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爾伽美什，相傳是統治著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蘇美爾人的英雄，關于他的事跡，被記錄在公元前3000-2700年間《吉爾伽美什》史詩中；而大禹，則是中國神話傳說和歷史古籍中的治水功臣以及夏王朝（約前2070年─約前1600年）的開創者，其事跡散見于《尚書·禹貢》、《史記·夏本紀》等中國古籍。兩者在時間和空間上都相去甚遠，但在彼此的傳說敘事中，都有大洪水的記錄。歷史學家們進行這種類似“關公戰秦瓊”的比較，會有什么樣的收獲呢？11月8日，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吳以義就以《吉爾伽美什VS大禹——一種無公度的比較研究》為題，從吉爾伽美什和大禹這兩位東西方文明的上古英雄出發，對東西方文明的源頭和其各自的文化底蘊做了一番探索。

歷史比較何以可能

在講座的開始，吳以義教授首先從方法論的角度對自己的講座題目進行了一番解釋。科學史博士出身的他，引入了平面幾何中的“無公度”這一概念。在歷史學研究中，“無公度”可以被翻譯成“無可比性”。“我們說一個柜子兩米高，一個桌子一米高，桌子和柜子，在高度上，具有可比性。雖然我們也可以去測量一瓶礦泉水的高度，但你去比較礦泉水和桌子與柜子的高度，沒有多大意義”。從表面上看來，吉爾伽美什與大禹，他們出現的時間、空間，所行的事跡，都相去甚遠，二者之間，也是一種“無公度”的比較。

既然無可比性，那又為何要拿出來比較呢？這就涉及到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的根本性差異。“自然科學是高度保守的，它的規律和定理一旦被發現、被證明，那就是鐵律，具有絕對的排他性。比如你突然跑出來一個人，想在宏觀世界里去推翻牛頓三定理，說自己發現了一套新的定理，大概沒有任何一個嚴肅的科學家會去搭理他，大家都會覺得他是一個笑話。但是歷史學和人文學科不一樣，任何理論和解釋都不能說自己掌握了絕對的和全部的真理，因此，它不像自然科學的理論那樣有排他性。對于同一個問題，你永遠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解釋。”

吳以義教授進一步說，在他看來，人文學科沒有自然學科的那種“規范”，但有“風行”，即一段時間內流行的風氣。時間久了，就會形成特定的學術流派。吳教授強調，自己今天要做的，是“contrast”而非“compare”，是要通過比較發現不同事物之間的差別。他援引了陳寅恪的話說，“比較研究方法，必須具有歷史演變及系統異同之概念。否則古今中外，人天龍鬼，無一不可取以相與比較……穿鑿附會，怪誕百出”。也就是說，在陳寅恪看來，對不同事物做比較，必須要考慮到歷史演變與系統異同。

吳以義教授指出，在早期農業社會，水災是一種足以和世界末日相比的大災難。而《吉爾伽美什史詩》和大禹治水的故事，都有對于大洪水的記錄。比較兩河文明和中國文明對于大洪水的應對，可以凸顯他們各自的文化特點，對我們理解和把握這兩種迥然不同的文明很有幫助。在此，吳以義教授引入了“ethos”這個希臘詞，其在中文世界里并沒有明確的對應，大致可以被理解為一個群體特有的理念和精神面貌，抑或是“文化底蘊”。吳教授表示，他本次講座的目的，就是希望通過將吉爾伽美什和大禹進行比較，進而探索兩種文明不同的“ethos”。

同樣是面對大洪水，東西方的反應有何不同

吳以義教授首先對兩河流域與中國的地理狀況做了一個簡單的介紹。兩個地區都是農業社會，需要穩定的水量供應。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滋養了兩河文明，土壤肥沃，水量充沛，且當地周圍沒有極端的自然障礙，與周邊地區交往方便。而中國雖然也有兩條大河的哺育，但是地理環境卻與外部世界基本隔絕，因此較為獨立地發展出了不同于其他地區的文明。

吳教授隨后對《吉爾伽美什史詩》的基本情況作了介紹。《史詩》大約在公元前3000-2700年間形成于美索不達米亞，現存的史詩被刻在12塊石板上。《史詩》大致說的是野人安吉拉進入城市，被半人半神的英雄吉爾伽美什打敗，成了他的朋友和隨從。之后吉爾伽美什和安吉拉又同森林神打斗，安吉拉戰死。吉爾伽美什為了理解死亡，長途跋涉去尋找大洪水的幸存者，同時得知有仙草能讓人返老還童。后來安吉拉復活，吉爾伽美什問他：“死是怎么回事？”整部《史詩》反映了英雄崇拜、超自然力量的介入、大洪水、人類對死亡的思考等主題。

