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從黑格爾到海德格爾的哲學家生平傳記學，哲學家的生平就是他的思想，而他的傳記就是他的思想史。準此以談，雖然我很多年前就聽說，韓林合教授所任教的北大哲學系的哲學家們之間是從不談哲學的，然則，我與韓教授淺淺淡淡的交往卻主要是哲學上的“交往”，或者說是與哲學“有關”的交往。

我認識林合教授很晚，要到新世紀之后了。記得那年現代外國哲學學會在“浙里”召開，是在某個分會場的間歇，我跑到玉古路上靈峰山莊門口的咖啡吧里想找杯喝的提提精神，不想瞥見林合教授正一個人沉靜地坐在角落里若有所思。在那一刻，我幾乎是毫不猶豫地上前去自報家門，向他提出了一個問題——我想了解他對于二十世紀分析哲學中事實、事物和事件本體論之“沿革”的看法。之所以有此一問，是因為我的博士論文是做牛津哲學家斯特勞森的事物形上學，我在其中借鑒德國語言分析哲學家圖根哈特的工作，從本體論的角度勾勒了分析哲學與傳統哲學的連續性，并探討了斯特勞森與羅素和奎因在本體論上的糾葛。

那時我的博士論文已經出版，但我似乎仍然關注未能在其中得到充分論述的事實、事物和事件的本體論。林合教授聽了我的提問，顯得很平靜，同時也更為平靜地回答我：這個問題與邏輯學的變革有關，采取什么樣的本體論有時候是邏輯上的需要（大意）。因為我的邏輯一向不靈，從那以后，我就基本上徹底地放下了這個問題，而“專心致志”地做我的“加字哲學”——政治哲學去了。

等到《分析的形而上學》出來時，想起那天的一問一答，我才“恍然大悟”，原來林合教授一直在思考和研究此類問題，說不定云淡風輕地回答我那個“問題”時，這部書稿都已經成竹在胸了。我在第一時間就買了這本書，但是一直要到今年春節前后，因為應邀評論我的一位年長同事的“事的形上學”之需，我才又想起了事實、事物和事件的本體論，于是重新打開《分析的形而上學》，展讀之下，卻覺得頗難掌握，因為林合教授的研究風格是“竭澤而漁”“沿波討源”式的，與我那種“尋章摘句”式的“興會體”殊為不類，可謂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也。

盡管如此，我還是引用了林合教授的相關論述以為佐證，一是區分以對象和事實及其關系而展開的分析哲學的本體論與以個體與屬性及其關系而展開的本體論；二是重新肯定事實、事態和事件的本體論主要是在邏輯哲學層面展開的，而戴維森之所以接受蘭姆西對事件與事實的區分，提出事件本體論思想，也是因為只有假定了事件的存在，才能很好地解釋心靈與身體之間的關系，才能令人滿意地分析事物之間的因果關系。有了這兩個論述背書，我對自己接下來的相關論述就似乎更有些信心了。

2014年前后，因為推薦“浙里”一位學生保研北大，我和林合教授第一次通了電郵。而我也得到了此次“交往”的副產品：林合教授寄給我一冊他翻譯的麥克道維爾的《心靈與世界》。我對麥氏哲學一直抱有強烈的興趣，早年在與龐學銓教授合作“哲學的轉向：語言與實踐”譯叢時，我們就曾將《心靈、價值與實在》這個麥氏最重要的哲學文集列入其中。之所以沒有選擇《心靈與世界》，也是因為這部書當時已經有了一個中譯本，后來聽說這個譯本可以理解地質量不佳，現在得知中文世界最重要的維特根斯坦研究者已經把這部書重新翻譯了出來，興奮和期待自不待言。事實上，在“浙里”和在“優府”，我曾經兩次在我的研究生討論班上使用這個譯本和學生一起閱讀麥克道維爾的哲學。這在我的課程史上還是絕無僅有的事，而我相信第三和第四輪的閱讀也完全是可以預期的。

再次與林合教授聊天已是2017年三月間的北京。其實那次也是在會議間歇，余杭韓公水法教授忽發奇想要帶我瞻仰下小韓公林合教授的研究室，卻臨時發現林合教授當天就在研究室。于是我就在韓公的帶領下來到了小韓公的研究室，亦即無方齋。當然接下來的聊天是我在林合教授之間展開的。彼時的小韓公，顯然已與當年在玉泉靈峰山莊偶遇者迥乎不同，不但早已出版了維特根斯坦研究兩巨著，而且寫出了中哲兩書，分別是解讀莊子和郭象的《虛己與游世》和《游外以冥內》，而我們的話題也是圍繞著他的后兩部書展開的。

林合教授評點了莊學研究的傳統，對當代學人的解莊之作，不乏犀利之詞，而認為自己的解釋框架和概念手段能夠解決現有文本條件下的所有難題，從而把莊子“講通”；在談到他對郭象哲學解釋中的某個得意之點時，更是從書架上取下《游外以冥內》一書，翻到相應的段落，津津有味地念了起來。雖然全程“對話”中基本上都是我在“傾聽”，以至于我的向導員余杭韓公得知我在無方齋待了好幾個小時后驚訝地說：“林合平時話很少的?。　钡?，當林合教授表示自己做中國哲學只是為了換換腦筋，或者往往是在工作間歇或者沒有其他研究任務時才進行的，我還是適時地插了一句：“其實其他時候是在研究哲學，這時候才是在做哲學”。聞聽我言，林合教授不但不以為忤，還會心地笑了起來。

