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有覺悟的工人，不管他來到哪個國家，不管命運把他拋到哪里，不管他怎樣感到自己是異邦人，言語不通，舉目無親，遠離祖國，——他都可以憑《國際歌》的熟悉的曲調，給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span>

——列寧，《歐仁·鮑狄埃（為紀念他逝世25周年而作）》

一百年前，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不僅僅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同時也把《國際歌》的激昂旋律帶到了中國。歌詞的前兩句“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經過數十年的傳播流布更是在中國人盡皆知。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受苦的人”一詞的譯者并不是大名鼎鼎的瞿秋白或是蕭三，而是詩人沈寶基先生（1908-2002）。

眾所周知，《國際歌》的第一個中譯本來自于瞿秋白?？墒窃?923年刊載于《新青年》季刊第一期的瞿譯本中，《國際歌》的第一句被譯作“起來，受污辱咒罵的！起來，天下饑寒的奴隸！”這不僅與當下通行的譯本用詞不同，而且語序也有所顛倒。而另一版著名的《國際歌》中譯本則出自蕭三之手，于1926年刊載在國民革命軍第三軍政治部的傳單上。在蕭譯本中，《國際歌》的前兩句則被譯為“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起來，全世界上的罪人！”顯然，與瞿譯本相比，蕭譯本與當下通行譯本更為接近?？稍谧顬殛P鍵的les damnés一詞上，蕭譯本中“罪人”的譯法仍與現譯本中“受苦的人”的譯法有所不同。事實上，第一個主張把les damnés譯作“受苦的人”的正是建國后第一個翻譯出《巴黎公社詩選》的沈寶基。

在1998年接受佘協斌訪談時，沈寶基回憶道：“蕭三的修訂譯文最為通達，影響也最大。但是他的譯文中有一句不能令人滿意，就是第二句：‘起來，全世界的罪人！’我在1956年翻譯《巴黎公社詩選》時，發現這一句譯得不妥，于是在‘罪人’兩字的基礎上改為‘受罪的人’。1962年，由中國音樂家協會、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組織專家集體修訂時，我又建議改為‘受苦的人’，此處還改動了蕭譯其他幾處地方，使之成為現在傳唱的歌詞。”（見佘協斌：《法漢翻譯研究》，2003年版，第294頁）而施蟄存在晚年也曾提到沈寶基將“罪人”改為“受苦的人”得到了周恩來總理的首肯，并將其譽為“重大貢獻”。（施蟄存的回憶，見何振華：“百年沈寶基”，載《新民晚報》2007年11月13日）可事到如今，人們談起《國際歌》的中譯本時往往只會想到瞿秋白或是蕭三（甚至時空錯置地稱瞿秋白是哼著“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走向刑場），卻絕少有人會提到沈寶基。

從這個角度來看，沈寶基似乎亦可算是一位“受苦的人”。只不過這“苦”并非《國際歌》中的階級壓迫之苦，而是一生成就不得承認之苦——特別是與他在里昂中法大學留學期間的摯友戴望舒相比。戴稍長沈三歲，兩人當年經常在沈寶基家中切磋詩藝。來了興致時，戴望舒甚至會當著沈寶基的面手舞足蹈地朗誦起自己的詩歌來。而戴望舒對于沈寶基的才華也極為欣賞，特別是后者對于波德萊爾《惡之花》的譯介。早在1947年，戴望舒便在《〈惡之花〉掇英譯后記》一書中寫道，“波特萊爾在中國是聞名已久的，但是……詩譯出的極少?？勺x的更不多。可以令人滿意的有梁宗岱、卞之琳、沈寶基三位先生的翻譯。”但后來戴望舒以及其眼中與沈寶基并峙的卞之琳與梁宗岱三人俱聲名遠揚，唯有沈寶基一人雖享壽最久卻也最寂寂無聞。

事實上，除了戴望舒之外，沈寶基與當時另一位求學里昂的中國學子也有著罕為人知的交誼——這就是就讀于里昂美術專科學校的常書鴻。二人關系之緊密從筆者所藏的一本常書鴻早年簽贈本中便可管窺一二。

留法時期的張敬惠

這本名為《當媽媽的藝術》（L’Art d’etre Maman）的書的扉頁上題有贈語——“寶基、敬惠惠存，書鴻、芝秀敬贈，一九三四，二月三日，里昂”。此處的“敬惠”當指沈寶基之妻張敬惠，而“芝秀”則無疑是民國名媛、常書鴻的第一任妻子陳芝秀。從夫妻贈夫妻便可見出兩家關系之緊密，而更為有趣的則是所贈書籍之內容。照常理，藝術家贈詩人之書當為藝術類著作，可這本書卻顯然與家政相關——唯一可能的解釋便是沈寶基夫婦此時有得子之喜。果不其然，循此線索，筆者檢得沈寶基先生之子沈今聲正出生于1934年。故此書無疑應是當時正從巴黎趕回里昂參加1934年春季沙龍的常書鴻夫婦祝賀摯友沈寶基夫婦喜得貴子的賀禮。更值得一提的是，沈今聲后來成為一名專業舞蹈攝影家（楊麗萍最著名的舞蹈照片《雀之靈》正是沈今聲于1989年所攝），用自己的鏡頭捕捉下了父親當初詩句里的畫面——“你的手，是要采摘風的笑，還是天上的星呢？”（沈寶基，《舞蹈》）

而就在兒子沈今聲出生的這一年，沈寶基也完成了其在里昂中法大學的畢業論文——《〈西廂記〉研究》，并于同年4月歸國任教于北平中法大學。抗戰爆發后，他又與鮑文蔚、曾覺之等一起主持創辦了《法文研究》雜志，在中國的法國文學研究界樹立起一面旗幟。1949年以后，沈寶基也曾因其出色的法語水平及革命文學需要而擁有過一段短暫的翻譯高產期——先后譯出了《巴黎公社詩選》（1957年）、《鮑狄埃革命歌曲選》（1957年）、《貝朗瑞歌曲選》（1958年）等多部作品?？呻S著文革到來，沈寶基夫妻立刻被遣返回家鄉浙江平湖蝸居，妻子張敬惠更是因此而精神失常。文革結束后，偏居一隅、轉至長沙鐵道學院任教的沈寶基竭盡全力完成了人生的又一重要譯作——《羅丹藝術論》（人民美術出版社，1979年版），一時之間洛陽紙貴。可與翻譯《國際歌》的遭際一樣，讀者們或是記住了校對者吳作人，或是記住了另一版《羅丹藝術論》的譯者傅雷，但卻全然不知《羅丹藝術論》這一最流行譯本的譯者“沈琪”（沈寶基之筆名）究竟為何人。二十三年后，九十四歲的沈寶基在北京西郊的一座老年公寓告別人世。不知老先生臨走時會不會想起自己年輕時寫下的一句詩：

于是在孤獨的幸福里，我有些夜的寒冷。（沈寶基，Intérieur, 193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