人口試，赴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任講師；隔三年，獲得哥大史學博士學位。

1952年，先生轉治國史，鉆研明清人口財稅史，1962年，轉任芝加哥大學正教授，主授明清史，研究視野回溯至上古、中古、甚至考古，研究興趣更趨多元，分治城市史、文化史、農業史。先生治史之廣、研究之精，于1966年，榮獲中央研究院第六屆人文組院士。更于1974年當選亞洲學會（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副會長，來年任會長，至今仍為唯一的華裔會長。

1987年，先生致休，轉于加州大學爾灣分校任訪問教授，并于1991年再休，閑居爾灣左近，再拓先秦思想、制度、宗教研究，致休二十余年，講學筆耕不輟。先生畢生未仕，窮究國史，秉性狷介，不染迎合阿諛惡習；其《讀史閱世六十年》足為后世立身治史借鑒。

《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論》簡介：

《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論》可謂先生致休二十年研究之大成。先生初治近代英國農經史，再入明清人口財政史，最后總結上古中國農業文明起源；自十九世紀始，至紀元前五千年終，中國史學界尚無出其右者。

先生畢生“久久不跳進思想史”，認為“如果自青年即專攻思想史，一生對史料的類型及范疇可能都缺乏至少必要的了解，以致長期的研究寫作都空懸于政治、社會、經濟制度之上而不能著地。”

先生治學，自詡“扎硬寨、打死仗”，“攻堅”則以“考據”為先。以考據為功的思想史，不同于“當代大多數思想史家所關心的，往往僅是對古人哲學觀念的現代詮釋，甚或‘出脫’及‘美化’，置兩千年政治制度、經濟、社會、深層意識的‘阻力’于不顧。”

馮友蘭有云：“敘述一時代一民族之歷史而不及其哲學，則如‘畫龍不點睛’。”先生積四十年之經驗，窮究中國明清至上古農經制度，告誡后學“不畫龍身，龍睛從何點起？”。“龍身”者，中國政經社會制度；“龍睛”者，中國文哲思想體系也。致休后，“一往直前，義無反顧”，“踏進先秦思想、制度、宗教、文化的古原野”，積四十年畫“龍身”之學，點五千年中華“宗法基因”之“龍睛”，斯書可謂矣。

2012年初，何先生棄世，由于此前有過合作，何家人至“中研院”辦理何先生追思會時，仍由我來翻譯何可約寫的紀念文，雖然現在譯文已找不到了，但是我對何先生愛看納達爾打網球的趣事，仍是印象深刻。

2013年，我經范毅軍先生介紹，準備至上海交大歷史系任教。在我赴上海之前，范先生對我說：我沒什么禮物送你，就送你一份大功勞，讓你去交大時臉上好看一點，現在何先生的藏書在加州，個人書信和檔案要留給史語所，但是藏書讓你處理，送給交大歷史系。我一向熟悉國際貨運業務，當時滿口答應，但是沒想到，這件事一直把我折騰到2016年底。

現在回想起，有三大難點：一、進口圖書；二、付款；三、運回上海。

一、進口圖書

我2013年10月到交大任職時，贈書事宜由蔣勤負責協調。我在2014年接手此事，當時最大的問題是，這批書已打包完畢，而且堆在棧板上，準備走海運到上海，但何家人以為是用進出口的方式運送（何家人是好意，郵寄海運實在太貴），所以就存放在倉庫，等著起重機搬運到貨柜中去。

為接收這批贈書，我們雖然也向上海市外事辦申請了批件（2014年7月21日），當時窒礙難行之處是，上海交大不具備進口圖書的資格，所以我建議找一家貿易公司代為進口。沒有想到，圖書進口是如此困難，我到處打電話詢問，每家貿易公司都答復不能進口。不知打了多少電話，才有一家公司和我說，一定要去找中國圖書進出口公司。

我馬上一通電話打給中國圖書進出口公司，接洽方告訴我需要哪些準備事項，而最大的問題是，需要一張書單。何家人說，不可能，沒人愿意再把打包好的棧板上的大紙箱打開，但是我們可以把以前家父整理好的清單給你們。所以我就和蔣勤商量，根據何家人提供的清單，再找幾個學生一起合作，整理一份書單，交給中國圖書進出口公司。