的確，林合教授雖然平時不茍言笑，但其實是個平易隨和甚至有些童真的人。2019年十月，余杭韓公主持的漢語哲學論壇在建德富春俱舍召開。在最后離開乾潭之前，我和另一位愛好野泳的與會者決定一起橫渡富春江。在我們下水的當兒，林合教授正在江邊溜達，見到我們兩個中年老男人在已經頗有寒意的江水里撲騰，忍不住笑開了懷，我于是一邊踩水，一邊也向林合教授嚷嚷了起來：給我們拍幾張照留個念想唄！更值得書寫一筆的是，在離開俱舍返程的船上，余杭韓公率領一眾漢語哲學家祝賀我橫渡富春江成功，而我其時正與林合教授侃侃而談，指點天下英雄，是昌平政法大學的文兵教授為我們留下了難得的合影。

隔年之后，漢語哲學論壇在我平日起居的千島之城舟山召開，林合教授也參加了這次會議，他所提交給會議的是他的最新論文《康德區分了理由和原因嗎》，在某種程度上，這篇論文可以看作是林合教授多年研究維特根斯坦、麥克道維爾和康德的綜合成果，至少就其理論的視域和文本的功夫而言是如此。而在此前的2020年，我的《再論第三種自由概念》一文曾經和林合教授的另一篇關于康德哲學的論文《論康德哲學中的過度決定問題》出現在同一家刊物的同一期上。無疑，閱讀此兩文能夠印證我前面提到過的自己與林合教授那種“殊為不類”的研究風格，也印證了我在另一個場合說過的林合教授是一位正宗的學院哲學家而我自己是一位正宗的山寨哲學家之所謂。

前兩天，我從北大哲學系一位年輕教師那里獲悉，在2008年西方哲學教研室為趙敦華、靳希平和張祥龍三位教授祝壽時，一位以“打通中西馬，吹破古今?！边@副絕對而著稱江湖的段子手教授曾經用對待男女之情的三種態度來比喻上述三位教授做學問的方式。當然，任何比喻都不免是跛足的，我倒是覺得不妨依然用中、西、馬三種歸趣來刻畫上述三位教授的治學路向，至于如何為他們各位“對號入座”，則幾乎也是不言自明的。

據說在那同一個場合，林合教授區分了兩種做哲學的態度，一種是將哲學視為安身立命之道，哲學就是生活；另一種是則把兩者分得很清楚，做哲學就是做哲學，生活就是生活。就正如自由主義的批評者經常會指責自由主義者所主張的優先于善的正當本身也是一種善，其實上述對待做哲學的態度或許本身也可謂一種人生態度，泛泛而言，這里的學術紀律和人生道理應該是從馬克斯·韋伯以來的學術從業者所耳熟能詳的。不過，所謂“道理”和“紀律”在各個從業者身上的表現方式又會是各不相同各具特色的。在林合教授而言，我們固然很難想象他會像是張祥龍教授那樣不但是儒學的研究者而且是踐行者，而對于他選擇莊子和郭象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我們又覺得似乎是自然而然甚至天經地義的。

但是往深里追問，對于像郭象這會通“三玄”的所謂“新道家”，“內圣外王之義，乃向、郭解《莊》之整個看法，至為重要”（湯用彤《向郭義之莊周與孔子》），而在郭象的論述系統中，內圣外王之道是與跡與所以跡之辯綁定在一起的，其當代的一種夸張的扭曲形式就是《三松堂自序》中對于后者的一種等而下之的使用。在這個意義上，《游外以冥內》通過對無心以順有、體與物冥、法萬物之自然（任萬物之真性）和無為的精細辨析，實際上是回到了湯用彤在解讀向郭之莊周義時重新發出的警示：“徒彰其名，仿佛其容，而忘父，忘真性，必不可也”。

五月中的一天，余杭韓公水法教授在一個聊天群里曬了林合教授新譯《純粹理性批判》的書影，在看到我的積極呼應后，韓公慷慨地答應代我向赤峰小韓公求取此新譯本之“天下第一簽”，在韓公的強力加持下，這個“目標”果然得到了實現，林合教授在五月二十八日剛收到樣書就簽贈給我這部新譯。這里所謂“天下第一簽”固然是笑談，不過當我想起林合教授的業師陳啟偉先生多年前在接受訪談聊到自己如何走上西方哲學研究之路時回顧到當年畢業論文選題：“最后剩下了三個西方哲學史的題目：休謨、康德和黑格爾，但是葛樹先同學選了黑格爾，康德則被葉秀山同學選去了，于是我就做休謨的文章了”，就不禁以為，在某種程度上，林合教授之從事西方哲學研究，亦可謂“天下第一簽”——至少，這一簽可以讓我們來見證一種精神的純粹性及其所能達到的高度。

-----

應奇，系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