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1月6日，全國勞模、原上海第一百貨營業員馬桂寧去世。馬桂寧有個本領——“找他買布、不用尺子，用手一比就知要買多少。一分一毫、一點不差”。馬桂寧服務態度好，業務水平高，即使在退休后也仍會在一線崗位幫忙。“馬派”服務藝術廣受好評，甚至得到鄧小平的肯定。作為一名普通的營業員，馬桂寧獲得了很高的認可。

時過境遷，如今的男性售貨員處境卻與馬桂寧天壤之別。上海財經大學副教授蘇熠慧與洪磊發表在《婦女研究論叢》（2017年9月）的一篇題為：“交叉性視角下的男售貨員性別氣質分析——以上海市兩家品牌店為例”文章，通過對L首飾店和P服裝店的研究發現，低下的社會經濟地位、教育水平以及勞動力與身體表征的雙重商品化使得男性售貨員構建出一種被物化的男性氣質。這種男性氣質與主流所認可的“高收入”“高教育”“掙錢養家”的支配性男性氣質形成差距，從而造成了男性售貨員的性別氣質焦慮。

以下為文章選摘。

研究選取了上海兩個品牌店的售貨員作為調研對象。一個是以銷售飾品為主的L品牌三家門店(調查時間為2015年9月至2017年1月,2017年8月)和另一個是以銷售運動服裝為主的P品牌一家門店(調查時間為2017年7月)。本研究訪問了L品牌三家門店的34名工作人員(包括普通店員和店長)，其中30名女性，4名男性；訪問了P品牌11名工作人員，其中8名男性，3名女性。

L品牌從2010開始招募男性員工。在問及為什么招募男性售貨員，前店長回答道：

這邊金店就有男店員的，你看在門口站著的都是吧。(他們)要提高品牌形象的……年輕的……珠寶行業都是這樣，男生長相都比較好的，一般來說買珠寶的女人都是有點錢的，男的下手容易接近。你看樓上那幾個珠寶都有男的，這樣生意比較好做一點……檔次也高一點的……一般珠寶的話你去看像恒隆廣場這種高檔的，有很多男生當店員的，包括賣衣服的也是這樣，而且男生又高，你就看那種檔次高一點的店，站在門口的都是賣相很好的男生，身材很高的。(201610C)

前店長告訴研究者，男性售貨員通常只在高端的子品牌引入，旨在為較年長的白領女性創造更加有吸引力的購物環境。

P品牌的顧客雖然主要是男性，但店長小李認為P品牌雇用男員工的初衷也是為了吸引男性顧客：

我們是運動品牌，經常來逛的顧客是一些男性，我們選這些看上去陽光結實的員工，代表我們的品牌所提倡的風貌，其實也代表我們很多男客戶所希望的樣子。我們也會有一些女顧客，她們非常喜歡我們這些帥氣的男員工。(201708A)

雖然針對不同性別的顧客，但兩家品牌雇傭男性的初衷都表明，零售業需要的是年輕帥氣的男性身體。這些男售貨員的身體表征被消費和買賣，作為滿足顧客對性和商品的想象而存在，體現符號化的欲望，是一種被物化的男性氣質。這里的“物化”指的是，男性售貨員的人格在勞動過程中被隱去，而身體等物質層面則在商品的買賣中凸顯，并與銷售的商品共同成為顧客消費的“物”。這種被物化的男性氣質具有從屬性，往往與低收入和從屬的社會地位聯系在一起，是一種去人性化的男性氣質。男性售貨員將勞動力和身體表征作為商品出賣給品牌和顧客，他們的剩余價值被剝奪。但是他們與制造業工人的男性氣質又有所不同。在田曉麗和鄧韻雪的研究中，制造業男性工人在工廠內只出賣勞動力，其男性氣質受到資本家剝削和底層家庭性別分工的影響，但對于這些男售貨員來說，他們出賣勞動力和身體表征，其男性氣質受到品牌和顧客的雙重形塑和底層家庭性別分工的影響。

男店員的自我評價

不管是L品牌，還是P品牌，當問及男售貨員對自己工作的看法時，他們首先表示對“銷售”本身的認可，認為“銷售行業是我的愛好”“很喜歡銷售”“銷售讓我學到了很多”，但都不認為自己會長久從事該行業。

L品牌的男店長小趙已經來上海6年，提到未來的打算，他說“要開一家屬于我自己的店……我覺得男人么，還是要有自己的夢想的，創造屬于自己的事業……我未來要開一家自己的店……”(201609B)。同一個品牌的小王也提到將來想改行當“首飾代理”(201708B)。P品牌的小羅也嚷嚷著要去當房產中介。