三周后，這份書單整理完成，我高興地將之交給中國圖書進出口公司，結果，接洽方看過之后說：很多書不可能進口。我問：哪幾本書你覺得有問題？對方舉出幾本中文書，我說：這些都是大陸出版的，出版都可以，怎么不能進口？他說：怎么可能，中國政府不可能允許出版這些書。我拍了一張出版頁給他看，他沉默了一下，說：要進口可以，必須與中國圖書進出口公司進口的書籍一起抵達中國，要用空運。我問：難道你們的書都是空運進來的嗎？他說：我們很重視進口圖書的實時性，所以一定是空運。我當時聽了，真是啞口無言。

之后，我與蔣勤、曹樹基商量怎么辦，因為空運真的很貴。三個棧板的空運價是根本不可能算清楚的，因為空運不按體積而是按重量來算，但是我以過去貨運的經驗預估，最多不會超過十萬。曹先生認為，十萬就十萬，也不是很貴。這樣一來，我的底氣就足了，馬上打電話給圖書進出口公司：空運就空運，沒問題！接洽方一聽，問：你們的批文呢？我說：我們有上海市外事辦的批文。接洽方就說：那沒有用的，你要帶著你的書單去北京申請批文，十天半個月批文也不會下來。我一聽，頓時暴怒：你不早說，玩我兩個月很好玩嗎！

于是，我向蔣勤、曹先生建議：不管了，先運到臺灣，我們再從臺灣慢慢運回上海吧！

二、付款

一旦決定要運到臺灣，就開始準備付款事宜。

當時要付兩筆款項：一、從加州到臺灣的運費；二、何家人的打包收藏費（3892.4美元）。第一筆錢，我打算讓“中研院”史語所出。我打電話給史語所黃進興所長和范先生說：我們實在找不出辦法從加州直接運到上海，現在打算將所有書籍和信函（信函屬于史語所）一起運到臺灣，然后書籍寄放在史語所，我慢慢從臺灣用愚公移山的方式搬回上海。黃所長概然允諾，此事他一力承擔，地點、運費都沒有問題。

但問題就出在何家人的打包收藏費。

何家人已經等不及了。從2013年開始，一直到2015年7月，書籍的儲藏費一天天地增加，我們卻一天天都沒有回音。他們寫來一封措辭十分強硬的信件，要求我方務必先把三千八百美金匯到貨運倉儲公司，才同意放行書籍。但是我們不可能要求學校先把美元匯給何家人，我也不好意思再找黃進興或范毅軍去借錢，就和蔣勤、李玉尚商量，我們先湊點錢匯給何家人，蔣勤還把自己的理財產品賣了。現金匯出之后，時隔大半年，學校終于把錢補給我們三人，李先生還因為匯差賺了一點！

三、運回上海

2015年底，兩棧板的何先生藏書和一棧板信函抵達“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我開始想辦法將這兩棧板的書運到臺灣。為了確保可以用郵寄（不是進出口）的方式運到上海，我向范毅軍的地理信息科學專題研究中心團隊提了一個很不近人情的要求，請他們把每本書的版權頁拍給我，我需要編一份正確的書目，再重新打包，把書目附在紙箱外，寄到上海。這件事情，足足折騰了范毅軍的團隊長達四個月之久。

拿到版權頁后，我一看，確實很多珍貴書籍和珍本，就和好朋友侯彥伯合計，將這些書用人力的方式運回來，然后把其他的書郵寄回來。所以從2015年12月開始，到2016年8月，我和侯彥伯回了臺灣四次，每次兩人都帶了五十公斤的書回上海。運了兩百公斤后，我找了幾個學生（蔡誠、王銘彥、顧維方，徐盼），加上我和侯彥伯，打算在暑假搞定這件事。

重新打包后，共有八十箱書籍（每箱大約二十五公斤，我和侯彥伯還特意找了磅秤來稱重）。暑假前一個月，我和侯彥伯把重新打包和貼書目的事全部搞定，又寄出了四十箱。最后一次，我和侯彥伯，加上王銘彥、顧維方和徐盼，把最后四十箱書搬到“中研院”郵局時，已經超過下午五點，郵局員工本來已打算下班，但是我再三向郵局員工保證，我們這些怪人不會再出現了，“中研院”郵局才讓我們當天把這些書寄了出去。

2016年11月，每一箱書都安全送達上海交大人文學院，折磨我三年的何炳棣藏書捐贈事宜正式結束。時隔一年，我終于可以向各位述說這段曲折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