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譽為“中國性學第一人”、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榮譽所長潘綏銘教授是這么跟他“性社會學”的學生主張的：“研究者、調查者首先要給對方提供一個舒適、開放，能夠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環境，聽聽人家怎么說。”

因此，自1998年第一次去中國南方的“紅燈區”進行社區考察、寫出《存在與荒謬：中國地下“性產業”考察》之后的近十年時間里，潘綏銘又帶領他的團隊、學生，定性調查了中國21個“紅燈區”、接觸近1400位“小姐”、“媽咪”，陸續出版了7本書與8篇論文。

當初跟隨潘老師到“紅燈區”進行田野調查的青澀學生，如今也多已成為自嘲是“青椒”的高校青年教師。在畢業多年后的聚會中，大家仍不時談論起當年在“紅燈區”進行田野調查過程中各種骨銘心的體驗和感悟。

但這些深入現場才有的感受，細節豐富飽滿，正兒八經的學術研究論文里卻沒有可以陳述的空間。在大家關于“紅燈區”的學術論文里，幾乎全都是調查所獲得的知識，似乎“我”并不在場，似乎那一切都與“我”無關，就像一個物理學家在研究一個杯子。

如潘綏銘所寫：“但是我們畢竟是活人啊，怎么可能無動于衷地進行調查，又怎么可能在調查之后一如故我？實際上,我們每個人在調查過程中,都獲得了刻骨銘心的體驗和感悟。我們都覺得，這才是最有意思的，不但對我們自己的人生最有意思，對于學術發展，其實也是最有意思的。”

這是潘綏銘牽頭出《我在現場：性社會學田野調查筆記》（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9月）這本書的初衷，也是其他15位作者的共識，這其中也包括了潘綏銘的學生、現執教于山東大學社會學系的王昕。這本書因各種原因經歷三年多時間的曲折正式出版之后，王昕說：“大家都很真誠，掏心里話、掏家底，不僅探討調查方法、反思失敗的地方，還用非常平實的講故事的方法，寫自身的感性體驗和成長。這本書就是大家共同的記憶。”

在考上社會學研究生之前，王昕在經濟類院校學習管理學，那時候的她對社會學或社會調查方法毫無概念，屬于內心敏感但外表略有社交恐懼癥的“高冷女”。在她的眼里，“小姐”的來歷要么是被拐賣、要么是被強迫，而且必然愛慕虛榮。

這種看法并非孤例。抱有同樣觀念的，其中還有現任中共北京市委黨校社會學教研部講師、80后北京姑娘杜鵑。用她自己的話說，在研究生學習開始之前，她是一個除了旅游從沒有出過北京，除了上學就沒有其他經歷的北京女孩，她也代表了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生的青年一代以及書中其他多數作者參與田野調查前的特征——背景簡單、不諳世事，最多浮光掠影的知道小姐這個群體的存在，但基本沒接觸過她們，也沒到過“紅燈區”。被邊緣化、非主流、道德墮落，這類負面詞匯是杜鵑們以及外界普遍會給“小姐”貼的幾個標簽。

王昕、杜鵑2006年第一次參與“紅燈區”的田野調查，還是剛上研究生的時候，僅20歲出頭。青澀、書生氣、格格不入的她們在真正融入之前，也在彷徨無措和調整適應中重新認識研究對象、重新認識自己。

書正式出版后，在作者們專門建立的微信群里，有人變魔法般地發出了部分作者當年田野調查時的合影，大家忍不住紛紛對著照片上那些20出頭的稚嫩面孔感慨不已。

潘綏銘一向主張不是調查，不要直接提問，而是自然接觸、聊天。1998年潘綏銘第一次進行“紅燈區”調查時，總共待了47天。“時間比較長，這才能夠了解到一些東西。因為我是在人家的非工作時間、非工作場合、非工作關系中接觸這些小姐，這樣才能看到她們真實的一面。……我是想了解人。”

因此，王昕和師門的幾個同學分散到幾家低檔KTV，和小姐們一起坐到了玻璃窗后面的椅子上，進行“參與式觀察”。她也從原來的“高冷”轉而學著主動“示弱”來拉近與小姐的距離，主動分享和呈現自己生活，以換取一種積極的、平等的“相處”，在多年“摸爬滾打”之后也逐漸地學會了觀察、交談和控制局面。

