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吳依涵

編輯 | 吳先之

對于應屆生而言，2022是一個特殊的年份。

2022年全國高校畢業生達1076萬人，相較于2021年增加了167萬人。畢業生規模的上限年年都在刷新，今年則突破了千萬。

據澎湃新聞發布的一則消息稱，“截至4月17日，全國高校畢業生去向落實率23.6%。”不過，現在不少應屆生被毀約，所以事實上這個畢業生去向落實率只會更低。

一面是企業裁員，另一面是接二連三的毀約應屆生。對于這屆畢業生而言，遇上了近幾年來最糟糕的時刻。

撕毀的不是協議，而是應屆生的選擇權

“走出公司大門那一刻，我眼眶里的淚水再也憋不住了，一個大男人就在大馬路上哭著走回了出租屋。”

董曉去年秋招拿了好幾份offer，綜合考慮之后婉拒了其他幾家公司，選擇與深圳的一家科技公司簽訂了三方協議。“今年3月底我帶著對未來無限憧憬只身一人來到深圳，在公司附近找了房子，簽了半年的房租合同。感覺自己全身都充滿了能量，要好好努力干出一番事業。”

入職的第一周他感覺一切都挺順利，和同組的同事相處得也挺不錯。但好景不長，在某個上午HR找到了董曉，約他去會議室。

“一進會議室剛坐下，對面的HR就嘆了口氣。他告訴我，公司因為業務發展，我所在的這個崗位需要調整，而我現在無法勝任這個崗位，讓我趕緊提離職。當時的我被他說懵了，半天沒緩過神來，滿腦子都是我沒有工作了，我該怎么辦。”

隨后，董曉就如一個提線木偶一般，稀里糊涂地在HR的引導下辦了離職。“從會議室出來后我整個人都虛脫了，邁著沉重的步伐回到小組。當時正好飯點，路過的同事還問我要不要一起去吃飯，我當時差點沒忍住哭出來。”

現在公司的校招都已經停止招聘了，留給董曉的機會不多了。他別無選擇，只能離開深圳，這個帶給他一場惡夢般的城市。

回家后的董曉在奔波了半個月后，收到了一份自己還算滿意的offer。雖然薪資與上一家有些差距，不過城市消費不同，加上目前這家公司包住宿，總的來說，差距不是很大。

端午節后，董曉進入公司開始了自己職業生涯，至此這段曲折的求職路算是告一段落。

董曉的遭遇令人唏噓，但幸運的是最終他也找到了一份不錯的工作，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如今臨近畢業，應屆生被毀約的事還在不斷上演。

以前對應屆生有保護政策，對企業而言，招應屆生有抵稅作用。毀約應屆生可能會對企業形象造成不好的影響，不利于以后校招計劃的開展，一般情況下企業是不會毀約應屆生的。

一位負責校招的某企業的HR表示，“今時不同往日，現在整個行業都在擺爛。更何況一些學生即使是簽了三方，也會抱著騎驢找馬的心態去尋找更好的下家，這樣也會造成HR額外工作的增加。其實無論是學生還是企業，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解約的情況發生，只是今年的情況特殊罷了。”

王芳在實習期間被公司勸退而產生了自我懷疑。她還未畢業就提前進入公司實習，僅一個月的時間，公司因不景氣要裁掉一部分員工，“各小組都是組長向上報裁員名單，而我作為小組內唯一的一位新人，也成了小組內唯一被裁的一員。”她覺得肯定是自己平時不夠努力，做得不夠好，所以才會被公司裁掉。

“每年公司都會招一批新人同樣也會有一定比例的裁員，防止公司人員固化。在人員的篩選上，除了高薪干活少的老員工，還會拿新人來湊數，而且裁新人也容易許多。應屆生涉世不深，簽合同時內容都不會多看，裁員的時候隨便給一個理由，對方就稀里糊涂地簽字走人。”

有些人會像王芳那樣自我反思，總覺得是自己的不足導致被公司淘汰。“而老員工就不一樣了，一些老油條把法律條款背得滾瓜爛熟，一言不合就仲裁，有些還會帶動其他人一起挑事。”

所以，HR更愿意處理新人。

被毀約的應屆生建群互助

在6月2號這天，楊超接到HR電話，被告知公司受疫情影響要進行戰略調整，而他應聘的崗位不打算擴充新人，當然責任在于公司，違約金會按照協議約定賠付。

即將畢業的楊超像被人當頭一棍給打懵了，“我知道前段時間有不少應屆生被毀約，也有過擔憂。而現在6月份了，我想一切都已塵埃落定，但現實并非如此。”現在這個環境，楊超能理解的公司裁員行為，但是他不理解的是，為什么要壓到快畢業了裁人，這簡直就是在毀人前程。