這些男性售貨員未來打算的背后是對現在工作的不認可以及對品牌所打造的物化男性氣質的排斥。在他們看來，這份工作帶給他們的收入太少，上升空間太有限，與門店外其他男性相比處于低下的社會地位，從而形成了強烈的性別氣質焦慮。P品牌店長小李評價男店員時說道：“我們家招來的年輕小伙子都留不住的。他們覺得錢少。”(201708F)

與門店外其他男性相比形成的低階層地位，讓他們在婚姻市場中處于劣勢，來自婚戀對象的質疑加劇了他們的性別氣質焦慮。

L品牌的小趙成為店長后，工資加上提成，每個月6000元，扣掉稅后不到5000元，在上海勉強養活自己，但難以負擔一個家庭的費用。他總是覺得自己的收入跟同年紀男性相比不夠高，每次相親都不好意思講出自己的工作和收入，對相親對象鄙夷的口氣也格外敏感：

你也知道銷售行業本身肯定沒有陸家嘴的那些辦公室的人的工作體面，對吧，所以你和別人說起來的時候，比如相親的時候，怎么說呢，你是不好意思和女孩子說你是干首飾銷售的。人家女孩子一問“那你是干什么的？”你會非常不好意思，對吧？(201610B)

同品牌的小張工資沒有小趙高，每個月3500元，幾次戀愛經歷的失敗使他深深地陷入男性氣質的焦慮：“你說我是爺們嘛，總是找不到女朋友，一出去跟女孩處朋友，總是要花錢，我就這點工資，省著花嘛，女朋友又不高興了，覺得我不是男人。”(201708G)同店的小王也曾經因為買不起房，女朋友家里不樂意，剛剛分了手，導致覺得自己不夠“男人”。

P品脾的男店員們也有相同的焦慮。小虎是P品牌中較為活躍的男店員，總是在銷售運動服裝時特別積極，但是談到工作和生活中的困境，他遲疑了一下：

當服裝銷售還是工資太低，我出去玩都不好意思跟人家女孩子說我工資多少。人家看我穿得時尚，還以為我賺得不少，知道我工資以后態度都很冷淡。(201708C)

P品牌的小林也表達了類似的煩惱，“我之前談了一個女朋友，工資比我高，每次她給買單我就覺得丟人，后來也分了，之前搞得像吃軟飯的，實在是憋屈”。(201708D)

從兩家品脾男性售貨員對自己工作現狀看法和未來打算，都可以看出他們的性別氣質焦慮。這種焦慮來源于低下的收入、勞動和身體表征的雙重商品化所形成的底層服務業男性的性別氣質——物化的性別氣質——與主流社會所認可的“高收入”“高文憑”“高階層”的支配型男性氣質期待之間的張力。這種張力對他們形成了強烈的壓迫感。當他們無法滿足社會主流的性別氣質期待時，內心便產生了強烈的焦慮和沮喪感。

社會對男店員的評價

店員張大姐在談到對小趙的看法時，這么說道：

正常小青年哪會來賣東西？來的要么是學歷比較低的，沒有其他技能的，我們這個行業，又不是多么高大上的，只要你會講話，基本上都能進來的。另外我們這行小青年(指的是小趙等男員工)忍受不下去的，工資低不說，你談一個女朋友，人家問你什么工作，你想想白領的話多風光啊，但是一說你是銷售員，小姑娘肯定不愿意了，對吧！(201609A)

同年紀的店員阿美雖然和小趙在工作中的溝通較多，并認為小趙的銷售做得很好，但在談到對小趙成家立業的看法時，也流露出一絲擔憂：

男的和我們不一樣啊，我們結了婚不就好了么，安安穩穩過下去好了啦。男孩子結婚要錢伐啦？這筆錢我們這點工資哪夠用啊，怎么養家啊。在上海生活下去也是不容易的……(201609A)

同事時不時流露的這些看法，讓小趙也格外焦慮：

感覺我們那些同事工作輕松啊，反正她們賺多賺少也沒關系，她們找的老公都好有錢的。你說我這樣的怎么辦？同店里的小姑娘都不考慮。(201609B)

女同事對于家庭性別分工的刻板印象無疑增加了男性售貨員的性別焦慮。這些女同事作為支配型男性氣質的共謀者，認為家庭性別分工中的男性應該扮演“賺錢”和“養家”的角色，擁有“高文憑”“高收入”和“高階層”等特征。但是男性售貨員低下的經濟收入和教育程度，勞動力和身體表征的雙重商品化所體現出來的底層服務業男性被物化的男性氣質，與這些女店員所認同的支配型男性氣質存在很大差距。當同一個工作場所內的女店員也認同支配型男性氣質時，這些男性售貨員無疑感受到來自家庭性別分工刻板印象以及背后所隱藏的支配型男性氣質霸權的壓迫，產生對自身性別氣質的不認同和焦慮。