杜鵑最初則通過酒桌上的良好表現，在“紅燈區”的理發店安頓下來，作為一個旁觀者和一個參與者，在這里見識到了生活中活生生的小姐、社交中的小姐、女人圈中的女人。

杜鵑在書里寫道：“通常，我們的‘紅燈區’調查會通過引路人引薦，在某個場所扎根，對這個場所的小姐、媽咪、客人以及其他相關人進行觀察、訪談；在同吃、同住、不同勞動的過程中收集資料。……這正是田野調查的魅力所在。它不是簡單的一問一答，也不僅僅是聽鑼聽聲，聽話聽音；而是在情境中理解人，是沉浸于生活世界之中去理解生活。”

不僅曾經青澀、不諳世事的女學生在紅燈區的田野調查中收獲和感悟多多，即使時像趙軍這樣在田野調查之前有過十幾年的警察工作經歷、閱歷豐富的人，也表示體驗深刻。

趙軍一再強調的方法是進入訪談對象人際交往的圈子、進入他的生活情境，才能理解他的人際關系和行為、心態。作為雖然作為警察也會接觸到黑社會、小姐、媽咪這些群體，但因為角色、視角和情境的不同，關注的點也不一樣。警察關注的主要是在證據、案情方面，而在田野調查中，轉化身份進入他們的生活，對他們的理解才是完整的。他把這種方法稱為“入圈式考察”（這與潘綏銘強調的“社區考察”的定性研究方法，以及其他同學命名的“入住式調查”“相處調查”“情境中調查”等異曲同工），并在此后的研究中，只要條件允許，他都采用這個方法，以此獲得不一樣的視角。

“要自甘墮落”

赴“紅燈區”調查之前，杜鵑和王昕對潘綏銘在開會時說過的一句話印象深刻：我的女兒和這些小姐沒有區別，只是她比較幸運，生在一個教授家里而已。潘綏銘也常跟學生們說，做了12年田野調查之后，越來越覺得沒有什么做頭，越來越發現更多的共性、發現小姐們的普通，她們跟別的人差距沒有原來想的那么大。

經過實地體驗、考察之后，她們才真正理解潘老師的這句話。

杜鵑思忖：如果我不是生長在北京這樣一個城市，不是長在這樣的家庭，跟小姐的經歷不一定有什么不同。跟小姐們深入接觸之后，杜鵑發現她們其實跟普通人一樣，有同樣的作為人的喜怒哀樂。“我們都是人，并不因為我們是學者就比她們優越。她們會被別人看輕，有時候是一些她們不能決定的因素，比如出身時候的劣勢地位，比如城鄉差距，并不是她們生來墮落或下賤，并不是如社會上人們的偏見那樣。”

潘綏銘的學生、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現任所長黃盈盈章里的一句話極具代表性。她第一次做田野調查時，香港紫藤（一個為小姐人群服務的NGO組織）的發起人嚴月蓮就醍醐灌頂地對她跑出一句話——“你要自甘墮落”。對于當時還只是一個研究生一年級稚嫩女生黃盈盈來說，“乍聽這話多少有點掉下巴”。但多年后她說，這句話實實在在影響了她的治學與做人，至今感激。

所謂的“自甘墮落”其實就是“讓自己的一切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光環’徹底休克”。如今，黃盈盈不僅用這句話時刻提醒自己，也會在課堂上跟她的學生們強調：“要自甘墮落，放低自己的身板。別以為你是名牌學校的，就瞧不上別人（尤其是社會邊緣人群）；如果你試圖以救世主的心態，以高高在上的姿態來看待你的研究對象，你干脆還是別做了；別拿她們來滿足你的道德優越感。”

她在文章中說，“在關注道德邊緣人群、關注底層社會的現象時，這句話尤其有分量。這是一種學術與生活態度，也是一種人際交往的能力。”

經過多年田野調查后，王昕也破除了很多以前的偏見，在現在的她看來：“小姐其實跟周圍人一樣，只是被賦予了很多標簽、屬性。所謂的性工作者，其實是很立體、很生動的，同樣有著人的復雜性，她們聊的也是些諸如中午吃什么這樣的問題。人是很復雜的，要換位思考，不能僅僅通過標簽評判一個人。”

“人做學問，學問也在做人”