早在4月公司就在催楊超寄三方過去，由于公司總部在上海，當時正處于疫情封控期，他的三方一直壓在快遞公司。直到6月1日上海公司正式上班，焦慮等待多日的楊超在當天還查了快遞，看到公司簽收了便放心了下來。結果在第二天，公司就打電話來告知楊超要解約。“公司正常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解約應屆生，這個效率真的一點余地都不給我們留。”

其實，此前楊超還拿到了比亞迪、中建、格力的offer，當時比亞迪還給了他十幾天的考慮時間，“而如今，毀約讓我從互選的關系中淪落為被選者，事實證明，最終自己還是錯付了”。

現在他才明白做對選擇的重要性，有些機會錯過了就真的沒了。

就在同一天，被解約的應屆生遠不止楊超一人。后來他的輔導員告訴他，有兩位同學遇到毫無節操的公司，他們想跟學生解約，但是自己又不提出來，用各種手段逼著學生自己解約，逃避承擔違約金的責任。甚至，有的學生簽的三方協議里就沒有違約金賠償這一項。

據楊超了解，現在他所在的學院被毀約的同學都沒有找到工作，個個都急得焦頭爛額。他最近一直奔波于面試的途中，不過都是一些小公司，自己也不敢把薪資報高了，基本都在原來校招基礎上降了1500左右，“只要有公司要，我就去”。

楊超發現，好多公司明明就還在招人，而應屆生還有一大批沒有找到工作的，但他們不從這些人中選，而是開始招聘23或24屆的提前批了。

后來楊超被拉進一個“應屆生就業互助群”，群內都是被毀約的應屆生。大家在群里分享自己被公司毀約的經歷，有些將內容發布到了網上，一些帖子也被頂上熱榜。

“一位群友在脈脈、牛客上發了帖子。當天晚上，公司那邊的HR就找上門來要求她刪帖，還承諾幫忙推薦到其他部門。之后她又去別的部門再走了一次面試流程，結果要談入職的時候，HR就消失了。”

群里不少人背井離鄉去到一個陌生的城市，原本打算展開一段全新的人生，然而現實卻給了他們一記響亮的耳光。他們有的選擇留下來找工作，不愿就這樣輕易被打倒；有的選擇離開，不想在一線城市卷下去了，也不打算進大廠了。

現在大家一致想法是找個工作先渡過當下的難關，“以前求職，雙方是擺在一個相對平視的位置，這是一個互選的過程。而現在，學生完全就成了弱勢的一方，自己完全沒有選擇的權力，被動地等待著企業的挑選。”

不對等的博弈，早已注定了結局

今年為什么集體拿應屆生開刀呢？

其實，企業為了降本增效已經進行過內部優化了，有的甚至已經裁了好幾批人了。即便如此，一些企業也還未達到裁員指標，已元氣大傷的情況下，其矛頭必定會指向應屆生。

“公司要正常運作，需要的是能干活的員工。而能留下來的，只會是能將公司利益最大化的人。現在的一些企業，當務之急是要活下來，已沒有精力再去增加成本去培養應屆生。”

由于應屆生需要一定時間來熟悉業務，出于時間成本的考慮，裁應屆生不會影響公司正常業務運轉；在人際上，執行者與應屆生也沒有多少的交際成本，裁應屆生與老員工相比沒有人際上的負擔。

一些公司裁員的手段較為惡劣，員工被逼迫式自愿離職。“現在算是看明白了，三方協議的作用只是在約束學生，對于公司而言完全沒用。不僅毀你前程，還要讓你給公司賠錢。”

蘇紅面試過一家企業，也順利拿到了該公司的offer，在簽三方前，她看了看協議內容，被震驚到了。“協議里寫著如果學生違約，在賠償幾千元基礎的違約金外，還要額外賠償到學校招聘人員的食宿、出行、績效、人工成本等導致招聘人員損失的一切費用。”

針對如此苛刻的要求，她當場向HR提出了疑問，而對方給出的回復卻是“這是公司制定的，我們也一直是這樣執行的。如果你不毀約，這些內容也就只是個形式。”

如此敷衍的答案，蘇紅不能接受，“協議是雙方經過協商而制定的共同承認并要求共同遵守的文件。而該企業的協議完全就是一份不平等條約。”以小見大，她認為一份協議都能給別人挖這么多坑的公司，真要成為其員工，未來還不知道有什么在等著自己呢。

然而，能做到如蘇紅這般謹慎的學生少之又少，更多的則是拿著協議就簽字。

“個人與企業之間本來就處于一個不對等的關系中，原本學生能拿著一紙協議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幾千的違約金對于企業而言不痛不癢，但對于學生來說是好幾月的生活費，這看似對雙方同等具有約束的協議，其實被約束得更多的是學生這一方。”在蘇紅看來，這種不對等在今年的畢業季被無限地放大了出來。

對于企業越來越高的要求，員工或求職者基本只有被動地照單全收，然后在同事或競爭者之間瘋狂“內卷”。

而那些被資本“拋棄”的人在以后的日子里該何以為繼?