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37年由謝環親手制作的《杏園雅集圖》是一幅內涵豐富、顯中有隱，而且十分出色的政治繪畫。同時，《杏園雅集圖》也是歷史上少見的隱匿了真實主題和深層含意的現實繪畫。其效果類似《紅樓夢》“將真事隱去”的主觀設計。這是否就是陳廷焯（1853—1892）在《白雨齋詞話》中所說的“若隱若見， 欲露不露， 反復纏綿， 終不許一語道破”的藝術表現呢？

*文章節選自《知識生成的圖像史》（尹吉男 著 三聯書店2022-6）“第三章 政治還是娛樂——杏園雅集和《杏園雅集圖》新解“

《杏園雅集圖》與“江西文官集團”

文 | 尹吉男

（一）

必須指出，《杏園雅集圖》本身是圖像而非歷史。所呈現的景象并非紀實攝影，實際的雅集場景要轉化到傳統書畫的長卷形式中。因此，它是卷軸的圖像表達。真實的雅集場景不會一字排開，形成一幅從右至左展開的長長的狹地。立體空間被調整在橫幅的平面的畫幅中，畫面有如電影長鏡頭的延伸和展開。使觀者置于“游觀”的狀態，透過視覺和頭腦將平行展開的場景修復成原本的空間影像。長卷即一個舞臺，人物猶如演員。戲劇性的效果洋溢在畫面中。

畫中的羅漢床、桌椅，包括香具、茶具、酒具、文具等物品應該是事先布置好的，這些物品并不適于長期陳放在露天的室外，應該是從室內移到室外的，亦可理解為繪畫的要求使然。最適合長期放置室外的多是石頭材質的物品，如石桌石椅。將室內的器具擺放在室外，雅集的莊重性和戲劇感同時呈現。

室外的植物、動物、流水、石屏、小橋等物象具有私家花園的特色。拋開人物服飾，單看這些元素并不能確定主人是隱士還是官員。滿園的“章服”文官就頓時確定了花園的性質。

鎮江本《杏園雅集圖》（局部） 陳設場景 鎮江博物館藏

從歷史學的角度來考察，楊榮的杏園究竟地處北京的何處？翁方綱考出大致的方位在北京東城。楊榮被稱為“東楊”，自然居于東城。翁方綱說：“而是卷內有‘東城地佳麗’之句，則建安楊公杏園當在城之東隅。”清代的孫承澤所寫的《春明夢余錄》中說：“楊文敏（楊榮）杏園：文敏隨駕北來，賜第王府街，植杏第旁，久之成林?！蓖醺值木唧w位置，晚清的學者朱一新在《京師坊巷志稿》中考據的結果是在臺基廠。在明代應該屬于南薰坊。楊榮曾多次隨駕北征，不知杏園是明成祖朱棣何年所賜。

明代北京內城地圖及杏園位置示意圖

（二）

畫面中的文官分為三組，中間一組人物是這幅卷軸畫的核心部分，而這一組的中心人物便是榮祿大夫、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楊士奇是本次雅集最尊貴的客人，楊的左邊是園主人、榮祿大夫、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的楊榮。楊士奇和楊榮皆是從一品的文官，但楊士奇當時是內閣首輔。楊士奇的右邊是正四品官詹事府少詹事王直。楊士奇從永樂十九年（1421）起即住在北京西城的金城坊，他家離長安門往西有五六里。另據王直的《移居唱和詩序》說：“而楊先生士奇則居西城之金城坊?！蓖踔弊杂罉范荒辏?423）住在楊士奇的對門。楊士奇居所的對門住的是刑部員外郎汪麓，在永樂二十一年拜陜西參議離開北京，同年六月二日王直搬至汪麓的舊宅，與楊士奇對門而居。后來楊士奇和王直都搬離了金城坊，到了澄清坊。王直曾說：“自予官京師二十年，……功載兄功敘為翰林編修，與予同居澄清坊，相去甚邇?！睏钍科嬖谛履觊g從金城坊遷居到了澄清坊，這是翁方綱沒有考據出來的，他還是把楊士奇的住處定在永樂末期的金城坊。王直在《送李通判復任序》中說：“久之，楊先生進拜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徙居澄清坊。恂如為越府長史，大用為應天府通判，朝宗去為九江教授，宗儒以老病歸。予與時彥、宗璉則遷職春坊，學夔、習禮皆進用在翰林。一時同處之士各東西散去。最后功敘亦徙而東，凡其所居皆已易主?！睏钍科媾c王直一直有日常來往，宣德四年（1429）正月十五日兩人同到街市觀燈，楊士奇還帶上了他的兩個兒子楊秫和楊道，當時次子楊道只有九歲?？梢酝茰y，而今楊士奇與王直是一起來到楊榮的杏園的。