幾年過去，如今杜鵑的生活里也有了房子、車子、孩子，在北京過著安定的生活。雖然走出校門工作后幾乎沒再接觸小姐這個群體，但她依然和當年認識的一些小姐還保持著私人聯系，如朋友般聊著“女人之間的話題”。

“紅燈區”調查之后杜鵑還調查過吸毒者、艾滋病感染者等大眾認為的邊緣群體。“所謂的‘邊緣’群體的調查，豐富了我的人生經歷，讓我用更豁達的視角去看待這個社會，不僅對我的學習、工作、研究有幫助，對我整個人生也是有幫助的。我們從小就受比較傳統、正統、封閉的教育長大，有很多價值判斷是不加思考就接受的，比如小姐是不好的人，如果不是這樣的一個經歷去挑戰它的話，你會毫無疑問的堅信一輩子。”

作為師長，潘綏銘也敏銳地察覺到田野調查的經歷發生在這群年輕學生身上產生的化學變化：他們更加富有同情心、會更關注細節，對人、對事觀察更加深入、細膩了。

盡管從棄武從文，趙軍的研究一直沒離開過法律、犯罪領域，單是其中的小姐問題，從碩士到博士后，前后歷經十年時間，從不同的角度逐漸深入。如今的趙軍已是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暨法學院的一名副教授，最近兩年開始研究兒童拐賣問題的。

在紅燈區多年的“入圈式考察”，既影響到趙軍的研究方法和思考問題的方法，也影響到他的價值觀、立場。他發現，事實的生活世界和文本上的呈現，可能有很大的不同；不同階層尤其是底層草根階層的生活狀態，和人們從文本呈現所能看到的，完全兩回事。“我會不由自主地會關注到底層地邊緣地權利狀況。法律中、文本上平等的權利，在現實生活中不同的位置上、階層中，是不平等的，有些權利會被邊緣化。要實現社會正義，關注點、聚焦點應該是邊緣的權利，只有邊緣的權利真正得到實現，才是真正實現所有人的權利。”

我剛開始考察“紅燈區”的時候，首先遇到的道德問題是自己的操守。但是后來考察多了才明白，最大的問題不是這個，而是一個根本道義上的問題：我究竟應該如何面對那些小姐和媽咪呢？

這里面又有三個層次：

第一，我究竟應不應該去研究她們，這本身就是一個道義問題。

在西方激進女權主義者中，有些人認為，任何對妓女的研究，只能是利用她們為自己牟利，因此只能給她們帶來損害。如果真的是關心她們，就請收起憐憫和托詞，去幫她們建立一個工會。

我不能否認，像我這樣大談性產業和“紅燈區”的情況，有可能使得小姐們的日子更不好過。她們中的絕大多數人所需要和所期盼的，其實只是像小草那樣不顯山不露水地生存下去。在不能“非罪化”的時候，過度的關注就可能像過度的鎮壓一樣，危害到她們的現實生活的質量。

可是，我是凡人。雖然我并不認為研究小姐就一定會損害她們，但是我也不想天花亂墜地打扮自己。某個“紅燈區”里的某位老板一語道破：“你是教授，總要找些事情做嘛。”（因此，他并不害怕我摸他的底。）

不過，我仍然承擔著道義上的責任。因此我只能遵守中國人的兩條古訓：在精神上堅持“將心比心”；在行動上實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為我跟小姐是生而平等的。

首先，我匿掉任何具體的地名和人名，而且像在性咨詢當中一樣，努力去真的忘記所有人的真名實姓，因為這才是最可靠的保密。我希望，這樣可以減少對于任何一個具體的小姐可能造成的傷害。

其次，我努力“學術化”，寄希望于大多數各級決策者都不會看我的書，看了也會無動于衷，惹惱了也只來處罰我一個人。這樣，也許可以在整體上避免危害小姐們。

當然，這是遠遠不夠的。這仍然會使我居高臨下。還是嚴月蓮女士說得更加透徹：怎樣才能真正平等地對待小姐呢？只有四個字，就是“自甘墮落”，就是讓自己的一切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光環”徹底休克。否則，請離小姐遠一點，讓她們過自己的生活吧。

研究道義的第二個層次是：我能不能為了研究的需要，就去挖掘對方所不愿意暴露的隱私呢？

例如：萍姐已經回家鄉結婚了。這是研究小姐“轉業”和“退役”的罕見好機會。可是，我還能再追去找她聊天嗎？甚至，如果我再遇到她，還能表示我們曾相識嗎？顯然是不能，哪怕我的記錄因此而殘缺不全也罷。

