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學者把中國在俄烏沖突中的立場稱為中立，這是一種通俗的理解和解釋，但嚴格地說，這是不準確或不正確的。

中國既不是永久中立國，未確定過作為中立國的國際和國內法律；也不曾與俄烏簽署過相關雙邊協定，沒有與它們相互保持中立的法律義務；又沒有針對俄烏沖突宣布過中立立場，單方面承諾保持中立。因此，在國際法意義上，中國在俄烏沖突中不是中立國，也不是中立立場。

即使是在政策而非國際法意義上，中國的政策也不是中立。中立政策是不取決于雙方行為的性質，都不論對錯，不置可否，而中國對俄烏沖突的政策是根據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做出判斷，以此來決定中國的態度。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自然包括雙方的行為，從邏輯上說，這意味著中國的立場也取決于雙方的行為，而不是不管中國認為雙方的行為是否正當都一視同仁。中國的這一政策在3月25日也就是俄烏沖突爆發第二天習近平主席與普京總統的通話中即確定下來，并且一直為中國官方所重申。這就是說中國對俄烏沖突有是非觀念，有對錯的區分，并由此決定中國的立場。

中國在俄烏之間的立場分為兩個部分：一個部分堅定尊重和保障各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中國明確說這也適用于烏克蘭，這當然是對烏克蘭的支持；另一個部分是在北約連續五輪擴大的背景下，俄羅斯在安全方面的正當訴求理應得到重視和妥善解決，這無疑是對俄羅斯的支持。這就是說，中國既支持了俄羅斯，也支持了烏克蘭，不過是在不同的切入點上。中國是力圖客觀公正，也有對雙方的平衡之意，但這顯然不是中立，因為中立是不支持任何一方。

確實，中國在俄烏之間沒有站在一方反對另一方，但這不是基于中立立場，而是基于中國的建設性方式和目標，按照官方的說法，中國是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這是一種哲學式的說法，表達了中國的思想原則，但并不必然是中立。在外交實踐上，這可以理解為不是不選擇任何一方，但不是通常意義上的支持誰反對誰，而是以目標為導向，以建設性手段為方式。

不是只有軍事支持才是支持，政治、經濟、外交、道義支持等也在支持的范疇之內。從這一角度來說，中國在俄烏沖突問題上是有支持，也有反對，而不是無所作為。中國在聯合國的行為清楚地反映了這一點。如果是持中立立場，那在對雙方提案的表決中，通常應是棄權，以顯示不偏不倚，但中國在俄烏沖突爆發后的相關議案表決中既有支持，也有反對，還有棄權。

在3月2日聯大第11次緊急會議上，中國對烏克蘭等國提出的決議草案投了棄權票。3月17日，在聯合國國際法院關于烏克蘭提請的訴訟表決中，中國籍法官投票反對，是除俄羅斯外15位法官中唯一的反對票。在3月23日聯合國安理會對俄羅斯提出的烏克蘭人道主義局勢決議草案的表決中，中國投了贊成票，也是除俄羅斯之外15個安理會成員國中唯一的贊成票。而在第二天也就是3月24日，在聯大第11次緊急會議第2次會議上，中國在對烏克蘭提交的人道主義局勢決議草案投票中棄權。5月12日，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一項對俄羅斯在烏克蘭可能侵犯人權問題進行調查的決議中，中國投了反對票。在以上表決中，中國的投票是根據對問題性質的判斷，而不是根據中立的立場。

中國不參與美歐發起的對俄羅斯的制裁，這可以理解為是中立行為，但中國還反對美歐對俄羅斯進行制裁，從政治上說這是正確的，也與中國一貫的外交原則一致，中國一直反對不符合國際法的單邊制裁政策。這就超越了中立概念，把它放在俄烏沖突的具體環境下，它對俄羅斯是一種支持，而對烏克蘭是一種相對削弱。

在俄烏沖突爆發的原因上，存在著兩種解釋角度：一種是微觀和直接的角度，這是美歐和烏克蘭采用的角度；另一種是宏觀和歷史的角度，這是俄羅斯采用的角度。由此，也產生了兩種相互對立的解釋：一種是俄對烏軍事行動是俄烏沖突爆發的直接原因，這是美歐和烏克蘭的解釋；另一種是冷戰結束后北約五次東擴對俄羅斯的戰略壓迫是沖突的根源，這是俄羅斯的解釋。中國理解俄烏沖突成因的復雜性，但采用更多的是宏觀和歷史的角度，以冷戰結束后整個歐洲安全的發展過程來理解俄烏沖突的來源所在，即官方常說的復雜的歷史經緯。簡單說，中國認為北約東擴是俄烏沖突的根本原因。中國堅持以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為根據，以獨立判斷為原則，但客觀上中國的解釋角度和結論與俄羅斯相符，與美歐和烏克蘭相背。