鎮江本《杏園雅集圖》中間部分 從左至右為楊榮、楊士奇、王直

左邊的第二組人物分別是 “正四品”文官王英（1376—1449），“正二品”的大宗伯、禮部尚書楊溥（1372—1446）和“從五品”的侍讀學士錢習禮（1373—1461）。楊溥居中，王英、錢習禮分別侍坐在左右兩邊。楊溥的具體住所不詳，他被稱作“南楊”，應該居住在南城。楊溥在宣德初年與陳循共事，估計此時即住在南薰坊。王英和錢習禮在初來北京時都住在西城的金城坊，與楊士奇是鄰居。王直住東城因而被稱作“東王”，王英被稱為“西王”，或許王英此時還住在金城坊。由此我們進一步推斷，王英、錢習禮應該也是一起來到杏園的。

鎮江本《杏園雅集圖》第二組人物 從左至右為王英、楊溥、錢習禮

第三組人物分別是周述（？—1439）、李時勉（1374—1450）和陳循（1385—1462），共三人。周述曾經住在金城坊，與楊士奇比鄰而居，而此時的住所不詳。李時勉此時的住所亦不詳。陳循從宣德初年即住在玉河橋西，屬南薰坊，又搬家到玉河橋西往南一點，接近南城墻，兩個住處皆為明宣宗所賜。從畫面上看，至少周述是與李時勉、陳循同時進入杏園，給人一種相約而來的視覺印象。左庶子周述、侍讀學士李時勉和侍講學士陳循，他們分別是“正五品”和“從五品”的文官，同時供職于翰林院，聯系起來更方便。

鎮江本《杏園雅集圖》第三組人物 從左至右為周述、李時勉、陳循

從可考的住處看，畫面中有五人曾經住在北京的金城坊，都是楊士奇的鄰居。曾經住在金城坊的楊士奇、王直、王英、錢習禮、周述這幾位館閣諸公，他們有過很長時間的交往。盡管此時未必都住在一起，但相約來到楊榮的杏園的可能性更大。前一天朝會即可與楊榮約定前來雅集。

杏園雅集參與者在永樂二十一年的居住位置圖（邵軍制作）

杏園雅集參與者在正統二年的居住位置圖（邵軍制作）

畫家謝環獨立于三組之外。按楊榮的說法，謝環是最后到來的。謝環曾經住在昭回坊。胡儼《樂靜齋記》稱謝環“今扈從寓北京之昭回坊”，也就是今天北京東城區南鑼鼓巷的東側，西側即靖恭坊。胡儼關于“昭回坊”的說法沿襲的是元朝舊說。明初已經將昭回坊和靖恭坊合為一個坊，即昭回靖恭坊。

（三）

由圖像得知，杏園雅集的參與者中沒有一位是來自中國北方，諸如北直隸、山東、山西和河南地區的文官。1499年的《竹園壽集圖》上的人物有來自山東、山西和河南的文官。盡管明成祖朱棣在1403年以后開始打擊南方地主集團，但1437年的這次北京聚會還是清一色的來自中國南方地區的文官。而在南方人中，沒有來自屬于今天的浙江、安徽和江蘇地區的文官，除了園主楊榮是福建建安（今屬建甌市）人，另外的八位參與者中，楊溥是湖廣的石首人，其余全部是江西人：

楊士奇，江西泰和縣人。

王直，江西泰和縣人。

陳循，江西泰和縣人。

王英，江西金溪縣人。

錢習禮，江西吉水縣人。

李時勉，江西安?？h人。

周述，江西吉水縣人。

這個組合引起我的興趣。這不是普通意義上的館閣諸公的雅集活動。翁方綱在鎮江本的《杏園雅集圖》的題跋里的詩中有“七賢濟濟盡江西”句?！抖囵^乙集》的作者張鑒在《明錦衣千戶謝廷循畫杏園雅集圖記》中敏銳地指出，“九人者，其七皆江西，又多同年，而三楊二楊又以同年為同官，雅集誠非泛然者”。假如謝環所繪的《杏園雅集圖》的主題人物是來自混合省籍的話，我們基本上可以認定這是一般朝臣的假日雅集。比如1499年由呂文英和呂紀所繪《竹園壽集圖》中的朝臣，周經（1440—1510）來自山西，屠滽（1440—1512）和閔珪（1430—1511）來自浙江，侶鐘（1440—1511）來自山東，許進（1437—1510）、李孟旸（1432—1509）、王繼（生卒年不詳）來自河南，顧佐（1443—1509）和秦民悅（1436—1512）來自安徽，吳寬來自南直隸的蘇州府。