再如，我曾經偶然遇到過一位現在已經被包作“二奶”的前小姐。這是研究小姐的“業內上升”的絕好個案。可是，既然她并沒有主動跟我打招呼，那么我就只能視而不見，擦肩而過。

我堅信，任何社會調查都不能搞“逼供”“誘供”，哪怕是使用最最溫柔的手段，也不行。尊重對方的“隱私屏障”，就是尊重對方的整個人格，也就是尊重調查者自己。

第三個層次是：我應該從什么角度上去幫助她們呢？

在西方，從19世紀起，就一直有許多善良的人們試圖“拯救”妓女，哪怕僅僅拯救她們的靈魂也好（勸她們入教）。現在，中國的某些機構也在大張旗鼓地拯救“失足婦女”，甚至關押她們的地方的名字，也與關押嫖客的地方不一樣，不叫“勞教所”，更不叫“監獄”，而是叫作“婦女收容教育所”。

但是，人們的這一切良苦用心，其實都是建立在同一個前提之上：“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如若不然，那就必須“抗拒從嚴”。馬玉珍，一個北京的媽咪，不就在1999年春天即將來到的時候，被槍斃了嗎？也許我應該虔誠地相信：她的罪惡已經等于真的殺人了。

可惜，我所見到過的所有小姐和媽咪，雖然都表示自己愿意離開性產業（轉業或者退役），但是卻沒有一個人認為自己有什么“前非”可以去“痛改”，也沒有一個認為自己現在做小姐就不是人，非得重新做起不可。因此，她們沒有一個人相信什么“拯救”或者“收容教育”。她們認為那僅僅是“被抓”，是“勞改”，是自己從事這個職業所不得不面臨的諸多災難之一。結果，按照通行的說法，她們也就自絕于所有那些準備教育她們的機構，自絕于主流文化。

可是，她們是我們這個社會最底層、最弱小、最無望的人。她們確實需要幫助，需要一些對她們有用的具體幫助。

這樣一來，我就很難辦了。雖然我可以不去拯救（抓）她們，因為我沒有領那份工資，也沒有人給我授權。但我是一個人，理應奉獻愛心，似乎最簡單最直接的辦法就是給她們錢。可是我的想法剛剛冒頭，一位老板就借著議論一個嫖客的機會，洞若觀火般地說：“你給她們多少錢都沒有用，都給（她們的）雞頭拿去了。”

當然，原因也不是這樣簡單。我從小就被灌輸“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無產階級自己”。我還看過不下六次革命電影《大浪淘沙》。在那里面，主人公想給一個乞丐一些錢，一位地下黨員教導他說：“天下的乞丐那么多，你一個人能管得過來嗎？只有推翻萬惡的舊社會，所有人才能都幸福。（大意）”于是主人公從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我屬于“老三屆”，就這個問題而言，在我的人文精神儲備中，這是唯一可供選擇的、唯一拿得出手的理論。所以，后來我在“紅燈區”面對乞丐般窮困的小姐時，這就成了我不施舍的理由。

不過，最近15年來，我又總是被教導應該“從我做起，從小事做起”。所以我也總是在懷疑：我的上述理由是不是怯懦和逃避？是不是“先當救世主，再做人上人”？這搞得我著實困惑了好久。

最終，我所能找到的存身夾縫是：盡可能多地給她們講一些預防性病的知識，給幾個人不要吸毒的忠告，幫幾個人辦一些與她們的生意無關的事情，資助一個人回家。

此外，我也許是老糊涂了，所以還盡可能多地陪她們呆坐、打撲克、逛街、吃飯，哪怕這些對我的研究毫無意義也罷。因為我親眼看到、親身體驗到她們的生活中那深不可測的枯燥、乏味與寂寞；還因為她們中的好幾個人都說過，還從來沒有一個男人和“外人”這樣對待過她們呢。結果，有一次下雨時我要出門，在場的四位小姐一起幫我到處找傘借傘，令我十分感動；因為她們自己沒有傘，也從來不用傘。

當然，我知道，這一切肯定會被一些人斥罵為“物以類聚”。可是，如果我們這個社會，連將心比心的同情都要被指責，那我們還活個什么味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