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17年11月14日23時34分，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蕭灼基因病去世，享年84歲。

蕭灼基1933年12月生于廣東省汕頭市，主要研究方向是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問題和《資本論》，至今已出版專著15部，發表論文數百篇。

蕭灼基于1953年9月考入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政治經濟學專業，因品學兼優于三年級就被推薦讀政治經濟學專業研究生，師從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宋濤教授。1959年7月分配到北京大學經濟系任教，1992年開始享受國務院有突出貢獻專家津貼。

蕭灼基曾獲得首屆孫冶方優秀論文獎(1984)、遼寧省優秀理論文章獎(1984)、北京大學首屆優秀教學獎(1985)、北京大學首屆優秀科研著作獎(1986)、全國改革與發展優秀論文金三角獎(1988)、北方十三省市區優秀圖書一等獎(1986)、北京市改革十年優秀論文獎(1989)、全國省級刊物(政治理論)優秀文章一等獎(1993)、首屆陳岱孫經濟學著作獎(1996)等。

澎湃新聞（www.kxwhcb.com）約稿北京大學經濟系77級學生、現任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何小鋒撰文，以作紀念。

當噩耗傳來，不僅對恩師的離世感到震驚，更似乎預示一個時代的結束。

自從我們踏著撥亂反正的步伐走進北大經濟系，蕭先生總是第一個亮相的“大咖 ”。我們通過他的演講，首先領教了政治經濟學的厚重，也欣賞了北大教授的風采！

我在北大經濟系就讀本科時，有一個習慣：利用周日拜訪系里的老師們。蕭先生在我列入第一批登門請教的名單之中，而且毫無列外，老師們總是笑臉相迎我們這些沒有預約、突然到訪的學生。依稀記得蕭先生的家不在北大，是在中央黨校內一角，門口有個開闊的操場，回憶起來總是令人心情開朗。

北大經濟學系的老教師們當然是耀眼的一族群星，但似乎只有蕭老師溶合了中國人民大學和北京大學的風格于一身。他纖秀的身體，凝聚了厚實的政治經濟學功底，聚焦了國內外經濟學圣師們的靈光，散發著指點中國經濟改革發展的才華，反射出教書育人孜孜不倦的品質……

蕭先生如今離我們而去了，而我作為己屆40年、臨近退休的學生，心中痛點之一是，滿眼都是別人的青春飄逸，自己下筆卻往往是悼念的文章。

遙想1981年初，我灰頭土臉地擁擠在春運大潮中，在來往廣東的火車上一夜無眠，想著自己精心研制的文章《勞務價值論初探》（編者注：1980年代初，學術界批判西方把服務業計入產值，何小鋒的《勞務價值論初探》則表示，中國的經濟統計只算“物質生產”領域的產值，是一種拜物教的表現。這挑戰了當時中國政治經濟學中“勞務不創造價值”的說法。），投稿被拒或石沉大海，與老師們交流觀點大多獲得批評指責之語，心中沉寂在懊惱之中；突然曙光照進綠皮車廂，聽到了中央廣播電臺播放著蕭先生在《人民日報》發表的文章：教育勞動也是生產勞動，頓時熱淚盈眶，于絕望中看到希望的曙光。

果然不久在《經濟研究》（1981.4）發表了我的論文；爾后我收到了幾十封來信，在一片批評聲中，陳岱孫先生、厲以寧先生、蕭灼基先生卻熱情地鼓勵和支持我的研究，給我帶來一股股暖流。

后來，我和蕭灼基先生都收到了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的開會通知，蕭先生因有事在身，特囑咐我代為請假。我忐忑不安地進了會場，面對的是一場高級別嚴肅的會議，由社科院副院長、中央候補委員劉國光先生主持，經濟學界泰斗孫冶方先生和國家統計局領導作主旨發言。孫冶方先生點名批評了蕭先生和我等7人的觀點。環顧在坐幾十人的會場只有我一個反對派，頓感孤立無援。會議沒有安排我發言即告結束，我攔下了孫冶方先生和劉國光先生，首先感謝孫先生的指教，但堅定地表示我不會因此改變觀點。孫冶方先生和藹地說：我點名批評你的觀點，不是以勢壓人，相反我認為我們是平等的，你也可以點名反駁我。劉國光先生說：持反面觀點者只來了你一人，下回將再開一次會，讓你們有發言的機會；在旁的《經濟研究》雜志領導邢俊芳大姐也說，你們的觀點也可以發表討論。

1981年8月《經濟研究》雜志發表了孫冶方先生的文章，蕭先生和我的名字赫然在列。當然，開會和反駁的“下回”也沒有了。

我回校向蕭先生報告了會議情景，蕭先生樂觀地表示必勝信心，給我總結了“三多三少”妙語：支持我們觀點的年輕人居多，老年人居少；支持者以從事實際工作者居多，以從事理論工作者居少；支持者隨時間推移將越來越多，反對者將越來越少。頓時給我注入了抗爭的勇氣。

在經濟學系也有戲劇化的一幕：當公布畢業論文指導教師名單時，我被安排由周元教授指導，他是系里專門研究《資本論》的權威，課堂上嚴肅無比而滔滔不絕；同學們都知道他有一絕：如果有學生打瞌睡，他一面講課，一面指捏一截粉筆頭朝他一彈，百發百中。我不得不佩服系里安排他指導我論文真是＂絕妙之配＂，同學們也擔憂我將“栽”在他手里了。我足足猶豫、彷徨了兩天，終于把心一橫，向同學們說了一句“過了黃洋界，險處不須看”，便直奔周教授家里，向他表白虛心請教、但不會改變觀點。周教授也很直率地說：我知道我們的觀點不同，我也不愿讓你難受，我剛才向系里表示我不宜擔任你的指導老師，請系里另換他人。聽罷我直言惜別，但也喜言感謝。

這就是北大！事實證明了是我的福地。后來系里決定由蕭灼基先生指導我的畢業論文，這又是絕妙之配！在蕭先生的指導下，我決定選題為《馬克思的服務理論與現實》，證明我們的觀點不僅不違反馬克思主義，而是“科學地、全面地”理解馬克思關于生產勞動的理論，并在經濟現實中發展和檢驗真理。在論文答辯中，蕭先生與付立元教授一起，嚴肅地提問和評論，終于給出了一個年級最高分。

沒過幾年，現實經濟和理論發展證明了我們觀點的正確性；蕭灼基先生也成為國內著名的經濟學明星，我也有小小的變化：榮幸地成為蕭先生的同事。

蕭灼基先生將一生都奉獻給了教書育人的事業。

如今，令人景仰的陳岱孫先生、周教授、付教授、蕭先生一一離我們而去，引發著我們深深的思念和無窮的思緒，匯聚著北大精神成為涓涓不息的長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