〔明〕呂文英、呂紀《竹園壽集圖》 故宮博物院藏

同樣，作于1503年的另一幅雅集圖《十同年圖》所表現的人物也是來自不同省籍。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來自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戴珊（1437—1505）來自江西浮梁（今屬景德鎮市），兵部尚書劉大夏（1436—1516年）來自湖廣華容（今屬湖南），刑部尚書閔珪來自浙江烏程（今吳興），工部尚書曾鑒（1434—1507）來自湖廣桂陽（今屬湖南），南京戶部尚書王軾（1439—1506）來自湖廣公安（今屬湖北），吏部左侍郎焦芳（1435—1517）來自河南泌陽，戶部右侍郎陳清（1438—1521）來自山東益都，禮部右侍郎謝鐸（1435—1510）來自浙江太平（今屬溫嶺市大溪鎮），工部右侍郎張達（1432—1505）來自江西泰和。十人均為英宗天順八年（1464）甲申科進士，即同年。其中李東陽等九人在北京供職，王軾則在南京供職。弘治十六年（1503）三月二十五日，適逢王軾來朝，十人在閔珪宅第聚會。

明人《十同年圖》 故宮博物院藏

不僅如此，《杏園雅集圖》中的江西文官來自更為集中的地域。參加杏園雅集的江西文官除了王英來自與吉安府相鄰的撫州府，其余六位皆來自吉安府，集中在泰和縣、吉水縣和安?？h。

楊士奇、王直、陳循、周述、錢習禮、李時勉共六位是江西吉安府同鄉。王直、陳循與楊士奇一樣，都是吉安府泰和縣的小同鄉。王直的家族和楊士奇的家族世代交好，“楊氏居泰和四百年，兩家門戶相埒，代有交游婚姻之好”。陳循的從叔陳一敬與楊士奇為同門。永樂皇帝朱棣北征，太子朱高熾在南京監國，黃淮、楊士奇、王直留在翰林輔導皇太子。因此他們都屬于“太子派系”的文官，積累了深厚的政治基礎。陳循并非永樂二年（1404）的進士，他是永樂十三年（1415）的進士，而且殿試名列第一。當年會試的主考官正是楊士奇的姻親、翰林修撰梁潛，同樣是吉安府泰和縣人。陳循后來成為明成祖朱棣的侍從。杏園雅集時，他是翰林院侍講學士（從五品），是本次雅集最年輕的文官，時年五十三歲。

在“杏園雅集”中，王英、王直、李時勉、周述年齡相近，他們不僅是江西人，而且是永樂二年的同科進士（同年），關系非常密切。這一年會試的主考官是解縉和黃淮，楊士奇是讀卷官。周述、王英、王直、李時勉等二十九位進士于永樂三年（1405）正月進入文淵閣讀書，被稱為“二十八宿”（后來增補了周忱，實為29人）。到永樂五年（1407），王直、王英被授官為翰林院修撰（從六品）。洪熙元年（1425）二月，王直提到，王英是左春坊大學士（正五品），王直是右春坊右庶子（正五品），周述為左春坊左諭德（從五品），李時勉為侍讀（正六品）。〔19〕正統二年（1437）的王直、王英他們已經是正四品的文官——詹事府少詹事。此時的周述是左庶子（正五品），李時勉是侍讀學士（從五品）。楊士奇與周述、王英、王直、李時勉四位構成了緊密的師生關系。王英雖然不是楊士奇的吉安府同鄉，但他是大同鄉，關鍵他與楊士奇的關系是“門生”與準“恩師”的關系。

上述我們做了“歷史”與“繪畫”的雙重表述。

（四）

自1402年燕王朱棣打敗建文帝朱允炆（1377—？）并攻占南京以后，文官的格局發生了很大變化。江西文官集團逐漸代替了浙江文官集團。朱元璋統治時期，武人用的主要是安徽系，文人主要用的是浙江系。江蘇系（當時的蘇、松地區）的文人地主因為張士誠（1321—1367）的關系一開始就受到排斥，這種情況到了明代中晚期才發生改變。清代的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有所涉及。

浙江文官集團以宋濂（1310—1381）、劉基（1311—1375）為代表，后來浙江系的文官受到沖擊，但到了建文帝朱允炆時期（1398—1402），宋濂的學生方孝孺（1357—1402）被建文帝起用，成為文官的精神領袖。在1403年以后的內閣中，除了黃淮是浙江人、楊榮是福建人，其余五人如解縉、胡廣、楊士奇、金幼孜、胡儼都是江西人。從1403年到楊士奇去世的1444年的41年之間，其中除了楊榮做過6年的首輔，其他時間都是由解縉、胡廣和楊士奇這三位江西人分別擔任內閣的首輔?？梢赃@么說，在朱棣執政以來的文官格局中，以江西系文官為主導，有微弱的閩浙成分（黃淮代表浙江，楊榮代表福建）。