面對性別焦慮，男店員怎么辦

當像小趙這樣的低階層男性遭遇性別焦慮時，他們會采取什么樣的回應策略？研究者發現，每次見到小趙，他都在強調自己引以為傲的銷售業績和自己的工資。他在抱怨自己作為銷售員工資低的同時，也常常流露出對于那些比他工資更低的女性售貨員的優越感。在多次談話中，他屢次強調自己的店長身份和自己遠超他人的銷售業績，并為自己不僅可以完成指標額，還可以用超出的銷售額來幫助“工資很低”的其他員工而感到驕傲。在他的心中存在兩條界限。一條是他與普通女店員的界限,另一條是他與女店長的界限。在第一條界限中，他將自己置于“不可或缺”的地位，通過將女店員描繪為“很多口舌”和“很多是非”來凸顯自己的冷靜和超脫。

從上文可以看出，階層地位過低導致小趙遭遇性別氣質焦慮，他通過與同級女店長和下級女店員劃定界限，并“貶低”和“吐槽”她們來提高自己在店中的地位，從而緩解自己的性別氣質焦慮。但是這種回應策略并沒有對原有的性別秩序形成挑戰，而是與支配型男性氣質發生了共謀。不僅對改變支配型男性氣質壓制其他類型男性氣質和其他女性氣質毫無幫助，反而再生產了工作場所內部的性別隔離和性別不平等。

小趙為了體現自己在店中的社會地位，時時批評他的下級女店員“搬弄是非”，批評他的同級女店長“不負責任”。正是通過他的自我夸贊和對女同事的貶低來鞏固和體現他在門店中的權力。他的工資收入遠高于同級女店長和下級女店員，并且牢牢把控自己在門店中的最高地位。他在交談中還提到男性“位居店長的職位也是理所當然的”，而女性因為“搬弄是非”和“不負責任”而不能勝任店長的職位。在提拔和提薪的過程中，他也較少考慮到女性。工作場所中的性別不平等因此得到了再生產。

此外，店內的女店員不僅沒有質疑和改變這種性別不平等，反而接受小趙的看法，參與到工作場所中性別不平等的建構中。一方面，她們對小趙有很強的認可，“你別看他長的是娃娃臉……我們都很喜歡他，平時我們都叫他靚仔，大家玩得都很好”。另一方面，她們也接受男性員工占據管理層地位，并且比女員工享有更高工資的現實。與此同時，她們也并沒有反思支配型男性氣質對低階層男性造成的擠壓，反而認為小趙應該有更好的“發展”，通過創業來積累財富，以符合支配型男性氣質的要求。

結論

性別秩序是在社會互動中構建出來的。性別不平等的改變既需要女性的推動，也需要男性的支持，還需要其他性別多元者的參與。如果只是女性的性別平等意識增強了，而男性仍然堅持維護舊有的性別秩序，則兩性的沖突和對立增強，性別不平等的改變會變得舉步維艱。

在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男性并非鐵板一塊，位于較低經濟地位的男性會遭遇性別氣質挑戰，面臨著男性氣質的焦慮。中國社會所認同的“支配型男性氣質”往往與“高教育”“高收入”等高階層的“精英”特征聯系在一起，這對廣大中下層男性形成了壓迫感。這壓迫感來源于現實的從屬地位與他們期待中的支配地位相矛盾，造成了他們的性別氣質焦慮。

為了緩解這種由階層地位低下而帶來的男性氣質焦慮，這些男性往往通過在工作和生活中對女性的壓迫來緩解性別焦慮。兩個品牌的男性售貨員正是通過在工作場所中的兩重性別劃界——對下級女店員的貶低、騷擾和對同級女同事的詆毀——來構建自己在工作場所中的地位和權力，從而緩解與白領精英男性相比較而形成的性別氣質焦慮。但也因為他們在工作場所中的性別劃界，導致了性別不平等再生產，鞏固了不平等的性別秩序。

從男性售貨員的性別氣質的研究中可以看出，性別不平等并不是與其他社會結構割裂，孤立而抽象地存在的，而是與諸如階層不平等、城鄉、區域不平等等其他社會不平等交織在一起。因此要改變性別不平等，僅在性別結構內部是無法實現的，而應該同時改變與性別不平等相嵌在一起的其他不平等(城鄉、區域、階層等)。只有從總體性和系統性上進行改變，才能從根本上促進性別平等。因此，要跨越不同學科的邊界，通過從各個方向共同努力，才能更好地打破性別不平等和其他不平等交織在一起的不平等之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