如果以北約東擴作為俄烏沖突的根本原因，過錯在于北約而不是俄羅斯，則可以推論出俄對烏軍事行動屬自衛反擊性質，進而還可以推論出俄羅斯的軍事行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乃至合法性。考慮到俄烏沖突爆發還有其他因素，這在道義上不一定是完全肯定俄羅斯，但肯定是否定美歐和北約。從中國的認知來說，這也不是中立。

還有另一個視角。俄烏沖突不僅是俄羅斯與烏克蘭的戰爭，它也是一場西方與俄羅斯的沖突。美歐源源不斷地向烏克蘭輸送巨額資金和武器彈藥，從政治、軍事、經濟、能源、金融、網絡、媒體、交通，乃至文化體育等各領域對俄羅斯進行全面制裁和圍困，它已被普遍認為是西方與俄羅斯的代理人戰爭，俄羅斯的真正對手是西方，烏克蘭是被西方利用的角色。

假使說中國的政策是中立，那它就不僅是在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的中立，也是在俄羅斯與西方之間的中立。但是，如果把西方和俄羅斯作為沖突的雙方，中國對俄烏沖突性質的評估會有很大不同。中國認為沖突的根源在于北約東擴，沖突的爆發在于美國的挑唆，沖突的持續在于美國和西方的援助，沖突的目標在于維護美國的霸權。中國既反對美歐對俄羅斯的制裁，也反對美歐向烏克蘭提供武器，并在聯合國等國際場合抵制美國的議案，盡管中國不直接卷入沖突，但如把這看作是在俄羅斯和西方之間保持中立并不符合事實。

中國在俄烏沖突中的政策，更準確地說，應是建設性介入，即以建設性方式和建設性目標去參與并影響事態的發展，積極幫助問題的解決。

在理論和實踐上，建設性介入是比中立更貼切的概念和更優的政策。中立不符合中國的國際定位和外交思想。中國外交在經歷著轉型，它定位于負責任的大國，欲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承擔更大責任。在國際事件和他國爭端中，中國從習慣于旁觀轉入積極介入，從習慣于被動接受形勢的任何變化轉為主動塑造形勢，這都與中立思想不同。中立不僅意味著不介入，超脫事外，在一定意義上也意味著不愿擔負任何責任，這也不是中國所希望的國際形象。

俄烏沖突是冷戰結束以來最嚴重的國際沖突，它涉及到中國的戰略環境，也關系到國際局勢的發展，面對這樣一個重大事件，中國完全不介入、保持超脫也是不現實和不應該的。事實上，自俄烏沖突爆發，中國即嘗試推動談判，實現停火，防止戰爭升級，以和平方式解決問題，中國對俄烏雙方都進行這樣的勸導，未來中國還會繼續做這種努力。

建設性介入是為解決問題，具有積極主動的性質，中立是為遠離問題，是消極被動的性質。建設性介入是愿意承擔責任的表現，中立是不準備承擔責任，因而建設性介入體現著更高的價值思想，比中立站位更高。

從政策的角度，中立政策是剛性的，它固定了自己的政策邊界，政策調整的空間狹小，建設性介入具有彈性，有較大的政策機動空間，能更靈活地根據形勢的變化調整政策。建設性介入可以不支持和不反對任何一方，中立只能是不支持不反對任何一方。還應指出，中立并不一定導致事態向好的方向發展，在某種狀態下，中立可能是形勢惡化更有利的條件。

由于與對立雙方關系的密切程度不同，也由于各方的處境和訴求不同，中立并不一定使各方都滿意，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可能更易招致不滿，質疑其保持中立是否正確或是否有違中立，對建設性介入則很難提出這種質疑。中立的一大優點是雖不一定給中國外交創造突出的收益，但至少不會造成嚴重損害，不過，建設性介入同樣可以有此效果，因為中立所能做的它也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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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華勝，系“澎湃”特約撰稿人，“中國論壇”特約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