江西文官集團從永樂時期（1403—1424）開始逐漸取得政治優勢，同時也取得了文學上的優勢。所謂“臺閣體”文學正是以楊士奇為代表的江西派文學。但江西文官集團并沒有取得書法和繪畫藝術的絕對優勢。相對而言，北宋后期的蘇軾（1037—1101）等文官集團雖然沒有取得政治上的優勢，但在文學、書法和繪畫上都取得了被后世認可的絕對優勢。1503年的《五同會圖》反映的是明代中期江蘇地區文官集團的部分優勢，但仍然不能和1437年的《杏園雅集圖》所表現的江西文官集團的絕對優勢相提并論。

《杏園雅集圖》正好顯示出江西文官在宮廷的強勢地位。在以前的《香山九老圖》和《西園雅集圖》中，“九老”和文官的地域色彩十分混雜，并不像《杏園雅集圖》這么清晰而突出，這是以江西文官為核心的雅集。

楊士奇 《杏園雅集序》

早在1422年，在北京的“西城宴集”同樣是以江西翰林文官為核心的雅集，參加 “西城宴集”的人有17位，除了楊士奇，基本上是永樂二年的進士群體。參加這次雅集的有曾棨、王英、余學夔、錢習禮、張宗璉、陳循、周忱、彭顯仁、周敘、胡穜、劉朝宗、余正安、蕭省身（以上為江西人，14人）、陳敬宗、桂宗儒、章敞（以上為浙江人，3人）。其中胡穜是閣臣胡廣的兒子，于1418年入翰林院。胡廣是永樂時期最早的閣臣，也是江西人，他與解縉同鄉，與楊榮、楊溥都是建文二年（1400）的同科進士。胡廣從永樂五年（1407）二月到十六年（1418）五月去世時是內閣的首輔。參加 “西城宴集”的楊士奇、王英、錢習禮和陳循在15年后參加了著名的“杏園雅集”。楊士奇專門為“西城宴集”寫了一篇《西城宴集詩序》，收在他的《東里集》中。由于這次雅集沒有畫家的參與，沒有任何圖像傳世。從中可以看出，楊士奇的江西籍文官的基礎是永樂二年科舉的進士群體。他們不僅參加了“西城宴集”，其中一部分人還參加了日后的“杏園雅集”。兩次雅集都有江西籍1404年同科進士群體的身影。“西城宴集”的場所是浙江寧波府慈溪縣人陳敬宗的私宅。陳敬宗（1377—1459）是在后來的1450年給去世的黃淮寫墓志銘的人，永樂二十年時任刑部主事。他是永樂二年的進士，被選為庶吉士，在文淵閣學習，參與修訂《永樂大典》。浙江人中，陳敬宗和章敞（？—1437）都是永樂二年的同科進士，桂宗儒（生卒年不詳）和陳敬宗是浙江慈溪縣同鄉，永樂八年（1410）充貢入文淵閣，與修《永樂大典》，后改授翰林修撰。

這不可能是巧合，而是一種有意的安排。從某種意義說，這次雅集可以理解為帶有隱蔽性質的“同鄉聚會”，這與另一次公開的同鄉聚會完全不同。約作于1503年的《五同會圖》則表現的是來自蘇州府的在京文官的聚會【圖4.15】。吳寬、王鏊（1450—1524）、陳璚（1440—1506）、李杰（1443—1517）、吳洪（1445—1522）分別來自同屬于蘇州府的長洲、吳縣、常熟和吳江。這是明確的同鄉聚會。正如楊士奇1422年在陳敬宗的家里舉行的“西城宴集”一樣，十七人中有十四位江西人。另外三位是浙江人。選擇的聚會地點也不是江西同鄉或自己的家中，而是選擇了浙江人陳敬宗的私宅。

明人《五同會圖》 故宮博物院藏

從館閣諸公的詩文里看不出此次雅集的發起人是誰。后來的翁方綱認定發起人是楊榮。因為楊榮是園主人，自然被認為是雅集的發起人。所謂“館閣諸公過予”似乎可以理解為館閣諸公相約來到楊榮的杏園，并未透露楊榮主動邀請館閣諸公的信息。去楊榮家聚會的公開理由：1．此時正是杏花開放的時節，楊榮的杏園以杏樹成林而聞名，是欣賞紅杏花的最好去處；2．楊榮的杏園在長安門往東一點的臺基廠附近，位置相對居中，對于來自不同方向的參與者都很方便。

