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工業建筑的功能隨著時代的變遷而褪去，工業遺存的價值發生了轉變。透過那些倉庫、廠房留下的結構痕跡，我們看到的是城市的歷史與過去的生活。知名建筑師柳亦春改造過一系列上海工業用地，如新開放的上海東岸“八萬噸筒倉”。通過改造設計，原有的建筑功能以文化的形式繼續存在，成為了公共藝術空間的一部分。“新”與“舊”在同一個空間內交織，呈現出不同時間的共存。

未來的城市與今天的建筑密不可分。在日前的2017中國國際建筑科技大會上，多位國內外建筑師就“明日的城市設計”發表了演講。建筑師柳亦春以《結構與風景》為題，分享了他對建筑設計的理解。

在他看來，建筑設計始終需要回答兩個問題：我們是誰？我們在哪？柳亦春認為，建筑是連接心靈和土地的結構，通過建筑的結構和尺度，他希望建立建筑和風景的關系，從而回答這兩個問題。建筑科技大會間隙，柳亦春接受了“澎湃新聞·藝術評論”(www.kxwhcb.com)的專訪，講述了他在改造工業建筑時的感受和見解。

面對“明日的城市”，柳亦春希望在新的建筑下保持傳統文化的內涵，用空間的關系去體現文化，而不是用傳統的建筑材料來營造空間氛圍。比如在蘇州網師園里，他觀察到了住宅的密集與園林的相對松散，并將這種空間關系帶入新的建筑。在夏雨幼兒園，人們可以看到底層是密集的庭院空間，二層則是散落的像村莊一樣的空間，兩者并存，表達在傳統空間中獲得的空間關系。

龍美術館是柳亦春建筑設計中的轉折點。在此之前，他所遇到的項目以地處城郊為主，而在不斷進入城市后，建筑和相鄰的建筑、所處的地點間的關系越來越密切。建筑設計的切入點開始從郊區轉向市區，從空間關系的敘事性表達轉向內在性的表達，從外部轉向內部。柳亦春說，龍美術館所留下的煤漏斗原本是為了特定功能而存在，但是當人們將其保留時，它便從技術要素轉變成了文化要素，滲透在構筑物中。基于這一點，新的美術館也以結構性的要素作為空間構成的要素，完成美術館的功能。在新的展館中，每一個墻體是一個獨立的懸臂結構，向外張開變成傘體，把整個空間全覆蓋，傘體和煤漏斗構成類比的關系，是一個新的整體。

作為建筑師，柳亦春很喜歡項目建造的過程。在他看來，建造過程中工人的錯誤也會成為建筑的一部分。而在建筑的實用性出現之前，裸露的廢墟一般的空間對建筑師來說有非常深刻的意義，只有建造者才能經歷這樣的時刻。

澎湃新聞：從藝倉美術館、龍美術館到最近開放的“八萬噸筒倉”，您的不少作品都是將原先的工業用地轉化為藝術空間，在改造中是否有些共同的經驗？

柳亦春：改造的共同性在于都是用一種新的方式去介入一個舊的建筑，你必須要解決一系列問題——如何保留舊的東西、保留多少、哪部分是最有價值的、哪部分可以被新的藝術空間所使用、需要介入怎樣新的內容來符合新的功能使用。其中最關鍵的是，大部分工業生產性建筑是封閉的，而轉變成公共的文化建筑，就一定要建立新的公共性。從藝倉美術館到八萬噸筒倉，我們都在試圖處理這樣的問題。藝倉美術館用水平向的挑板來打破煤倉原來封閉的空間，建立建筑和黃浦江之間開放的關系，八萬噸筒倉則是用外掛扶梯來建立建筑的公共性。而在“筒倉”的項目中，公共性的問題顯得更為重要，因為它作為工業遺存的外觀需要得到最大限度的保護，而在使用上，依然要求是兩層，這就需要不多不少的干預。此外，在龍美術館的建造中，大部分空間是新造的，因此我們考慮的是新建的空間和煤漏斗的共存、二者時間上的延續，以及新建的建筑在西岸作為工業碼頭遺址的氣質。