吳教授又將《吉爾伽美什史詩》中關于大洪水的描寫與《圣經·創世紀》中關于大洪水的描寫做了對比。根據近代學者們的考證，《圣經·創世紀》當中關于大洪水的文本，很大程度上受了《吉爾伽美什史詩》的影響。

隨后，吳教授搬出了《史記·夏本紀》。將大禹治水的故事與吉爾伽美什史詩做對比，能得出不少有意思的結論。

首先，在吉爾伽美什史詩中，洪水是超自然力量、神明干預的產物。在《史詩》中，這種干預還是模糊而不清晰的，等到了《圣經》中，大洪水的起源有了清晰的解釋：那是上帝對人類犯下的罪行的懲罰，意圖毀滅罪惡的人類（“耶和華見人在地上罪惡極大，于是宣布將使用洪水，毀滅天下地上有血肉有氣息的活物，無一不死。”）。而在大禹治水的記錄中，則是簡單的：“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顯然，中國古人完全將洪水看作自然事件。

其次，在《吉爾伽美什史詩》和《圣經》中，洪水作為超自然力量，人在它的面前都是無能為力的。“在《圣經》中，我們基本完全看不到諾亞的主觀能動性，整個過程中，他一步一步都是聽從上帝的安排，唯一他自己主動去做的，就是感覺洪水快退去的時候，放了只鴿子。”吳以義教授在這里風趣地說。而《史記·夏本紀》中則，則細致地描述了大禹治水的經過（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宮室，致費於溝。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令益予眾庶稻，可種卑濕。命后稷予眾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馀相給，以均諸侯。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貢，及山川之便利）。吳以義教授指出：中國古人在洪水面前，首先是覺得自然是可理解的，其次是可戰勝的；不僅如此，在這個過程中，很關鍵的，還有行政力量的干預。水災的治理，有當時的統治者堯舜的領導，禹的父親還因為治水不力掉了腦袋。

東方與西方，兩種不同的“ethos”

由大洪水的記錄出發，吳以義教授引經據典，討論中西方文化在基本觀念上的異同。吳教授將《荀子》中的一段話摘引出來，與霍布斯在《利維坦》中的論述進行對比。十六世紀的霍布斯認為，因為個體的人能力相近，但資源又是有限的，因此，當兩個或多個個體對同一資源同時產生了需求，矛盾和沖突就不可避免，戰爭和毀滅也由此產生。對此，兩千年前的荀子有一段幾乎一模一樣的論述：“人生而有欲，欲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兩人對人類的困境及其產生的原因有著完全相同的描述，但在解決的方案上，卻開始了大分流。荀子認為，“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可見，在荀子那里，最高的裁決者“先王”，而解決的方法則是“禮”。而在霍布斯那里，憑借著超乎人類之上的自然法則的約束，人和人之間才能夠訂立契約，進而避免“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西方人強調超越人類之上的力量和法治，而中國人則強調人自身的力量和道德建設。

吳以義教授還討論了“平等”的觀念，受基督教教義和自然法則的影響，西方人傾向于認為每一個人都是平等的個體。“我最早去美國的時候，一個美國朋友喊他老爹‘Hey, Gary’，我震驚得不得了。反過來看我們中國，一直強調的是禮樂秩序和三綱五常，所以即便到了今天，大人說小孩不懂事，還是經常會說這個人‘沒大沒小’”，吳以義說，“在對于鬼神和死后世界的態度上，我們也一直是比較曖昧的，是一種理性的不可知論，未知生焉知死嘛，西方人不大能理解這個。美國人問你，你信佛嘛？信基督嗎？哦，你都不信，那你是無神論者。我說我也不是無神論者，他說那你信什么？你一定得信一個，不然你就是無神論者。其實我們中國人，很少西方人意義上的那種無神論者”。

講座的過程中，吳以義教授金句迭出，比如他說“好的歷史研究不只是講過去的故事，而是講歷史怎么發展，看你能不能看明白那個動態的過程”；“看一個人是不是好的歷史學家，并不是看他知道或是寫了多少過去的事，而是看他是否明白歷史的節點，知道歷史是如何發展演進的”。兩個小時的講座下來，筆者恍如看《哈利波特》里的鄧布利多教授變魔法，古今中外的各種文獻史料，信手拈來、舉重若輕，不禁令聽眾大呼過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