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本嬉笑怒罵之書，卻給人欲罷不能的沉思。

作者大衛·格雷伯是一位美國人類學家，2020年9月2日因病去世。在他年僅59歲的人生中，最高光的時刻就是2011年9月17日。這一天成百上千的示威者聚集在紐約曼哈頓的華爾街，搭起帳篷長期駐扎，抗議美國政治的權錢交易。這突發的“占領華爾街”運動迅速升級，席卷全美國，直至11月15日凌晨，紐約警方發動突襲，對占領華爾街的抗議者強制清場。這是當代政治史上的重要事件，蔓延全世界。而這場運動的領軍人物之一，就是格雷伯。他不但為整個運動“提供了主題”，而且積極投身運動的組織工作，提供法律和醫學培訓，甚至還住進抗議者的帳篷營地，沖在第一線。頗具反叛意味的是，那時他正擔任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人類學教授，從社會身份來說，屬于傳統眼光中安穩的精英階層。

大衛·格雷伯

深度參加“占領華爾街”運動，與格雷伯寫這本書有什么因果關系？在這場聲勢浩大的抗議活動中，一個震天動地的集體吶喊是“改變”。改變什么？一位抗議者怒聲說：“在美國，1%的富人擁有99%的財富。我們99%的人為國家納稅，卻沒有人真正代表我們。華盛頓的政客都在為這1%的人服務。”這憤怒的聲音也在這本《毫無意義的工作》中獲得鮮明的回應，書中寫道：“倘若世界上大部分可支配的財富掌握在1%的人手中，那么我們所說的‘市場’反映的不過是這1%的人的喜好，而不是其他人的需求。除此以外，這還表明大部分從事無意義工作的人最終都認識到了自己的工作毫無意義。”

群眾運動往往表達的是情緒、感受和觀念，對一切大規模運動的歷史性透視還是需要知識分子的反思。2013年春，“占領華爾街”運動結束一年多之后，格雷伯應《罷工！》雜志之約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談談“狗屁工作”現象》。這篇不太長的文章尖銳地指出了一個普遍的困境：“在世界上的富裕國家，已經有37%~40%的工作者覺得自己的工作毫無意義。粗略來看，50%的經濟是由狗屁工作或者支持狗屁工作的工作構成的，而且這些狗屁工作甚至沒什么有趣的地方！”這深深地刺痛了千千萬萬工作著的人的心：狗屁工作=毫無意義，這難道是人類應有的人生嗎？

格雷伯所說的這種“無意義”狀況，并不是批判一切工作，而是指脫離了人類社會真實需要、人為疊床架屋的泡沫化分工。他說：“（無意義崗位激增的數字）出現在行政領域，比如全新的金融服務和電話銷售等行業，以及空前擴張的公司法、學術與健康、人力資源和公共關系等領域。這些數字甚至沒有反映出為上述行業提供行政支持、技術支持和安全支持的那些人。其實所有輔助性行業都需要算進去（比如，給狗狗洗澡、24小時送比薩的行業），所有這些工作的存在不過就是因為每個人都花費了太多時間在‘工作’上而無暇顧及其他。”所以他無比嘲笑地提議，“以上這些工作就叫‘狗屁工作’好了”。這也是這篇文章的精彩之處：我們人類社會在大資本的操控下，為什么會出現這些摧毀勞動價值的“新工作”，讓無數人寶貴的生命在無意義中旋轉？這充盈著道義感的喝問，瞬間揭開了“后工業社會”隱藏的病癥，使太多的人墜入自我價值的痛苦思慮中。文章激發起“輿論的巨浪”，被翻譯成10多種語言，“《罷工！》雜志的文章頁面點擊量則超過了100萬次。因為訪問人數過多，網頁崩潰了好多次”。