澎湃新聞：在工業空間的改造中，如何讓建筑的“新”和“舊”具有整體性？

柳亦春：整體性可以通過不同的手段來達到。在八萬噸筒倉中，糧倉是舊的，扶梯是新的，它們之間的整體性在于新的就是新的，舊的就是舊的，通過二者強烈的反差來建立一個整體。而在龍美術館中，展覽空間新的傘體與保留的煤漏斗具有相似性，是通過類比來達成建筑的整體性。

澎湃新聞：您認為建筑和藝術之間存在著怎樣的關系？

柳亦春：建筑在達到了一定的高度之后，就成為了藝術的一部分，是藝術的一個門類。現代以前，建筑師很可能就是藝術家，比如達芬奇。現代以后，因為職業分工，建筑師的門類被區分。在現代的這種分離之后，如何思考建筑師和藝術家的工作，是一個有意思的話題。建筑要滿足一種具體的功能性使用，需要考慮很多物質性的東西，而藝術沒有，它是精神性的需求。但是，一個建筑一旦被放置在歷史的長河中，從長時間來看，如果它能被后世所保留，一定是因為它的文化價值，因為它代表了那個時代的建造技術、生活文化，和那個時代具有密切關系。就像今天保留工業建筑，是因為它們代表了工業時代的工業文明，并不是因為貴重，或者空間在今天用起來有多舒服。一旦建筑變成了文化特質的代表，就進入了藝術的層面。任何能夠在歷史上留下位置、并被后世所稱道的建筑都是藝術作品。

澎湃新聞：您在設計公共建筑時，會如何通過設計來引導人們去思考，并且和周圍環境發生聯系？

柳亦春：公共性是一種開放性，同時是一種自由性。如果人走到一個空間里，他覺得空間讓他很自由，不會束縛他的行為，那我會認為這是一個具有公共性的空間。在我的建筑思考里，公共性是和建筑的某種“廢墟感”，或者是無意義、中性化相關的。廢墟沒有主人，當人走到一個廢墟里，他會覺得，自己就是主體，會感覺到一種放松自由的狀態，我覺得這是公共性很有意思的一個方面。所以，在龍美術館和臺州美術館中，你都會發現一種廢墟感。這種公共性是一種氛圍，并不是說這個空間一直是開放的，而是你進入空間后，你的身心是自由的。在設計公共空間時，我會對廢墟有這樣的一種偏好。

澎湃新聞：您在建筑科技大會上說到，建筑實用性出現以后，原有的力量會有些消失，對此應該怎么理解？建筑的意義會隨著實用和裝飾的出現產生一些積極的變化嗎？

柳亦春：建筑的意義可能會發生轉變，這種轉變肯定是積極的，不過角度不一樣。對于建筑師自己，建筑在歷史脈絡里，會有它的意義存在。另一方面，任何建筑都是為他人服務的，在這個角度上，建筑也有它的意義。建筑的意義在于歷史的縱軸與時代的橫軸之間的關系。人們過多地關注建筑的實用性，而喪失對縱向意義的理解。所以我希望把這個東西再提出來，希望人們能夠關注到，在粉刷過的表面背后，依然存在更深層的東西。不要因為裝修，而對內在就無所謂了。建筑內在的結構要美。雖然結構會被磚墻、粉刷蓋掉，但我希望它本身還是美的。

澎湃新聞：在后工業時代上海的城市更新中，您個人喜歡怎樣的項目？

柳亦春：我覺得上海的城市更新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新天地，它是開啟舊城改造的經典案例。和新天地同期的城市更新項目有對蘇州河沿岸倉庫的改造，比如M50、四行倉庫等等，這種更新在某種意義上是自發的，是具有野生力量和生命力的更新，這樣的空間是混雜的，具有很多層次，我更喜歡這樣的更新。但是如今，它們被重新開發，喪失了一些“野生”的魅力。再后來有紅坊，利用廠房進行改造，也是一個時期內城市更新的典型。到了現在，我覺得黃浦江西岸到東岸密集的城市更新的過程，很可能會奠定上海作為一個國際化大都市的新形象。過去人們總是將上海與外灘、法租界相聯系，未來，我覺得這樣的形象會在黃浦江沿岸得到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