可以理解，這次杏園雅集楊士奇借助楊榮（福建人）的私家花園——杏園，并約上楊溥，舉行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朝廷文官大臣的假日聚會，而是帶有隱蔽色彩的江西文官集團的同鄉聚會。七位江西人和兩位非江西籍的閣臣共同舉辦了杏園雅集。而江西文官集團的實際領袖是楊士奇。這張畫凸顯了當時明代政治的地域特性。

在《杏園雅集圖》的三個段落中突出了中心段落，而在中心段落中突出了楊士奇。楊士奇雖然此時與楊榮同屬“從一品”文官，由于楊士奇是明仁宗朱高熾和明宣宗朱瞻基曾經的老師，長年陪侍著這兩位當時的皇太子父子留守南京，關系非常密切，楊士奇于1424年至1444年成為內閣實際上的首輔大臣。1437年，楊士奇的政治生活處在巔峰狀態。此時的明英宗朱祁鎮只有十歲，整個國家在仁宗張皇后和以楊士奇為領袖的文官集團的掌控之下。因此這次雅集的召集人可能就是坐在中心位置、地位最高（首輔）、年紀最大（七十三歲）的楊士奇。楊士奇有借別人私宅舉辦雅集活動的習慣，1422年和1437年這兩次帶有“江西文官集團”色彩的“雅集”都不是在楊士奇家舉辦的，而是在來自浙江的陳敬宗和來自福建的楊榮的私宅舉辦的。更重要的是，這兩次重要“雅集”都沒有安排在任何一位來自江西的文官的私宅舉行，可見楊士奇用心極深。

《明仁宗像》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明英宗像》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從文本上看，楊士奇和楊榮的序文都凸顯了政治意味。楊士奇一開頭就說：“古之君子，其閑居未嘗一日而忘天下國家也。”楊榮在結尾處說：“感上恩而圖報稱，因宴樂而戒怠荒，予雖老，尚愿從諸公之后而加勉焉！”一頭一尾，都是政治性的表達。從每一首詩中都能讀出同樣的意思。

從圖像上看，似乎版畫本的《杏園雅集圖》人物服飾更符合楊榮的序文中的描述，所謂“十人者，皆衣冠偉然，華發交映”。衣冠常常和官僚制度相聯系，代表人物的政治社會關系和地位。在道光時期的白描本上仍保持著“衣冠偉然”的模式。而在楊榮的《杏園雅集圖后序》中特別強調每個人的官職——大宗伯南郡楊公，少詹事臨川王公，侍讀學士文江錢公，左庶子吉水周公，侍讀學士安成李公，侍講學士?和陳公，最后至者謝君其官錦衣衛千戶。如此等級森嚴，似乎這不是朋友的序列而是官場的序列。這與會昌九老的不序官階只序年齒的成例不同，而是刻意強調他們的在職狀態，凸顯的是：這不是退隱的雅集，而是在職文官政事之余的假日雅集。雅集的命名類似“西園雅集”，雅集的人數和月份都類似“香山九老會”，雅集的主體是以楊士奇為首的“江西文官集團”和另外兩位重要文官，所有參與者都是在職的館閣大臣。

章服、便服對比

一個“江西文官集團”的聚會為何采取了這樣隱蔽的形式？什么樣的政治形勢導致了這種隱蔽的狀態？通過表現館閣大臣而遮蔽了江西色彩，難道是躲避同鄉“結黨”的彈劾嗎？在“杏園雅集”和《杏園雅集圖》的歷史和圖像中除了隱蔽的“江西文官集團”還隱蔽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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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生成的圖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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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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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吉男

《知識生成的圖像史》匯集了尹吉男關于顧愷之、董源、謝環及《杏園雅集圖》等美術史上重要畫家、作品的個案研究，以及此前積累的多篇中國書畫鑒定學研讀札記，幾乎每篇都引起相當的反響，并形成了某種寫作范式。作者追問明清鑒定家的晉唐畫概念、關于風格的類型標尺等問題，從圖像的視角觀照歷史，引領藝術理論和文化研究的新趨勢。在中國繪畫傳統的風格研究與主題研究之外，討論了圖像史的復雜性與多樣性，并由此帶出了他對中國古代圖像史的總體思考，即要“超越審美”“超越真偽”，尊重“物”的獨特性，并且努力思考“物”的意義，別具方法論創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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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尹吉男：《杏園雅集圖》與“江西文官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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