群情鼎沸之中，格雷伯決定寫這本《毫無意義的工作》，目的很簡單，“想提供一個比原始文章更為系統的論述”。他感覺到這個問題的迫切性關系到當今世界每一個勞動者的尊嚴。這本書的人文基點，是文藝復興以來對個人精神生存的深切關懷，是對一個價值顛倒的世界的率真審視。書中所展示的是“習以為常”中的荒誕性：“社會中似乎普遍存在這樣的情況：一個人的工作越是明顯地對他人有益，他得到的酬勞就越低。”這聽上去不可思議，但格雷伯用了蘇格拉底式的歸謬法，連續追問：“只需要詢問以下幾個簡單的問題：倘若這個專業人士階層嗖一下消失了，世界會變成什么樣？倘若消失的人是護士、垃圾清理工、機械師，那又會發生什么？顯然，如果護士、垃圾清理工和機械師轉瞬之間就不存在了，那么我們的生活將會立刻受到災難性的打擊。如果世界上不再有教師，不再有碼頭工人，那我們的生活將會迅速陷入困境。哪怕是少了科幻小說家，少了斯卡音樂家，這個世界都會遜色不少。可如果消失的是這個世界所有的私募基金首席執行官、游說者、公關研究員、精算師、電話推銷員、法警和法律顧問， 那人類是否會痛苦不堪？是否會面臨無法生存的情況？這就不好說了。個人實際貢獻越多，獲得的報酬越少：除了少數人們熟知的例外（比如醫生），這種情況竟然真的普遍存在。”

問題的嚴重性在于，如此普遍的“無意義的工作”，卻是當代世界無數年輕人趨之若鶩的追求目標，形成超大規模的“內卷”。成堆成堆的人涌向大公司、大單位的崗位，并不是看重身在其中的勞動價值，而是盡可能多地切下社會財富蛋糕中的一大塊。美國制度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思提出過“生產性努力”和“分配性努力”這兩個概念。生產性努力具有強大的創新性，不斷增大社會財富，而分配性努力只是想在不增加社會財富總量的狀況下搶占社會的優勢地位，在分配結構中奪取更大的個體利益。在什么樣的年代會產生普遍的“分配性努力”？諾思指出，當社會分配嚴重不公時，生產性努力沒有回報， 分配性努力卻風生水起，人們自然不愿再將時間投入生產性努力，紛紛奔向分配性努力。長此以往，整個社會就會失去創造的激情，經濟結構趨于單一，失去增長的原動力，從而必然陷入停滯。

日本傳說中有個妖怪叫“忙”，人只要被它附體，就會一刻不停地忙碌，忙得莫名其妙。悲情的是，很多忙都是在“分配性努力”中失去生命的原創性。1987年大熱的美國電影《華爾街》有個熠熠發光的主題：“金錢永不眠。”整個世界在大資本的驅動下，青年人的生活陷入“996”的磨盤中，沉重不堪。紐約大學教授阿納特·利希納說得很形象，長期過度的加班文化是一種迷幻，“我們美化了這種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實際上就是呼吸、睡覺，醒來后整天工作，然后睡覺， 不斷重復，無休無止”。這本書想給忙忙碌碌的人們按一下暫停鍵，在思想的深呼吸中重新打量一下自己的工作，做出新的選擇。作者的本心能不能獲得理解？社會是無數差異性力量的匯聚，一本書不可能改變一切，但只要讀者有那么一點點刺痛，這本書也就實現了它的價值。

這本書的獻詞頁寫了一句十分莊重的話：“本書獻給每一個想要實實在在工作的人。”格雷伯在這里表達了他最本真的心愿：只有認清那些無意義的工作，才會獲得實實在在的勞動價值。工作是美麗的， 但前提是擁有拒絕無意義工作的勇氣！

本文為《毫無意義的工作》的推薦序，作者梁永安系復旦大學人文學者，澎湃新聞經授權刊載。

《毫無意義的工作》，【美】大衛·格雷伯/著 呂宇珺/譯，中信出版集團，2022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